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尽管越南方面这时已十分倚重苏联的军事援助，但是，中国的援助毕竟更为直接，也更为快捷，越南需要中苏两国持续不断地伸出援助之手，以对付美国这个强大的敌人。为此，他们时时注意减少中苏双方发生矛盾冲突的机会，以免使自己处于尴尬地位。对中苏援越防空部队的分工安排，即可见他们的这种用心。而对于中国方面来说，无论从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需要出发，还是在国家安全上感受到苏联大军压境的威胁使然，保持对苏联的敌意已是不可逆转的态势，因此，中国既不会与苏联携手共同援越，也不愿与苏联在援越问题上发生更多的接触。这样，越南方面做出的这种安排，是中国方面能够并且乐于接受的。其实，中国不仅不能与苏联同居一个屋檐下，而且连运送援越物资都不愿与苏联同走一条公路。即如1972年夏，中国方面在建议越方增辟公路运输、开辟新的线路时就曾要求说，中国援助的导弹应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过境军事物资分走不同的公路。[17]

至于访谈录中提到的苏联想在中国建立“空中航线”问题，指的是1965年2月25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根据柯西金访越结束后制定的新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通过苏驻华使馆向中国提出口头声明的一段事情。该声明要求1、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和其他现役武装人员4000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如昆明机场），供苏的一个米格-21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扎500名苏现役军人，用以保证机场的安全；3、在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米格-21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为了进一步表明此项要求的迫切性，苏政府又于2月27日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事情很急，他们应越南的要求，要用45架安-12飞机空运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去越南。[18]

3月10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答复苏联政府说：苏联提出的军事计划超出了通常的军事援助范围。对于第一条要求，中国以越南方面并不赞成苏联的作战部队进驻越南为由加以拒绝。关于第二条建立空军作战基地的要求，中国则强调，按照苏联通知的米格-21飞机的飞行距离，把昆明作为作战基地，根本起不到保护越南领空的作用，故此也回绝了。而对于第三条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于2月28日回复说，大规模空运不符合苏联主张的绝对保密原则，建议改为陆运。此时再次重复说明，苏联给越南这么一点武器和作战物资，却要派苏联飞机长期在中国领空飞来飞去，这不仅不能吓退敌人，还会立即暴露给敌人知道。并指责说：像这样的重大行动，没有经过越、中、苏三方协商，是强加于人。苏方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苏联、越南三国置于目前就开始对美国公开作战的地位，这将使当前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形势复杂化。[19]

对此，苏联方面的反应是，由苏联领导人特意在3月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上披露说：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紧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新的十分可笑的借口。他们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完全看成了“想控制越南和中国”的企图。他们竟不为这种荒诞的论断害羞，似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几百人“可以控制”有6.5亿人口的中国。苏方还进而责备说：由于中国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有用铁路运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不过经我们的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20]

对于苏联的指摘，中国外交部虽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开表态进行驳斥，但认为，为了消除苏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向有关人士吹吹风，由中方涉外人员在同国外左派和中间派人士的谈话中澄清事实，说明：苏联在“莫斯科分裂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所谓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的谣言攻势，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反对中国”。但谣言的影子只有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中国认为这批武器空运不好，也无必要，建议陆运，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对越南需要，而且苏联同意给的军事物资，中国无不全力以赴，予以协助。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关于这一点，越南同志知道，苏联同志也知道。事实总是推翻不了的。而苏联歪曲事实，诬蔑中国阻挠他们援越，是一种预谋的反华行动。[21]

上述事件，从一个方面反映了6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援越行动上被动配合，双方矛盾尖锐、冲突不断的实际状况。[22]

三、1964年5-6月陈毅接见赴越防空作战专家组时对在场越方人士说，你们希望的没来，不希望的来了，因为有政治问题。对于这条回忆材料，笔者后来曾再次询问恽老。恽老认为，陈毅的意思是，越方以为周总理来接见，结果陈毅来了。但据笔者的分析，倘若如访谈录中所言，周恩来是与专家组一起赴越的，[23]那么陈毅的言外之意实际应是，越南希望中国支援作战人员，而中国顾虑自己对越南问题的“过分热心”[24]会加重越方的戒备心理，故此只派出了专家，没有满足越方的需求。毕竟，由于地缘政治、历史、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问题等因素的影响，中越之间始终隐含着某种程度的隔阂，而这条材料则表明，即便在双方关系密切的时期，隔阂也不会完全消除。

随着中苏关系的分裂、敌对乃至对抗，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的反苏路线，而且态度强硬，这实际助长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倾向。[25]即如黎笋后来谈到的：虽然越南能够同时与中国和苏联进行联系，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很难，因为我们当时在很多事情上依赖中国。中国迫令我们与苏联疏远关系。黎笋认为：如果苏联和中国不是相互争吵的话，美国就不可能这样猛烈地打击我们。在中苏双方彼此对立的情况下，美国人就毫无顾忌了。如果中国人和苏联人彼此联合的话，说不定美国人就不敢对我们动武了，不敢以这样的方式进攻我们。越南、中国和苏联都帮助过老挝，美国很快就同老挝人签订了条约，他们不敢再派遣军队，而且还允许老挝人民革命党参加政府，他们就不再和老挝人打仗了。[26]

特别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着手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时，越南方面的抵触情绪愈益强烈，加之苏联的离间作用，中越之间的裂痕加深，越南最终投入了苏联的怀抱。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后开始联合对抗苏联，越南则同苏联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和中国。

事实上，在亚洲冷战的框架中，参与其间的两大同盟或集团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强国为首，各自强调同盟或集团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国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的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就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实际也是如此。

总之，通过对中国援越防空作战这例个案的互动式研究，笔者颇有收益。在这场充分调动思维，用档案文献对回忆材料提供的史实、线索进行条分缕细、考辨剖析的智力游戏中，笔者的研究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