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01829

年5月21日)

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

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

苏共24大对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形势极为关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党的最高机关——党代会就个别国家的问题做出特别决议，还是为数不多的。关于越南问题由苏共代表大会做出特别决议，这是第二次。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中，称印度支那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热点”之一。这一切表明越南以及整个印度支那在苏共的国际活动中占有何等地位。对于我们，重要的是预见印度支那所有事件今后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能对这一地区施加什么样的影响。

在党代会上的报告中也确定了我们的政治路线，即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解决越南问题的纲领，促进印度支那的政治协调，在武装斗争中与和平劳动中，越南民主共和国今后仍然能够得到苏联兄弟般的支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共二十四大有关印度支那的决议向我们指明，现在越南劳动党在自立的道路上已经强大巩固，党的路线总的来说(虽然尚为缓慢)正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越南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中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已经拥有相对来说更大的可能性在这一地区确立我们的政策。并不排除印度支那有可能成为我们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何况除越南而外，在这一地区我们目前还没有其他什么人更可以依靠。

关于我们目前在越南具有较为有利的前景这一点，可以越南劳动党近几年在其立场中所发生的两大进展为证。第一，自1968年起，越南劳动党不无成效地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切斗争形式——武装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形式相结合。第二，越南劳动党现在对苏共的政策更加能够理解与接受。这一切都是不容置疑的进步。

当然，我们还远远不能说我们将来在越南和印度支那实施我们的路线有可能会容易些。这个地区是各种最为对立的影响与倾向的焦点，在这方面抱有任何幻想都是绝不应该的。何况越南劳动党在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中还有许多尚待克服的消极方面。

印度支那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军事的和政治的极度紧张状态，以民族解放运动的各种力量为一方与以美国及其盟国，首先是印度支那各国的反动政权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范围的扩大。如果事态仍然继续朝1970年和1971年初那样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越南劳动党未必能够长期顶得住那样的战争速度与规模。印度支那其他解放力量(越南南方的、老挝的以及柬埔寨的)就更加不可能承受。因此第一位的任务就是阻止战争进一步激烈化和扩大化。这一点似乎已为越南同志所懂得和认清。正如黎笋同志指出的，在现阶段，他们不希望战争升级并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西贡入侵老挝的军队于今年3月受挫之后，军事行动似乎消停下来，但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却又活跃起来。

在巴黎，朋友们对停火和战俘问题作了若干说明。老挝各战斗力量之间已经恢复了联系；越南同志已经与西贡政权的某些人士建立了接触。与此同时，尼克松宣布在1971年再次撤军10万人。如果事态真能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战争激化的危险性就有可能减弱。随着美国军队的撤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某些人滋生着一种黩武情绪，酝酿着在1972年给予“决定性打击”和“推翻尼克松”的构想。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会重新激化。

目前，在印度支那已经形成了各解放力量斗争的统一战线，覆盖着越南、老挝与柬埔寨的全部疆土。这一战线的主导力量，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拥有一百万人的武装力量。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才得以打破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尽管斗争因而大大复杂化，并给印度支那所有解放力量造成了严重困难。虽然1970～1971年的军事行动仅在老挝和柬埔寨两国展开，但是越南同志认为主要战线是越南南方，因为在那里对峙着斗争各方的主要力量。

