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沈志华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故事；而这些故事，自人类行为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大部分埋藏在浩瀚的档案文献中。什么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就是把过去人类经历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现在的人们。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责任就在于揭开历史真相，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发掘、梳理和解读原始档案和文献，唯有如此，人们才能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历史，了解自己的过去。这是一个自古以来被中国史家遵循和推崇的简单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逐渐步入现代化的今天，这种信念似乎已经被许多人遗忘了，丢弃了。其实，人类社会越是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就越需要了解历史，了解文明的演进。这里就包含着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老生常谈”在这里也许还是必要的。

冷战国际史（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是近十几年来在国际学界异军突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其最重要的标志和特点就是研究者广泛收集和利用各国的解密档案文献，努力重现以往被铁幕遮蔽的历史真相。而在目前中国的世界史和国际政治范围内，能够在同一水平与国外学者对话的，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1]笔者想结合这一研究领域的种种案例，谈谈档案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以及对中国档案开放和利用的一些感受。

开放和利用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

除了远古时代，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形式上大体可以分为文字史料、口述史料和影像史料三类，而文字史料中又有档案、文献（经过整理的档案）、报刊、书籍等，其中最原始、最重要的应属档案，因为它才是第一手的史料，是其他一切文字史料的源泉。史学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即3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才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这种说法的依据就是世界各国档案法规定的解密年限大体都是25-30年。因此，档案的开放和利用是历史研究的前提。

10年以来，冷战国际史研究新成果之所以层出不穷，首要推动力应是俄国档案文献的大量解密和广泛利用。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尤其是曾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在大范围内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已经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2]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资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以至对一些基本史事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众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近几年，俄国档案管理趋于紧缩，但东欧各国的档案馆又为国际学者的综合利用打开了方便之门。[3]更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也于2004年对社会和国外开放了。[4]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以1956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可以找到中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遗憾的是，在中国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描述和解释历史，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笑和担忧了。

关于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众所周知，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从而表明了中苏结成同盟的明显倾向。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与中共秘密接触，甚至接到了北上面见中共领导人的邀请。同时，在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后，苏共同意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此前斯大林曾多次婉言拒绝毛泽东访苏）。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表明中共的立场？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刘少奇究竟是何时访苏的，但因此事没有做过公开报道，研究者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找到答案。1991年出版了师哲（刘少奇的俄文翻译）的回忆录，内称刘少奇一行是7月2日出发去莫斯科的。[5]于是，学者们便推断，毛泽东在中共代表团出发前发表的这个宣言，就是为了向莫斯科表明中共积极靠拢苏联的立场，为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见定调子或做铺垫，以便取得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其结果，自然是放弃了与美国进一步接触的机会。[6]但1996年有关档案文献的披露，完全推翻了这种看法。俄国公布的“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工作日志”和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清楚地表明，6月27日夜间，刘少奇与斯大林已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成功的会谈。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并且几乎答应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甚至还主动建议中共提前进军新疆。[7]所以，毛泽东是在了解到斯大林的积极立场后，才下决心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有了莫斯科的支持、援助和保护，毛泽东就不是那么关心和顾忌美国的态度了。[8]由此可以做出的推断是：第一，在中苏结盟的过程中，中国在客观上处于更为有力的外交地位；第二，毛泽东公开指责美国和拒绝走第三条道路的前提是已经与苏联确定了同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