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批判口述史学；恽前程访谈录；援越防空作战

[提  要]  本文介绍了美国“批判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并运用此方法，以协助越南防空作战为案例，对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福空参谋长的恽前程同志访谈录、有关档案文献材料进行了综合整理和学术评估。

关于“批判口述史学”问题

“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的乔·奈（Joe Nye）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首创的，其最初的定义为，两个或多个前竞争对手或敌手对以往的冲突事件进行回顾性思考的方法。自1990年以来，美国布朗大学托马斯·J·沃特森国际问题研究所(Thomas J.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成为应用这种新的观念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基地。[1]

与传统口述史学注重于单纯向受众叙述往事不同的是，“批判口述史学”要求将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所述史事做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这种特点，使得口述历史已不仅局限于史料学的范畴，而且还具有了方法论的功能，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言之，它的定义应当更为宽泛，即，可以超越对手和敌手回顾与思考的限制，推及口述历史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项目，无论由狭义还是广义上观之，都更有必要引入这种观念。

可以说，“批判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是当事人回忆、档案文献考辨、学者评估三者之间的一场智力游戏，通过这种互动式研究，弥补各自的缺陷：以访谈录补充档案文献遗漏、缺失的内容，或给文字资料补充血肉，使其立体、生动起来；以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订正口述历史的差误，或为回忆人遗忘的部分做接续和补白；最后由学者对档案文献和访谈记录进行综合整理，勾勒出史事的背景，并做出客观的评述。勿庸置疑，游戏的结局是史学研究的深化。据笔者了解，近几年来，美国从事越战史研究的学者即颇为重视使用这种方法，他们会同前越战政策的制定者多次与其越南对手举行会议，就战争各阶段政策的出台、越美和谈等问题进行再探讨，辨明了一些史事，解决了不少存疑问题。这不仅对于越南战争的探赜索隐十分有利，而且对于我们所承担的外交口述历史课题也颇有借鉴意义，毕竟无论中美、中日，还是中苏或中越两国，都曾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敌对历史，倘若经费允许，分课题组织昔日对手中的见证人和研究人进行小规模的对话活动，势必大有裨益于此项目的深入开展和完成。[2]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项目·中苏关系口述历史”课题组在进行采访、综合整理及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视使用“批判口述史学”的方法。2001年11月，笔者与季萌同学就中苏关系与援越抗美问题访问了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福州军区空军参谋长的恽前程同志[3]，他的谈话内容有不少涉及到中国方面协助越南防空作战的问题，笔者即以此为案例，做了一次互动尝试。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本课题组成员沈志华最近所著的《苏联专家在中国（1049-1960）》一书（即将出版），也是通过这种研究方法完成的。该书稿充分利用了课题组对中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西方学者对苏联专家的采访资料，以及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并在综合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评估。

有关当事人的回忆

    《恽前程同志访谈录》节选[4]——

恽老：1961年美国插手南越。越南北方部队经“胡志明小道”进入越南南方。1963年，我们支援越南的基本上是轻武器装备。到1964年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后，中越双方领导人共同商量了抗美斗争问题，主要的，一是为了越南北方部队到南方作战后，我们要帮助填补空当；二是要防止美国轰炸海防，进攻河内。如果发现美国军队入侵北方，我们马上就过去。

当时我们的一个高炮师部署在中越边境地区，空军派去了一个防空专家组，成员有广州空军司令员、空七军军长、高炮部队参谋长、福州空军副参谋长、雷达兵部副部长等几个人。1964年5-6月，专家组同周总理一起赴越。行前陈毅同志接见了专家组。陈老总对参加接见的越方人士说，你们希望的没来，不希望的来了，因为有政治问题。

专家组在越南北方考察情况。那时，越南的雷达发现不了目标，高炮打不了，防空空军没有经验。专家组了解情况后向国内汇报，我们国内又派出100多人的高炮、雷达、司令部指挥系统、机场以及飞行方面的专家。其中司令部这一组实际是包罗万象的。其他的高炮、雷达等组，帮助越方训练人员，历时半年。这样，敌机来了，越南的防空部队可以看到了，高炮知道怎么瞄准了，机场知道如何维修了。

