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11441

给苏驻越大使的指示

（1955年5月18日）

拜会胡志明同志并向他通报尤金同志和比勃罗夫斯基同志谈话的内容(通报已专电发给您)。

谈话得让胡志明同志明白，根据比勃罗夫斯基的报告，大张旗鼓地利用越南当前的形势，巩固在民主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坚持反美立场和支持国家民族独立的社会力量是适宜的。为此询问胡志明同志，越南朋友认为采取哪些补充措施是必要的，是否需要我方提供什么援助。

告诉胡志明同志，因为越南朋友在南越做工作有丰富的经验，最好能得到他们关于南越形势尽量全面的信息。

告知他，我们现在正在采取措施，准备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国家揭露美国在越南破坏日内瓦协议，支持反人民集团，反对南越爱国和反帝力量活动的文章。

告诉胡志明同志，已经向我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发出指示，向周恩来同志通报尤金同志和比勃罗夫斯基同志谈话的内容。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12

 

 

SD11442

莫洛托夫就南越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5年5月19日）

当前，美国人在南越加强了将法国人从越南排挤出去的活动。美国人极力破坏法国的经济地位；频繁做工作，将法国人从军队中赶走，在一些最重要的岗位上任命自己的顾问；不仅广泛收买某些政治活动家，还收买许多团体，巩固其政治影响。南越政府军和宗教派别的军事组织发生的许多著名的军事冲突，都反映出美国人和法国人矛盾尖锐，国内某些政治集团内讧加剧。

南越当前的形势，有利于加强主张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国家、站在反美立场和主张国家民族独立的南越社会力量。越南劳动党中央根据南越的形势，已经在今年4月1日通过专门决议，对国家这一区的党的地方组织的活动做了指示。

但是，我们也发现，特别是根据拉夫里谢夫同志的报告和尤金同志与波兰驻越南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代表比勃罗夫斯基的谈话，南越在实际执行劳动党中央的指示方面有严重的缺点，对美国的侵略政策揭露很差，也不彻底，与此同时，美国却在大肆进行反共、反苏和反华宣传。

我们越南民主共和国朋友利用南越目前的形势，在国家的这部分做一些必须的工作，特别是1956年7月即将举行的选举，显得很不得力。

根据以上形势，我们认为建议越南朋友特别注意在当地开展工作，活跃和团结那里的爱国和反帝力量是适宜的。

苏联外交部认为，宜委托尤金同志就这一问题与中国朋友，维诺格拉多夫同志与法国同志谈一次。委托波诺马连科同志与波兰朋友会谈，希望通过他们驻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得到定期的、尽可能全面的关于南越形势的信息。

АВПРФ.ф.06,оп.14,п.12,д.170,л.1—2

 

 

SD11443

莫洛托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5年5月26日）

今年5月19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电苏共中央。来电称，今年5月16日法国军队的最后一批分队从海防周围撤出，越南人民军部队从南越向北越的调动也同时胜利结束。日内瓦协议关于越南问题的重要阶段因此也宣告结束。

为此越南劳动党中央深切感谢苏共中央在这一困难时期所给予的全面援助并希望在苏共中央的帮助下，克服在下一个斗争阶段执行日内瓦协议政治条款中的困难。

考虑到随着海防撤军标志执行日内瓦协议军事部分已经结束的重要性，苏联外交部认为宜给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来电发一个复电，但不发表越南朋友的来电和我们的复电。

АВПРФ.ф.06,оп.14,п.12,д.170,л.8

 

 

SD11444

外交部给苏驻华大使的指示

（1955年5月27日）

拜会周恩来同志并向他通报拉夫里谢夫同志与范文同同志今年5月23日谈话的内容(这次谈话的全文已经专门发电给您)。

告诉周恩来同志，我们认为越南朋友为了在南越建立广泛的反美战线和在1956年7月进行的全民选举，打算由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人缔结条约的初步想法原则上是正确的。为此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可能表示准备保障法国人在南越的经济和文化利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达成协议的框架内，对法国人在越南境内企业的活动不予阻挠。

至于建立联邦，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政治制度不同的条件下实现统一，在一定时期内在南越保留部分法国远征军等问题，建议越南朋友视谈判进展情况，等法国人完全表明自己对协议条件的立场后再进行审议。同时我们的出发点是，正如范文同同志通报所指出的那样，法国人并没有主动提出政治和军事让步的问题。

告诉周恩来同志，莫斯科想知道中国朋友对上述意见的立场。得到中国朋友的答复之后，我们将向苏联驻河内大使发出指示，将我们的意见告诉越南朋友。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28

 

 