印度支那解放力量在顶住柬埔寨与老挝境内的军事压力以后，在1970～1971年“旱季”的结束阶段给予越南南方北部诸省、下寮和柬埔寨等范围内的敌军以显著的打击，明显地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而且在某些方面则改善了在战争中的地位。爱国力量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粉碎了侵略者切断“胡志明小道”的企图，从而保证了连接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越南南方、老挝与柬埔寨各解放区之间的交通线的相对安全。此外，不久前在下寮“越南化”的西贡军队的一支相当大的集团军被击溃，严重削弱了西贡军队甚至凭借美国的支持，与爱国武装力量对抗的能力。从越南乃至整个印度支那各个方面抵抗斗争今后发展的前景来看，所有这一切对于解放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印度支那各国，相互对立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正进行着一个分化与集聚的过程，一个各种内部政治矛盾深化的过程。在越南南方，朋友们最近一个时期正在开展政治斗争，将越南南方的城乡居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最大限度地削弱西贡政权的政治基础，达到孤立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并将其排除于政权之外的目的，从而在西贡建立“和平政府”，并进一步建立临时联合政府。越南同志竭尽一切可能粉碎“越南化”与“绥靖”计划的实施，将工作深入到政府人士、社会团体、军队中去，与西贡的各种政治与宗教派别建立接触，并安排与之合作。越南同志保持着与反对派活动家杨文明将军联系，此人目前被认为是今年秋季即将进行的南越大选中最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之一。越南朋友眼下还没有就对他的态度确定官方的立场，但是，显然认为在与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的斗争方面，杨文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物，在他一旦掌权的情况下，可以与他进行有关临时联合政府的谈判。越南人竭力阻止在当前执政联盟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广泛的反共联盟(这一点美国人正在逐步得逞)，并竭力以一个由各政党和各团体组成的民族主义联盟与之对抗。在这方面，他们特别寄希望于与佛教徒，尤其是集聚于安广佛塔周围的佛教徒之间的合作。

越南同志日益认识到在敌人营垒中开展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可以看出朋友们对于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中日益增强的作用，对于越南南方各工会组织扩展联系的必要性，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在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中，由于对越南南方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西贡周围、湄公河三角洲等)失去控制；由于敌人实施“绥靖”行动的结果；同时也由于西贡政权(在国会等)的合法反对派大多数目前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还持相当保留态度更谈不上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等情况，朋友们遭遇到大量非常严重的困难。反对派只赞成在支持西贡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政权的同时与阵线对话。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积极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活动，给予他们政治与物质上的援助，保持与他们的密切合作。这一合作关系近年来在以越南劳动党、老过人民革命党和柬埔寨人民党之间直接全面的互相支持为基础形成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框架内得到了巩固。印度支那各国解放力量不断增长的团结的外部表现是，在广州举行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西哈努克1970年5～6月和1971年1～2月，老挝人民代表团1970年10月以及宾努1970年11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这些力量在军事方面的密切协同行动显示在美国——西贡下寮战役期间。

现在，河内已成为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各国解放阵线交流意见，协同行动与合作的中心。老挝人和柬埔寨人总的来说，承认越南人在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中的主导地位，与越南劳动党保持一致，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依靠它丰富的经验和支持。然而，有时越南同志对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过于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态度、将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从属于越南利益的明显企图，造成了老挝和柬埔寨的朋友们暗中的不满情绪。在越南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也曾发生过某些分歧，例如在对待“越南化”的问题上，南越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它的实施对于解放斗争的未来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威胁。但此类负面现象迄今未对印度支那各民族解放力量之间的统一行动造成严重影响。印度支那解放运动队伍中的向心倾向无疑超过离心倾向,而这一情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不会改变的。

越南同志维护着自己在印度支那事务中的方针，目前并不急于对在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框架内的各解放力量进行组织定型的工作。他们显然对于根据党的路线与老挝朋友和柬埔寨朋友在直接合作的基础上目前所达到的相互协作的程度，对于他们在印度支那解放运动中所取得的主导地位，眼下还是满意的。

越南朋友认真考虑到中国的因素，它是印度支那半岛事态发展极其重要的因素；考虑到中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中加强自己影响的意图，这一意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年来遭受到了挫折。在印度支那政治军事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北京领导人企图将自己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独特方针强加于人。

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及时认清了北京的图谋，包括利用建立所谓“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达到自己目的的意图，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一样，在其框架中，中国利益传导者以及与越南人抗衡者的角色都落在了西哈努克的身上。印度支那的同志们事实上拒绝了北京和平壤建立五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他们审慎地对待西哈努克关于召开一个类似广州协商会议的新的印支协商会议的提议，明显地回避在印度支那事务中与西哈努克实现比现在更密切的协调与保持步伐一致的必要性。

