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一批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及背景情况的考察，也充分反映出，正是档案文献的不断出现推动着历史研究的步步深入。笔者在《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中，根据当时看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1948年9月8日林彪致函斯大林，要求派遣100余名苏联经济顾问到中国。斯大林没有反应。12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又通过苏共中央在北平的代表科瓦廖夫提出了新的要求，把来华苏联专家的数量增加到500名。莫斯科仍然没有答复。于是， 1949年1月陈云和周恩来又把聘请专家的人数分别减少到338名和328名。但此后几个月，再没有任何相关的史料出现。直到1949年6-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有文献显示，毛泽东要求第一批来华苏联专家最好与刘少奇同行。于是，刘少奇回国时，便有220名（一说250名）专家随车来华了。[14]这里的“历史”又中断了：1949年上半年，特别是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后，中共的要求有什么变化？提出的来华专家人数到底是多少？后来的结果与中共的要求有多大差距？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2004年中国外交部档案开放后，笔者仔细搜寻，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连接历史链条的环节。毛泽东在1949年6月9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谈到，经过对“中央计划、财政、经济组织机构”的讨论后，“已比较准确地确定了我们所需要的苏联专家的数量及其专长”：中国在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共需要600多名专家，并要求1949年6-8月先派来258名。电报还列表提出了拟聘600多位专家的具体专业。[15]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楚了。显然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1949年初对西柏坡的秘密访问加深了中苏两党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便提出了派遣更多苏联专家的要求，而斯大林则基本上满足了中共的要求。
所以，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档案文献进行考证和分析，并耐心地等待和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档案资料，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一位英国史学家的名言的确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16]
谨防落入档案文献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
档案学家和历史学家经常会遇到有关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质询，这的确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其实，一般人们所说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都是指后人是否会删改甚至伪造档案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发现和听说有这种情况发生，尽管销毁档案的情况是有的——这里又有技术性销毁和政治性销毁的区别。作为历史研究者，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把握档案“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另一种情况。这就是：档案作者本身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对历史过程的观察来“制作档案”的，有时出于某种需要，档案作者也会在起草历史文件时留下言不由衷的记录，即如卡尔所说，有些历史文件很可能是其拟定者“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17]这里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至联合国连续通过了几个美国提案：6月25日下午（美国东部时间）安理会通过的议案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动，北方军队撤回边界自己的一方，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组织实施这一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美国决定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6月27日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