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丝毫没有抹杀档案公布的作用和功能，更没有责怪档案整理者的意思——他们的辛苦工作是得到研究者广泛认可和赞同的，即使10月2日电报的真相也是在他们的帮助和努力下才得以查明的，笔者只是想客观地说明：仅仅依靠官方公布档案而不对研究者开放档案馆，可能会引出不小的问题。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档案与历史的关系，那么或许可以这样说：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可见，历史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档案的解密和发掘。因此，历史研究者迫切希望中国档案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又会反过来促使和推动研究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如此循环往复，经过档案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逐步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卷。
[1] 详见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 关于俄国档案解密及其利用的情况介绍，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俄国主要档案馆情况简介》，《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余敏玲：《俄国主要档案馆现状简介》，（台北）《近代中国》2000年第140期。
[3] 在这方面，美国历史学家Vojtech Msteny主持的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NATO and Warsaw Pact）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详细介绍见：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编：《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一辑），2002年3月，第174-176页。
[4] 中国各省市档案馆对外开放的时间更早，但可惜的是那里的外事档案大多不允许学者查阅。或许，外交部档案的开放有助于打开这个禁区。
[5]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96页。
[6] 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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