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料可以作为档案文献的补充，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口述史料的两个功能：第一，帮助研究者解读档案文献；第二，在档案文献缺失的情况下，填补某些历史链条的空白。
档案文献自然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录，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仅仅查阅那些白纸黑字会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描述就能起到帮助研究者解读文件的作用。例如有关1956年10月刘少奇到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讨论波匈事件的情况，俄国档案公布的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速记记录尚未公布）就非常简单，只有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如“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形式上有时有匆忙做出决议的情况”，“他们带着准备好的决议来到这里”,“同苏共中央团结一致的保证”等。26日会议的记录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关于罗科索夫斯基一点是很关键的”，“哥穆尔卡太过分了”。[38]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回忆录就很重要了，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档案的文字记录。师哲在两次会议上都做刘少奇的翻译，根据他的回忆，刘少奇在会议上的发言长达两个小时，主旨是一方面在分析危机爆发的原因时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错误，一方面表示中共要维护中苏团结，无论出现任何情况都保证与苏共站在一起。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至于26日会议的记录，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刘少奇和赫鲁晓夫的共同看法：哥穆尔卡要把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排挤出波兰党的领导核心是中共和苏共都不能接受的。[39]
还有一件趣事更说明问题。笔者曾在新疆伊犁档案馆发现了一个文件：1962年伊犁自治州党委在全州开展“三一”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40]笔者当时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十几年，新疆的少数民族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档案文献本身没有提供答案。后经过采访当事人才得知，从40年代起至1958年，伊犁地区的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一直使用的是苏联版本的教科书，以至孩子们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北京在哪里，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41]如果没有当事人对历史背景讲述，研究者实在难以猜测个中的原因。
此外，与档案文献相比，当事人通过其个人的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除了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还也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述的历史场面鲜活起来。美国学者凯佩尔在研究苏联在华专家这一课题时，就把俄国有关档案文献与专家本人的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在莫斯科报纸上刊登广告的方法，凯佩尔招徕了30多名曾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他们的回忆和感受，加深了作者对俄国档案文献的理解，也使得作者对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场面的描写显得生动活泼。[42]
口述史料有时候还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有些重要事件，可能根本就没有留下档案记录，如1950年10月5日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据知情者说，当时为了保密，不允许与会者做任何记录，甚至用仪器检查了整个会议室。[43]当然，更多的情况是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因此，研究者只能利用当事人的回忆来弥补这一缺陷，尽量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例如，在朝鲜战争研究中，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疗养地的会谈，是考察中苏对出兵朝鲜态度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但直到2005年之前，学者尚未见到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文献——中方当时没有做记录，而苏方的记录则一直找不到。好在参加会议的苏方译员费德林和中方译员师哲以及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都有关于这次会议的回忆录，尽管他们之间的说法各异，但毕竟给研究提供了考察的线索。否则，在描述中国出兵朝鲜这段历史时必然会留下令人遗憾的一页。[44]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最终的判断还应该有档案文献做依据。后来，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联名电报的公布，终于让研究者可以对黑海会议的结果做出正确的结论了。[45]
总之，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印证，相映成辉。正因为如此，各国冷战史研究机构都很重视研究口述史料。如1997年在北京举办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专门邀请当年毛泽东的两名译员李越然、阎明复和苏共中央两名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杰柳辛（Л.Делюсин）、库利克（Б.Кулик）到会，当场解答与会六国学者的提问。2003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冷战中的中国与东欧”国际学术会议，则邀请了一批东欧国家驻华外交官和中国驻东欧各国大使进行对话，并接受学者的提问。这些做法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并在国际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