SD11445

外交部给苏驻越大使的指示

（1955年5月27日）

拜会范文同同志并向他通报以下事项：

我们认为，越南朋友了为在南越建立广泛的反美战线和在1956年7月进行的全民选举，打算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人缔结条约的初步意见原则上是正确的。为此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可能表示准备保障法国人在南越的经济和文化利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达成协议的框架内，对法国人在越南境内企业的活动不予阻挠。

至于在目前，由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合并、建立联邦以及在一定时期内在南越保持部分法国远征军等问题，建议越南朋友在谈判进行到完全搞清了法国人对协议条件的立场以后再返回来考虑这个问题。同时我们的立场是，也就是范文同同志所言，法国人本身并没有提出在政治和军事上让步的问题。

请关注越南朋友在这个问题上将采取哪些措施，能坚持多久。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29

 

 

SD11447

安东诺夫致佐林电

（1955年6月10日）

我认为，不宜在河内成立苏中混合军事代表团，协调越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目前，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中已经有中国军事顾问，他们熟悉该国及其军队的特点，在武装力量的建设、部队的训练和教育问题上有多年帮助越南同志的经验。

至于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军队训练的帮助，越南同志可以像现在这样，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取得我们必要的协商。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32

 

 

SD11449

苏驻越大使齐米亚宁与越劳党中央书记处成员阮维桢谈话备忘录

（1956年4月27日）

我与大使馆参赞索科洛夫一起拜会了阮维桢同志。他受越南劳动党中央委托，向我们通报了今年4月19-24日举行的越南劳动党第九次扩大的中央全会的工作情况。

阮维桢同志指出，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全会讨论了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和越南劳动党的任务。全会的主要文件——决议和中央总书记长征同志的报告——已经在报刊上发表(全会决议发表在4月27日的“人民报”上，长征同志的报告发表在4月28日的报纸上。——齐米亚宁注)。

他，阮维桢奉命就全会的工作情况向我们通报。

全会开幕前十天，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向地方党组织发出指示，将党员和非党人士学习苏共二十大材料中出现的问题搜集并上报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各地上报的问题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那些想加深自己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的认识、向广大党员做解释的同志提出的问题。第二种是那些水平不太高，随着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党的工作中的各种错误，打算分析自己的错误并在这方面求得帮助的同志提出的问题。第三种是那些政治修养不高，对批判个人迷信不理解，思想认识混乱的广大同志提出的问题。至于非党群众，许多党外人士说得很坦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非常尊敬斯大林，但现在不明白该怎么看待他。他们认为，党会向他们解释这一点的。

此外，还应当指出敌对分子的宣传。他们企图用攻击性的论断欺骗群众，说什么共产党员是反复无常的人，今天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不能相信他们。

越南劳动党中央必须考虑这一切。

全会在准备时决定只从整体上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总结，不把个人迷信问题突出出来。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在扩大的中央全会上，长征同志介绍了大会的总结，从总的方面报告了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读了Н.С.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其后果”的报告。

全会的工作过程可以分为两部分：1.根据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精神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外政策的原则问题，同时学习了苏共二十大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2.全会在苏共二十大决议，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了越南劳动党的工作问题。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越南劳动党集体领导实践的补充报告。这个报告由长征同志宣读。报告分析了越南劳动党的工作，提出了劳动党内有无个人崇拜实践活动这个问题。

全会一致并十分高兴地指出苏联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它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继续强大，巩固了国际安全。全会在讨论赫鲁晓夫同志的总结报告时，还同时讨论了劳动党中央关于越南革命的文件(它们已发往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全会一致指出，越南人民为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和平统一越南而斗争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它也反映在祖国战线的纲领中。全会特别关注实现巩固越南北方、巩固越南和平任务的意义。全会指出，美国在南越的影响增大，必须提高警惕，反对美国的阴谋。

全会分析了越南的对外政策并认为这一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缺乏必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会考虑了这一形势后得出结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加强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友好合作的同时，应当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法国、柬埔寨、老挝和万隆会议参加国的关系。越南民主共和国认为扩大东南亚的和平是自己的任务……这就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方向。

……

全会特别重视讨论加强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等问题。

全会理解，苏共二十大讨论党的工作时详细分析了上述问题并给予高度重视。大会指出，集体领导原则是党的最高原则。我们党应当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学习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原则。因此也有必要检查越南劳动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现状，党内对待领袖人物的态度是否正确。

……

涉及党的政策的所有原则性重大问题，都在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上讨论。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党的领导遵守着集体领导的原则。

全会经过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后认为，我们在这方面也犯了一些错误。全会决议已经指出了上述缺点。至于党、党员和非党群众对待领袖，具体地说对待胡志明同志的态度，这样一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是尊重领袖或是个人崇拜?

