五一节过后，收到中央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刚刚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4册），立即翻阅了一遍，特别仔细阅读了第一册（增订本）的有关部分。阅后抚卷，说百感交集有些夸张，但确是感触良多。

一、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急学者之所急

首先，我是带着感激之情来参加座谈会的。在去年8月上海的“50年代的中国”学术会议上，大家对廖心文的论文很感兴趣，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文章引用了大量中国档案，那多是一些前所未闻的材料。会上谈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在编辑《刘文稿》，廖说，原计划全部编辑工作完成后一次推出（据说这样经济效益较好），还要等好几年。我提出，能否先出版一部分，以解学者无米之炊的困境。廖答应考虑。没想到8个月之后，《刘文稿》前4册就出版了。真应该感谢文献研究室的同行，能够急学者之所急。如果说档案文献是历史研究者的食粮，那么我们的档案馆和文献研究室就是学者的衣食父母了。特别是在目前国际学界在冷战史研究中大量使用美国、俄国等其他国家档案文献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处境尴尬，心情尤为迫切。以我个人的研究为例，3年前我写《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时，虽然跑了几个省市和厂矿，收集了不少地方档案，但大多反映的是基层情况。至于高层决策过程，只能利用俄国档案。其中有关中苏双方的协议或会谈，无法利用中方的文件，总觉得别扭。如果现在来写，情况就不同了。去年外交部档案馆开放，披露了一些文件（如1949年8月中苏两党关于苏联专家待遇的协议等），这次《刘文稿》出版，翻看了一下目录，涉及苏联专家的就有37篇文件，其中第一册即有18篇（新版增补9篇）。如中苏有关专家待遇的协定，以及初次来华专家的人数等等，都有新的材料。看来，我的书是可以修订再版了。

二、振奋：许多课题研究可以开始启动了

刘少奇文稿的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毕竟在文革前十几年，刘是中国政坛的第二小提琴手。因此，从《毛文稿》第一册出版至今已过去18年，迟迟未见《刘文稿》面世，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1998年出版的《刘文稿》第一册就文件内容和数量而言多少有些令人失望）。这在国外学者中早有议论，特别是在冷战史研究领域。以中苏关系研究为例，中苏同盟的发展和兴衰与刘少奇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他在中共担任要职后，曾4次访苏，都是在中苏关系变化的关键时刻：第一次是在中苏建立同盟关系前夕（1949年6-8月），第二次是在中国开展全面学习苏联运动之前（1952年10-12月），第三次是在波匈事件期间，那时中共第一次当面批评苏联（1956年10月），第四次是在中苏同盟关系出现危机的时刻（1960年11-12月）。这4次访苏的详细情况，以前只有回忆录和俄国档案，现在终于可以从《刘文稿》中看到中国档案了。还有，50年代刘少奇在党内负责处理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及其事务，因此刘文稿出版的价值在冷战史研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这4册文稿中仅涉及与越南共产党关系的文献就有120篇之多，且有的一篇又含数件（如“关于1950年初胡志明访问中国和苏联的电报”就有7件），相信这会激起不少学者的创作热情。5年前美国翟强教授那本关于中国与越南战争的专著（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在国外已经享有盛名，不过，他看到《刘文稿》后，想必也会考虑修订再版的问题。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在这次出版的4册文稿中，直接与冷战史研究有关的档案占三成以上，这确实是令人振奋的。说句实话，我本人关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课题迟迟没有启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等待《刘文稿》（和《周文稿》）的出版。总之，《刘文稿》的出版（虽然还只有4册）不仅在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是一件大事，也必将引起国际冷战史研究学者的极大兴趣。