在对外政策方面显而易见的严重失误，在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世界舞台上威望的下降，迫使北京不得不对自己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方针做出某些修正。北京在印度支那的政策开始有了明显的和缓和某种程度的灵活，其表现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显示性地提供了一笔1971年补充援助；公开承认越南南方和临时革命政府的纲领是协调越南问题的公正基础，进而间接地“恢复”巴黎谈判，以及周恩来今年3月对河内的访问。在北京采取了诸如此类的步骤以后，中越关系似乎开始有些热乎起来。越南同志看来产生了某些幻想，以为中国人可能开始在更大程度上为他们着想，考虑他们在印度支那的利益。但是，越南人的希望很快便由于北京领导人对美国的调情而产生动摇。越南同志把这看成可能是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新的磨擦的开始，是中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中施压的再起。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朋友的策略是，在非原则问题上表现出与中国人达成妥协的姿态，而在对自己比较重大的事务中，首先是在协调越南及印支问题的事务中，避免对他们做出让步，捍卫自己处理此类事务的独立性。

越南朋友在竭尽一切努力从军事、政治与外交诸方面解决越南与印支问题的同时，也把实现这些任务与接受援助，首先是外援，主要又是接受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的道义和物质的支持相联系。在苏越关系进一步顺利发展的道路上，苏共24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代表大会对越南及其他印度支那人民解放斗争所给予的道义——政治支持受到了朋友们的高度评价。他们期望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支持将会更为加强。但是，与此同时，越南领导人也极力保留解决越南与印支问题的特殊权力，阻止——至少在现阶段——各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参与协调印度支那事务。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越南人也就无意在与苏联交换有关越南与印支协调问题的意见与信息方面再向前迈出信任的一步，无意与社会主义各国进行充分的协同动作，尤其是在对外政策的领域内。

越南劳动党领导为赢得确保在尽可能充分满足自己要求的基础上协调越南及印支问题的有利国际条件，将其对外政治活动的目标定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停止印支半岛战争的斗争统一战线。越南同志为达到自己对外政治活动的目的，首先是利用社会主义各国的声望与支持，并竭力将世界的，尤其是已解放国家的公众舆论的同情争取到印度支那解放运动这方面来，并促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站到自己这一边。越南人明显地扩大了与国际上民主公众组织的联系,在美国社会各不同阶层中也开展着一定的工作。

越南朋友的主要要求是美国军队完全撤出越南南方。由于美国总的来说对此并不反对，因此越南人就将自己的全部努力放在敦促美国人宣布彻底撤出自己军队的日程表上。美国人为确定准确的日期提出了先决条件，即停息在越南南方对美国军队的战火，开始与美国进行有成效的谈判以及讨论战俘问题。越南方面迄今为止提出的是在1971年6月30日以前完成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国军队。现在朋友们提出了更加建设性的建议。看来，如果现在另外确定一个较晚的期限，越南人也会感到满意，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目前重要的是确定这样一个日期的事实本身。可以设想，朋友们也完全可能同意将美国撤军的期限定为半年甚至还更长一些。

越南同志的一个原则性要求是将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排除于政权之外，因为这个集团被认为是不适宜于与之就协调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当然，西贡政权将会有类似杨文明将军这样的较为温和的领导人，他们能够导致在越南南方建立所谓的“和平政府”。如果这样一个政府“承认致力于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话，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就准备与之进行有关在南方组建以三方(1/3为爱国力量——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1/3为现政权的各界代表，1/3为中立的政治与宗教派别的代表)为基础的临时联合政府的谈判。临时政府可以安排越南南方的大选，然后再把政权移交给“正式的联合政府”。越南同志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他们希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活动在越南南方合法化之后，随着临时联合政府的建立，能够把越南南方相当多的居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大选的结果又会导致正式的联合政府的建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预期，越南北方和南方将会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内建立起彼此间的紧密联系，并且进入关于国家统一的谈判。这样一来，在一定的时期内，越南就不得不保持分割状态，这是对1954年关于印支问题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大选之后立即统一国家这个基本原则之一所做出的令人瞩目的让步。