全会一致指出，胡志明同志是我们党、我国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同志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他的表现是正确的。胡志明同志是党的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他把毕生献给了党和人民。无论在过去(印度支那共产党)和现在，都是他组织和培养了我们党。在党和人民生活困难的时刻，胡志明同志表现正确。在中央，胡志明同志尊重集体的意见。胡志明同志关心人民生活，高度重视群众的意见，教育党员倾听群众呼声。胡志明同志非常谦虚，对此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在日常生活中，胡志明同志非常朴素，堪为人师表。最终可以说，党对胡志明同志没有个人崇拜，胡志明同志也没有自我吹嘘和抬高自己。

但是，全会还是认为，出于对领袖的尊敬，个人崇拜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亦有表现，尽管不具有任何严重的、系统的性质。例如，我们在宣传中经常夸大胡志明同志的作用，并认为这种做法正确。但在同时，我们对党的作用，人民群众的作用强调不够。土地改革期间，农民们经常说，有了胡伯伯，才有了他们的土地，没有意识到还有他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斗争。某些工作人员有时使用胡志明同志的名字场合不当，有滥用的现象。文学作品经常把胡志明同志当成神去描写。一首诗中写道：胡志明同志命令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如果胡志明同志说我们必胜，那必然会是这样，而不是别的。“光荣归于领袖”之歌是这样唱的：“胡志明同志一诞生，就像阳光照亮了我们”。农村举行的一些活动挂胡志明同志的像就跟神像一样。官方的招待会，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胡志明同志身上。

全会认为，如此个人崇拜现象在群众中的广泛传播，与我们的宣传工作有关，特别是在南越，当然，全会认为存在个人崇拜现象并决定纠正这些做法。否则，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强调。危急关头(领袖逝世)人民将不相信党的集体领导，而这一现象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在纠正这些不正确的表现时应当强调，胡志明同志是领袖，不能否认他对党的作用，但同时应当强调党和人民群众在取得我们的胜利中的作用，培养正确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应当提高集体的作用，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将尊重领袖与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至于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措施，全会决议已经谈到了。

阮维桢同志接着谈到，全会十分关注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全会前刊登了一些文章，如《真理报》和《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央委员认真学习了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经过学习和讨论。全会指出如下观点：斯大林是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有巨大的功劳。但在实际活动中，斯大林犯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自我吹嘘，由此导致了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斯大林背弃了党的最高原则——集体领导原则。斯大林将自己置于政府和共产党之上，这就为贝利亚及其走卒混进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推行其破坏活动创造了条件。斯大林在晚期，脱离了党员群众，脱离了实际，在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中犯了许多大错误。全会认为，斯大林同志最严重的错误是错误地对待党和国家的干部，首先是在1934-1937年间，毫无根据地迫害了大量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关于斯大林恣意妄为的消息激起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的极大愤慨。斯大林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和进攻期间，在保卫苏联问题上麻痹大意。斯大林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也犯有错误。苏联共产党与南共联盟，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由于斯大林的错误而变得不正确。尽管铁托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也是可以改正的。由于斯大林不正确的决定和贝利亚的中间作用，两国两党之间的良好关系长期遭受破坏。斯大林在指导国内经济中也犯有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农业上。斯大林无视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对人民生活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关心。除了上述错误之外在民族政策问题上也犯有错误。全会在讨论斯大林错误时，对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到的和米高扬同志向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通报的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指示也列举了一些事实

至于斯大林同志的理论错误，越南劳动党中央尚无关于这些错误的足够材料。全会指出，斯大林犯了一系列理论错误，当越南劳动党中央有了所需的材料之后再向全党传达。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苏共二十大决议对越南劳动党非常有借鉴。我们党应当检查自己，我们是否犯了类似的错误。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基础上，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有重大意义。例如斯大林曾经说过，在发展社会主义期间，阶级斗争不是减少了，而是尖锐了。

在讨论斯大林的错误时，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应当如何看待斯大林，他的功劳大还是错误大?全会认为，不能机械地评价斯大林的错误。应当客观地对待他的功过是非。在研究斯大林的著作时必须持批判的态度。