三、遗憾：文献编辑的原则和规范之运用

阅读之后，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主要涉及的是编辑文献的某些原则和规范问题。首先，我不知道这次公布的文献在中国保存的相关档案中所占的比例，不过，从我个人收集的俄国档案看，有关这一时期的刘少奇文件有17件（见附件），其中在《刘文稿》中完整公布的只有2件，差距似乎大了一些。顺便说一下，其余15件多是刘与苏方的谈话记录，按说中方应该存有文件，不知为何不见披露。其次，关于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谈的追记稿，本来有6个问题，这次只公布了1个问题。根据第41页的注释所言，那几个问题“均为斯大林的谈话”，这应该就是删节的理由了。但1949年7月18日电也是斯大林的谈话，这次修订再版却从初版的注释变成了正文，似乎又不在乎讲话者是谁。无论如何，刘少奇这次访苏与中苏结盟及新中国的未来发展之间关系极大，如果研究者能够知道斯大林谈话的详细内容，就会进一步搞清当时苏联对中共的选择究竟有什么影响，有多大影响。类似的删节，编选者或许并不经意，但往往会使研究者陷入迷宫。如《毛文稿》第一册公布的1950年10月13日致周恩来电，删节了“真日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一行内容，岂不知这短短的几个字，恰恰就是目前在中俄两国档案中判断10月11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电报是否存在的唯一证据。还有，文献研究室编辑《文稿》很重视注释，其中文献资料含量很大，价值不菲，学者对此早有关注。《刘文稿》亦如此，如中组部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批语，仅一行9字，而注释就整整3页（见第一册第397-400页）。不过，有个问题应该注意，即作为文献的注释，即使是名词注解，最好不要反映编者的价值判断，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客观性和学术性。况且，在历史研究中，材料的真实性是客观存在的，而很多价值判断则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四、联想：国外相关档案近期的开放状况

《刘文稿》的出版也使我联想起目前国外相关档案的开放和出版情况，讲一讲，或许对文献研究室的工作有助。俄国档案馆最近几年的管理趋向紧缩，国外学者很难在那里找到期望的文件，个中主要原因是他们要自己整理出版。比如，继1937-1945年中苏关系档案出版后，1946-1949年的文献（含2000多件）也已经付梓了。以后的编辑和出版计划还不清楚，不过学者并不十分担心，因为在此之前俄国的有关档案已经对国外开放过，我个人目前收集的有关中苏关系的档案就装订了18卷（约700余件），这还不算朝鲜战争档案（共27卷）中涉及中苏关系的部分。顺便说一句，所有这些档案我已经复印两份，分别存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且目录也全部上网（www.coldwarchina.com），以供研究者查找。与俄国的紧缩政策不同，东欧国家的档案一直处于全面开放状态。很多国外同行告诉我，他们那里有大量涉及中国和中苏关系的档案，我最近收集到的一批波兰和匈牙利档案就很说明问题（正在翻译出版）。很长时间以来就存在一个问题，由于中方的档案不开放，涉及中苏双方的活动和文件，学者在研究时只能利用对方的档案（如赫鲁晓夫1958年和1959年访华的会谈记录），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至于国外档案的解密尺度，美国档案机构的把握应该说比较成熟。我们在即将出版的《国际冷战史研究》第2辑上将发表一组美国新近解密的档案，其中一件竟是1973年美国援助中国对苏联实行核反击的具体作战计划，由此可见一斑。我想，我们的档案解密和出版工作是否也应该经常留意这些动态，否则闭门造车说不定哪一天就要陷入被动。

五、期待：进一步加快档案文献出版的步伐

最后谈点期望，有句戏词唱道：“早也盼，晚也盼，只盼着深山出太阳……”，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文献研究室同行的努力，很多中国学者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原因很简单，在目前的中国档案管理状态下，存放在中央档案馆的中共高层文件犹如水库里的滔滔蓄水，而《文稿》、《文集》、《年谱》就是唯一的闸口。这一点，我个人在研究中是深有体会的。明年就是波匈事件50周年，我已经接到通知，东欧国家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特别希望有学者讨论波匈事件与中国的关系。但这里还有许多没有解开的历史谜团，如10月19日尤金到底向刘少奇提供了什么信息，刘少奇访苏期间是否与波兰人举行过会谈，在10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刘少奇究竟是怎样向赫鲁晓夫建议的，等等。如果中国学者能够利用自己的档案解答其中一二，想来是会在国际论坛上为国争光的。外交部的档案明年初有望开放到1960年，不知《刘文稿》明年能否编到1956年，我满怀激情地期待着。相信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于《刘文稿》以后几册的出版也都在翘首以待。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