越南人对于自己同意停火提出的先决条件是，一方面“美国政府宣布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和军事人员的日期；另一方面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与西贡政府之间排除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就组成“临时三方联合政府”达成协议。此时，与美国军队停火和与西贡军队停火是分别进行的，因而预料可能出现越南南方的交战行动仅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与西贡部队之间进行的局面，例如，在美国人单方面停火，撤出交战行动的情况下。

越南人把讨论战俘问题与达成停火协议联系在一起，放在美国宣布全部撤出自己军队的日期之后。双方都特别看重美国战俘——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和在越南南方被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俘虏的军事服务人员。朋友们认为美国人是犯下反越南人民罪行的人，对他们的战俘地位表示怀疑，显然要释放这些美国人将取决于对监禁于越南南方集中营和牢狱中的所有政治在押犯的大赦以及对轰炸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损失的赔偿。

越南同志原则上承认在越南问题协调过程中国际监督与监察的必要性。这一点可由他们对越南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的态度证明。他们希望保留这个委员会的机构，尽管其活动现在实际上已陷于瘫痪。越南人强调应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但他们又认为这些协议已不能反映目前越南出现的形势，在当前局势下，个别问题甚至可以不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办。

越南人并不排除以后再召开类似1953～1954年关于越南或整个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国际会议的可能性，它可以保证所取得的政治协调的实施。在将来也不排除召开印支各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会议，以协调地区问题。然而目前，朋友们坚决反对任何有关协调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认为这样的会议预先就注定要失败。他们只赞成召开那些能确保支持印支各国人民斗争和谴责美国侵略的会议。

越南同志也反对让联合国参与印支问题的解决。越南问题在政治解决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可能出现在印度支那对协调老挝和柬埔寨问题有利的局面。显然，老挝问题的解决在回到1962年日内瓦协议的道路上将是现实可行的；正是根据这种精神，由苏发努冯在今年5月致梭发那·富马信中提出的老挝爱国战线关于在老挝进行政治协调的两点新倡议是经受得住检验的。至于在柬埔寨的协调，根据一切迹象判断，在很多特征上将是与未来在越南南方的政治协调相似的。越南同志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在老挝与柬埔寨进行协调的纲领，但是在现阶段他们显然不愿意看到老挝或柬埔寨先于越南达成协调。越南同志极力强调没有越南的协调就不可能有老挝和柬埔寨的协调。

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认为，随着越南问题的解决，将有可能讨论那些在他们看来目前还仅具有“理论兴趣”的问题：东南亚国际关系新体系组织；使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中立化；在亚洲的这一地区建立无核区等等。对于我们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越南同志也持相似的立场，据可能的判断，这个建议在他们看来对当前没有多大现实意义。

可以预见，要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还要历经相当长时期的斗争和谈判。迄今为止，各方都拒绝一切由对方提出的政治协调倡议；由于各自立场的重大差异，双方眼下都无意采取任何具体步骤，而惟有在具体步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着手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

以下陈述几点导向性及实践性的意见：

1、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舆论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虽然国内对我们不友好的势力也活跃起来，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保持同时与苏联和中国结盟不变，但是也出现了发展和巩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新机遇。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某些对我们有利的情况。苏联党政代表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应当成为本年这一趋向的重大事件。

2、近些年来，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独立自主的倾向、探寻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越南具体实践更正确结合起来的倾向日益增强。例如，在文化领域正进行着独特的越南化过程，亦即是清除那些贬低越南文化民族尊严和独特风格的毫无用处的中国和法国积淀。越南劳动党日益坚决贯彻执行加强独立自主的方针。对这种意向我们看来必须继续加以支持和鼓励。当然，个别情况也存在着发展成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危险,但对此可以进行斗争。