全会在讨论时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号领袖，怎么会在二十年期间犯了如此重大的错误呢?这一形势是怎么形成的?全会对这一问题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斯大林的巨大功劳，他赢得了党和人民的热爱。但他将这种感情用于建立个人崇拜和自我吹嘘的氛围，因此而犯了大错误。也从另一方面指出，苏共中央缺乏集体领导。斯大林制造了迫害氛围，致使任何人也无法指出他的错误。只有在斯大林逝世和消灭贝利亚敌对帮派之后才有可能这么做。苏共中央从1953年就应当检查这一点，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只有这样，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中央才能保障集体领导，并在此基础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和胜利。苏共中央在准备了问题之后将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代表大会做了报告。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及时的、正确的。当然，做得早些更好，但这只是主观愿望，从前实现它没有客观条件。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认为，在苏联内政和外交取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苏共中央才向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也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典范，不仅对苏联共产党，而且对所有兄弟共产党带来好处。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果不应当看作只是苏联共产党的胜利，而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

越南国动党中央全会在讨论这一问题过程中还注意到敌人的宣传。他们企图歪曲全部事实，并在今后歪曲现实。全会一致认为，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能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敌人不可能这么做。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犯的错误更多，但他们永远不会进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将苏共二十大解决这一问题视为共产党人的胜利，我们敌人的失败。敌人特别希望兄弟党和人民不相信苏联共产党。他们想削弱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巩固剥削者的统治。但众所周知，每当共产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敌人总想利用这一点，但敌人总是失败。这次他们也必定失败。

越南劳动党中央就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这一点也应当向人民群众解释清楚。

我们全会的主要内容就这些。

全会一致并热烈拥护苏共二十大决议。全会的所有决议被一致通过。决定全会之后先在河内随后在各地和各省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向非党群众传达全会决议。全会决定制定党员和领导干部学习苏共二十大材料的计划。

我们对阮维桢同志的通报表示感谢。

由于他在谈话中提到越南劳动党进行的整顿党组织的工作，我方提出要求，要他们把这项工作的内容讲得具体一些。阮维桢同志通报了以下情况。

……

阮维桢同志在中国期间，中国同志告诉他，受到处理的党员(被开除出党、被审判)的比例不能超过5%，而我们越南大大超过了这个比例。米高扬同志曾经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我们根据他的意见，对开除出党应当特别谨慎。中央全会委托政治局准备措施，检查这项工作和纠正错误，同时检查土地改革是否搞得正确。这两个问题——关于整顿党组织和检查土地改革情况已经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决议中提到。……

我们还请求他同意向莫斯科通报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全会的情况，阮维桢同志表示同意。会谈持续3小时。

АВПРФ.ф.079,оп.11,п.13,д.5,л.84—95

 

 

SD11450

葛罗米柯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10月17日）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齐米亚宁同志提出建议，要我们向越南同志提出意见，加快地方选举进程，以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权力机关与人民的联系，使南越不再有可能发表声明，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民主自由(9月29日发自河内的电报)。

齐米亚宁同志还认为，与中国和越南同志举行会谈是适宜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的代表一起讨论南越形势，制定统一越南斗争的计划和策略等问题。

苏联大使指出，他没有与越南同志讨论过这些问题。

考虑到与越南国内形势有关的一些问题刚刚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十中全会上讨论过，并做出决议纠正党在过去所犯的错误，目前我方主动就越南国内形势向越南朋友提出任何建议都不合时宜。

在目前形势下，加快选举未必正确。

苏联外交部认为，应当给苏联大使发出指示，请他以个人的名义就他所提出的问题向越南同志提出建议。

АВПРФ.ф.022,оп.9,п.134,д.56,л.1

 

 

SD11453

葛罗米柯、科瓦利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11月10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今年8月27日在给苏联政府的信中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实现1956年国家计划过程中，遇到了居民日用品不足的困难，请求在今年内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4000万卢布的长期贷款。越南政府原来打算将这笔贷款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未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筹措资金项目在1957年向苏联政府提出。越南政府建议在政府间今后的长期贷款谈判中讨论结算的期限和方式。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拟将上述4000万卢布用于购买苏联的日用品和手工业原料(棉布、面粉、食糖、医药、化肥、黑色和有色金属等)。同时还使用其中的500-600万卢布，为军队购买物资(汽车及汽车零配件等)。

苏联大使、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和驻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商务处的代表支持越南政府的请求。

我们在讨论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上述请求之后特报告如下：

1955年，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4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和3000万卢布的贷款。贷款用于支付向越南军队购买设备和材料，只偿还一半的价格。

此外，根据苏联政府1956年6月6日的决定，苏联已经无偿地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越南军队提供了总价值2400万卢布的汽车和其他物资。

在提供给越南民主共和国4亿卢布无偿援助中，已经有1.93亿卢布用于供应设备、在28个工业企业的恢复和建设中给予技术援助。截至1956年年底，已经提供了约6500万卢布的设备和技术援助，这笔资金的剩余部分除了从前已经拨出用于建设鱼类罐头厂，但越南政府又认为不宜建设的500万卢布外，其他的将留作1957-1958年使用。

