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史实，笔者曾做出推断，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对中苏有关东北权益的协定不满（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苏联将失去中长路和旅顺港），为了保证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才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金日成应在美国不干预或来不及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取得胜利。至于要求中国对这一行动的认可，一则是考虑到中苏同盟关系和中国在亚洲革命中的责任，二则是万一出现美国的干预可以指望中国对朝鲜提供支援。[29]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断，但其基础确是已经掌握的史实。而根据上述历史过程，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以下推断：一、斯大林早在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时就计划发动朝鲜战争；二、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甚至希望美国干预这场战争；三、斯大林当时就已经算定在美国介入战争后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30]

其三，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反应迟缓，并面临两难选择。战争爆发的当天，6月25日下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兰·柯克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是星期日，外交部的领导人都不在莫斯科。[31]6月26日晚（美国时间27日中午），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私人午餐会，这是苏联人在抵制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政治联系。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马立克中间。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询问苏联代表是否准备参加，并说：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格罗斯听后脸色煞白，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因为苏联代表出席会议，无疑将使用否决权。但此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32]6月27日一整天，美国大使继续设法约见苏联外长，但始终未获成功。下午5时，柯克派人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请求苏联政府向北朝鲜施加压力，停止军事进攻。[33]6月29日赖伊向苏联通知了安理会27日的决议。[34]直到这个时候，莫斯科才正式做出反应。同一天，苏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会见美国大使柯克，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事件对美国备忘录的声明。声明说，对战争负责的应该是南朝鲜当局，苏联政府将继续遵循不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而苏联政府无法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是因为美国拒绝中国出席，其结果使得安理会不可能做出具有合法效力的决定。[35]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赖伊，莫斯科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7日的决议。[36]苏联政府如此迟缓和平静的反应以及在此后所作的公开声明表明：第一，苏联对这场突发的战争并不感到意外；第二，莫斯科坚持认为苏联代表的缺席会使得安理会做出的一切决议都不具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说的是实话，尽管已经毫无意义）；第三，关键的问题是，莫斯科只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如果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必将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不使用否决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苏联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苏联才会对返回安理会的“邀请”（赖伊）和“期待”（哥特瓦尔德）采取沉默和回避的态度。后来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只是现实让斯大林意识到，苏联的缺席并没有对联合国成员国执行安理会决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苏联因置身联合国之外而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

由此看来，斯大林的事后解释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文过饰非。总之，档案文件中的白纸黑字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档案作者或当事人的说法，那么就会掉入档案文献的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因此，当研究者得到了他多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印有“机密”或“绝密”字样的档案文件时，万万不可匆忙依据这些档案文件的字面含义做出结论，而忽略了追本穷源。

档案文献往往需要以口述史料作为补充

作为历史研究，不能孤立地和简单地使用口述史料，因为人的记忆是会出现误差的。如果研究者没有运用档案文献对回忆录和当事人的记述进行鉴别、核查，那么就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历史误会。这是历史研究者的常识，但这并不说明口述史料就不重要，恰恰相反，在历史研究中，口述史料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冷战国际史研究来说，收集史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当事人进行采访，或广泛寻找当事人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