在这方面对于越南同志来说最为敏感的当数印度支那问题。我们似乎可以明说，越南劳动党作为印支各国人民斗争中的主导力量，在解决涉及这些国家的有关问题的过程中既应独立自主，同时又应与老挝人民革命党和柬埔寨人民党密切结盟。

对于越南劳动党来说，另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可以肯定，越南劳动党依靠苏联顶住了中国领导人的粗暴压力。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做出让步，表面上同意越南劳动党关于协调越南问题的纲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当然，中国领导人绝不会放弃改变越南劳动党的方针，使之朝着合乎自己需要的方向发展的企图。从去年春季起，他们变化策略，开始向越南人送秋波。即使这样，中国人眼下也还是没有捞到预期的效果。不久前，毛派分子又给越南同志上了新的一课，毫不顾及他们的利益，采取了与美国人亲近的步骤。越南人不便公开反对中国人的这些步骤，但采取了一些间接的措施，用同样的形式也可以对他们在这方面给予支持。

3、认真考虑一些新措施以提高和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南亚的地位，这应当说是合乎时宜的。例如，在东南亚的宣传问题方面可以提供我们的援助；安排在外交部的层次上更加系统地交流关于这一地区各个国家形势的信息，而在党的层次上则可以交换有关东南亚各共产党内部状况的意见。交换意见与信息的结果便可能产生越南劳动党有能力付诸实施的建议。

最近一年，越南同志以谨慎的形式重新提起原印度支那共产党纲领中有关建立印度支那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论点。这个问题是极其微妙的，但未尝不可将他利用于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

4、在整个战争期间，越南同志都在致力于实现建立支援越南人民、而现在已包括支援整个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的世界统一战线的思想。这一战线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而苏联为此比任何其他人，其中包括越南人自己做得都多。目前的任务是扩大这个团结的战线。在这方面还可以做不少事情。例如，越南劳动党应该摒弃在筹备世界反帝大会这件事情上的旁观者立场。这方面还应对越南劳动党另外再做一些工作。

5、至于进一步帮助越南劳动党消除模糊观点、在许多问题上甚至是错误观点的问题，则应当更积极地吸引其他兄弟党来做这一工作，更密切地协调我们的行动。目前，华沙条约各国已协调了支援越南人民斗争的共同立场，但在具体问题上我们注意到仍存在着不同点。越南人虽然谨慎行事，但确已开始利用社会主义各国在具体问题上的差异。事情的这种发展是极为不幸的。

6、在经济、文化、军事，以及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合作的其他形式的领域内，大使馆都经常提出自己的建议。这里我们只想简单地谈一谈某些个别的意见。

我们的经济援助已经成为加强苏联在越南地位的巨大杠杆之一。很快我们就将面临由短期(每年)援助朝着有计划的、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的任务。我们已经积累了在越南进行经济活动的经验，制定出了合作的形式与方法。只是希望我们参与援越的经济组织更好地了解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政策，不要让经济与技术的援助脱离政治路线。我们已经用解决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制定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这一问题的实际行动充实了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这是很有裨益的事情。

在军事合作的领域内，对我们来说合乎时宜的事情显然就是继续重新装备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援助在接近我们的、较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武装力量建设。对这一问题正在准备国防部层面上的个别建议。

7、根据苏共二十四大通过的“给印度支那人民以自由与和平”的号召，就更加要求加强我们对印度支那军事政治事件进程的影响，对以政治手段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影响。必须努力使越南同志充分懂得现在应该设法阻止战争的激烈化与扩大化，政治协调已经是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主要手段。下面(在其他各点中)将展开这一基本论题。在这方面，苏联党政代表团即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有许多事情可做。

8、如上所述，越南同志已着手积蓄力量，准备在1972年“旱季”期间在越南南方开展广泛的攻势。这一攻势还正好安排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其目的在于“推翻尼克松”，按照朋友们的想法，这定将为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协调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难道就不会适得其反吗?我们认为恰当的办法是委托驻美国大使馆、近邻和远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并在必要的时候发表我们的意见。越南人冒的风险太多、太大了。