此后，我们准备派兵，将两个空军师部署在云南、广西。当时考虑的是，如果美机轰炸越南北方，可能会入侵中国。我高炮三师、一师进入中越边境地区，我方做入越准备；防空三师、一师、十八师、九师等进入云南各机场，备战；还有地空导弹部队。我方与越方的雷达、气象、飞行等部队情报往来，互相通报消息，建立系统关系。那时我们考虑，美国如果轰炸我们，一是炸云南、广西，一是可能使用原子弹。空军当时做反轰炸准备，做反空降、拦击准备。地面部队，陆军部队也做准备，修机场等等。

1965年2-3月，空军专家组撤回国内。防空作战部队真正进入越南是在1965年的8月份，高炮三师先进，实际上是6个团，任务是保卫从河内到友谊关等地的铁路交通线，保卫沿线的重要目标。高炮部队入越打了3年零7个月的仗，击落、击伤敌机100多架，活捉150几人。美国的无人驾驶飞机一是从南越，一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我们打下来十几架。美机进入我们领空的次数很多，真正打到的有一二十次。美机主要是侦察机，轰炸机没有来过。美国的B-52从南越起飞不了，一般是从菲律宾、关岛起飞。1965年美国的B-52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是地毯式的炸，子母弹，杀伤力大。

机场修好后，原来我们的飞行部队要进去，因为越南的飞行队伍只有几个团，力量不强。毛主席没有同意，说，飞行中一通话，美国就知道了，那就是我们与美国直接作战了，而我们需要稳定的环境。所以，我们的空军只在中越边境地区候着，一旦我们的陆军决定入越作战，我们的空军就跟着进去，否则不进。

我高炮8个师入越，以后轮换，功劳不小。航空兵7个师在中越边境地区做准备，也很好。部队需要打仗，军事指挥员也轮战。

1964年我到云南边境检查战备情况，去了蒙自机场等处，也到广西，南宁等地走了一趟。因为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已经将战争扩大到了那里，我们不能不考虑战争对中国的威胁问题。派我去检查时，上级指示说，如果见到不行的地方、有漏洞，就采取补救措施。

印象里，那时我们在云南的祥云、保山建有航校，越南空军有40-50名飞行员在那里接受培训。训练结束后，这些飞行员驻在蒙自机场。这两个航校实际就是专为培训越南飞行员的，越南的飞行团当时从我们的蒙自等机场转场作战。

美国在越南战场使用的“百舌鸟”导弹，杀伤力很大，我们就研究对付它的办法，后来，它只发挥了3%的作用。又如我们打下U2飞机后，进行研究，找到打它的方法，美国就改造，我们打下来再研究、再打，美国继续改造…，如果这样一直打下去，我们的电子作战技术不会比美国的差。不打仗，就没有了研究的对象。

1964年部队搞防突然袭击，空军是重点，就是要顶住敌人的三斧头，要保证国家有半年的时间进入战争准备状态。空军当时的任务是保卫首都，对可能发生的突袭要保证从几线进行抗击。第二是反空降，空军有这个准备。中央提出防突后，空军专门做了研究，估计敌人会从什么方向来，认为美国人会由菲律宾、泰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上过来。记得五几年我们打下一架进入我东南沿海上空的美国飞机，特别高兴，起草了一份声明稿，写明一架美机被我击落，送给周总理。总理看后改为：不明飞机入我领空，被我拦击后向东南方向逃窜。当时，我们打下美国飞机后，美国200多架飞机在我东海的上海一线飞行示威，这可能会引发大的事件，上海有遭到轰炸之虞。而经总理修改过的这个声明发表后，我们再打下美国入侵的飞机，他就退了。我们变被动为主动，这就是总理外交策略的高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