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档案文献必须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档案本身就是历史。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之初，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媒体。不少人以为，多年封闭的保密文件一旦开放，许多历史真相就会立即大白于天下，似乎档案解密本身就可以揭开历史谜团。这里包含了人们良好的愿望，也存在着极大的误会。殊不知，历史文献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且不说要在浩瀚的故纸堆中寻觅可以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如同大海捞针——这需要历史学家事先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付出辛勤的劳动，就是真找到了几件核心史料，也还需要研究者参照和对比其他已有的史料，进行认真梳理，缜密考证，如此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里也举一个案例。

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命令解放军炮击金门，在台湾海峡引发了一场危机，这是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紧张的重大举动。作为同盟国，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征求过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或向莫斯科通报过信息，关系到如何评判莫斯科对此事做出的反应，以及当时中苏军事合作关系的状况。笔者查阅了有关研究著作发现，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事前向苏联通报了计划炮击金门的消息，但却都没有说明这个论据的出处。追根寻源，笔者看到，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刘晓1986年出版的回忆录。刘晓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问及炮击金门为何事先不通知苏联，中方答复，已通过苏联军事顾问把此事通知苏联国防部了。后来，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公布了，经查证，刘晓的说法是出自10月2日会谈记录中毛泽东的说法。有了这样的档案依据，似乎就可以证明以往的结论的正确性了。但是笔者仔细考察后发现，还有更多的档案依据证明情况恰恰相反。吴冷西回忆录引证的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的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引证的毛泽东在1959年9月30日与赫鲁晓夫的谈话记录都表明，毛泽东曾亲口说，炮击金门的行动事先没有通报苏联，更没有与之协商过，甚至一句都没有提到。此外，在炮击行动开始前二十多天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与他进行过4次谈话。经查证这几次谈话记录，中苏领导人根本就没有谈起远东国际局势的问题，更没有提及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鉴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毛泽东在采取行动前没有向莫斯科请示和通报，但为了制约美国可能的干预，毛泽东又有意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是中苏协商的结果。至于毛在9月30日和10月2日两次会谈中的不同说法，则是因为不同的会谈气氛使然。[9]这个案例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克服一种心态，即当研究者发现了一件他长期寻找和期待的档案后，往往会感到兴奋，并迫不及待地依据这件档案做出相应的结论。如果不采取谨慎的态度，仔细进行对比、考证，即使利用原始档案，同样会做出与史实大相径庭的推断。

除了对档案内容的解读外，鉴别档案的形式也很重要。档案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就已经公布的俄国档案而言，包括会议记录（又分为速记记录和工作记录）、电报、信函、报告、决议草案、条约文本等等。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文件都是同等重要的，不过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有时需要按不同层次区别对待之。例如，中国的许多论著都认为，1950年的中苏同盟条约最初是中方起草的，经苏方同意后形成了最后文本，其根据是毛泽东（1月25日）和周恩来（2月8日）分别发给刘少奇的电报。尽管这里的依据也是原始档案，但是这两封电报所反映的只有当事人的说法，这显然是不够的。要确定条约的作者，最重要的当然是找到条约起草时的文本，而上述论著的研究者都没有提供中方起草的文本。笔者也曾试图在中国的档案馆寻找有关文件，但始终没有收获。与此同时，笔者却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大量条约的文本。这里不仅有苏方1月6日至22日共7次起草和修改的有关同盟条约的俄文文本，23日苏方交给中方的俄文文本，以及24日中方修改后又退还苏方的译本，还有关于31日周恩来与米高扬商议条约文本的情况报告。所有这些文件都证明条约最初是苏方起草的，而中方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至于周恩来修改了条约的名称等说法，更是没有史料依据的传言。两相比较，自然是俄国档案对于所要回答的问题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实际情况是，1月初中苏达成签订新约的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开始布置周恩来访苏及其他准备工作，斯大林则组织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并立即投入到条约及各项协定的起草工作。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言，在提交中国代表团之前，苏方共修改了七稿，1月22日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并于1月23日双方会谈时交给中方；中方研究后做了简单的文字性修改，于24日退还苏方，苏方基本没有再改动；此后双方又交换过一次文本（均未改动），并加以确认。[10]在笔者看来，除非中国档案能够提供中方最初起草的条约文本，否则这个问题就没必要再争论下去了，需要的只是解释和分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为什么要在电报中采取有违事实的说法。

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依靠不断发现新的档案

历史没有终点，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未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指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逐步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的，而这种认识的基础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反复研究的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研究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以及不断增加的构件反复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历史研究中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某些核心档案的缺失，历史研究者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无法拼装完整的图像，无法讲述完整的故事，而只能等待新的档案文献的问世，因为他们必须遵守一个准则：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朝鲜战争是冷战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过去人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和斯大林对于朝鲜统一问题的态度，1990年代中后期，俄国档案披露了5月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访华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9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对驻苏使馆报告所做出的决议，以及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给苏联驻朝鲜使馆的电报。由此得知，在1949年9月之前，苏联和中国都希望北朝鲜不要急于通过武力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而1950年1月底之后，斯大林为金日成开放了绿灯。但是，在此期间3-4个月内，苏联和中国的立场是否发生了变化，人们还缺乏了解。后来又发现了一件俄国解密档案，即11月5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其中谈到：“鉴于您的10月21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电报内容，我们认为必须通报您，我们支持针对你们所说的问题的那种意见，同时我们将依照这种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11]在这里，毛泽东来电究竟谈了什么意见，莫斯科将向朝鲜提出什么劝告，都没有说明，研究者也只能根据事态的逻辑发展进行猜测。[12]直到2005年俄国学者又公布了一些解密档案，才把这一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在10月26日莫洛托夫为斯大林起草的一封以副外长葛罗米柯名义给毛泽东10月21日电报的回电中，讲明了背景情况：“我们赞同您的意见，目前，朝鲜人民军还不应实施进攻行动。我们也曾经向朝鲜朋友指出，他们拟组织的朝鲜人民军对南方的进攻还不能付诸实施，因为，无论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进攻行动都没有充分地准备好。”“在我们看来，目前朝鲜朋友在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应该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开展游击运动，以及在朝鲜南部地区建立解放区和全面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