9、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向越南同志阐明，在反击美国侵略的同时，必须将事态引向协调，始终将外交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制定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新的倡议和途径的过程中，似可与越南人讨论将美国撤军问题与建立越南南方临时联合政府问题区分开来的合理性。一系列迹象表明加以区分是明智的。这样的划分以及制定各个别纲领所提出的每项任务的实现途径，似有助于推进以和平手段进行协调。

10、应该说服越南同志，一切斗争形式的中心应是美国撤军问题，与以临时联合政府更换西贡政权的任务似可分开解决，根据可能甚至无需美国人参与，而作为越南内部问题处理。既然在西贡政权的领导人物中间出现分裂，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倾向于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谈判，那么以越南自己各方之间进行直接接触为基础，就协调的某些问题达成协议的努力就一定有成为现实的一天。

同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双方代表之间进行秘密会晤也不无裨益，这是美国人的建议。在这类会晤中，可以讨论诸如停火、战俘、美国撤军之类的问题。

11、考虑到(今年10月)南越总统大选，需要劝说朋友们提出和平、消除美国霸权，以及进行社会经济改造的新纲领。这会有助于在大选中动摇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的地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1967年的纲领已被遗忘，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过时，而众所周知的十点纲领又尚待进一步确切说明。

12、越南同志似乎开始明白，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抛弃了停火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他们稍为缓和了自己的立场。可以劝告同志们用停火的主张来武装自己，并且更加明确地表述这一主张，借以动员新的力量支持协调工作。

13、当初越南同志说，他们在一定阶段愿就从越南南方撤军的问题达成对等的协议。这个问题是协调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可能应该建议越南同志以某些方式让美国人了解这一点，从而促成美国撤军。

14、似也应考虑一下就被俘美国飞行员的问题可以采取哪些新步骤。例如，在对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的破坏获得相应赔偿的条件下，为换取在西贡的政治在押犯，可允诺摘除俘虏的罪犯标签，将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条款用在他们身上，并保证在达成协调时释放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

15、近几年来，越南同志已不再反对利用联合国讲坛揭露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似可以就为印支各国人民斗争的利益，扩大利用联合国的问题交换意见(向本届联合国大会提交集体控诉和谴责美国的决议案)。

16、根据我们的意见，应当采取措施扩大与老挝人民革命党和爱国战线以及柬埔寨人民党的接触。这些党接近越南劳动党并形成东南亚的兄弟党群体，在很多问题上与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不相一致。

应建议越南同志鼓励柬埔寨朋友过渡到不仅利用武装斗争的策略，而且也利用其他的(政治的、外交的)斗争形式的策略。

17、显然还需要与越南人就现在如何对待召开类似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的新国际会议的意见交换看法。在我们看来，在当前条件下，对召开新日内瓦会议的意见也不宜断然拒绝，在将来，那样的会议可能会有好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进行着共同的斗争，在一定阶段肯定会出现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达成政治协调，就必然要求国际保证，而这一点只有一个有关国家参与的会议才能办到。

18、就印度支那各种问题在高层与越南同志进行详尽商谈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因此，在这种例行会晤中，妥当的做法是，协商一致，责成双方外交部进行会晤并讨论整个范围内的问题，交换信息与意见。此时，正如早先多次强调的，越南同志应自己做出决定，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他们该如何行动。

19、在与越南同志的工作中，极其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在印度支那事务中苏联路线的一贯性和国际主义原则与北京政策的自私自利特征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前者再一次得到苏共二十四大令人信服的确认；后者则由近一时期出现的中国意欲接近美国的明显迹象所证明。但是，当然，始终应当考虑到越南人的微妙处境。在这方面有两条措施值得注意，必须一贯实行：有针对性地向越南人通报苏中关系的状况；请越南劳动党继续起到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中介作用。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И．谢尔巴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