2.02亿卢布用于提供商品，其中食品、日用工业品和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原料占了65%。在无偿援助账号内提供的商品，除了原定于1957年提供的价格1100万卢布的挖泥船之外，其余的已经在今年结束提供贷款。

今年内，依据贷款提供的所有商品和无偿向军队提供的物资也将全部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也提供了1.5亿卢布。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越南朋友提供的资金中，截至今年9月1日仅使用了1.4亿卢布。

据范文同同志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无力向居民提供足够的消费品和生产这些商品的手工业原料。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又无外汇从国外进口商品。由于商品短缺商品价格上涨。从今年年初以来工业消费品上涨了20-25%。由于完不成商品的销售计划，对国家预算和货币流通也造成威胁。

我们认为，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制定三年计划尚未结束，目前考虑向其财政提供信贷问题为时尚早。如果在制定三年计划过程中发现有必要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援助，那么这个问题宜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议为妥。

苏联外交部和对外经经济联络总局认为，鉴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当前遇到经济困难，可以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3000万卢布的商品贷款，供其在1956年第四季度和1957年用于购买日用品。此外，还可以提供500万卢布的日用品，由在荣市没有建设的鱼类罐头工厂经费中支付。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无偿援助资金大部分尚未使用，越南民主共和国还可以从中国得到所需的人民生活必需品。

АВПРФ.ф.022,оп.9,п.134,д.56,л.19—21

 

 

SD11455

齐米亚宁与中国驻越临时代办李志敏谈话备忘录

（1957年9月18日）

今天我拜会了李志敏。

我简单向他通报了胡志明同志苏联之行。

李志敏问：苏共中央代表与越南同志在统一越南问题上是否存在分歧?

我回答说，我没有看到分歧。越南同志建立在日内瓦协议基础上为统一越南而斗争的政治路线总的是正确的。当然，未来这一斗争的策略应当仔细考虑，在每一个具体阶段必要时可以改变形式，例如，目前不能不考虑到两个越南国家的存在，越南分裂成两部分将会保持一段时间。有些越南同志有时疏忽了这一现实。例如，有些在南越工作的越南同志表现出简单的、非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和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认为有必要组织某些反对吴庭艳集团的武装起义，以此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

有些越南同志尚未注意到政治斗争的主要火力应当对准美国。他们在大骂吴庭艳的同时，却没有考虑北方和南方建立实际联络的方法。

李志敏还对苏共中央与越南同志在接纳北、南越进入联合国问题上意见是否一致感兴趣，我告诉他，在这一问题上观点一致。

李志敏同志说自己这样提出问题是有根据的。部分越南同志过去不同意苏联的立场，主张接受两个越南国家参加联合国。总之他认为，越南同志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采取的任何步骤，可能间接承认南越的做法非常敏感。特别是他们对苏联政府的决定，向南越出席国际气象组织地区会议的代表发给进入苏联的护照，未必能正确理解。

我对李志敏回答说，越南同志应当正确理解已经做出的向南越代表发给进入苏联的护照的决定。

我认为，必须承认越南存在两个国家的事实，采取必要措施，不让南越完全投入美国的怀抱。

李志敏说，他同意我的意见，并指出，必须提高越南同志反对吴庭艳政权的宣传水平。

武元甲在答新华社记者就吴庭艳七月公报的提问时，仍然是充满了谩骂之词，而不是摆事实讲道理，因此中国同志迄今拒绝发表答记者问。

后来谈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和政府在胡志明不在国内期间的活动时李志敏说，越南同志在国内的政治和生活中没有采取任何重大举措。他认为，越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推迟了，也没有对纠正土地改革所犯错误的工作总结，部分原因也可能是越南同志将注意力集中在与水灾做斗争上。他认为，越南劳动党最近搞的最重大活动之一，是在军队中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以巩固军队人员必须进行长期的统一祖国斗争的意识，提高最后胜利的信念。

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党的领导干部深入农村，就地了解纠错情况。纠错推迟了，看来某些地区将拖到明年第一季度才能结束。最大的困难是退还被恢复名誉的农民的财产。此外李志敏指出，在越南劳动党领导干部中，迄今对纠错活动是否正确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谈及胡志明同志访华，李志敏说他尚不了解胡志明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谈话的全部内容，只向他通报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实际活动有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还向他通报了关于解决老挝问题进程的谈话内容，他已经就此事通报了苏联大使馆。李志敏认为，胡志明同志对中共中央关于老挝问题的反应非常积极。回到河内的第二天他就会见了苏发努冯，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的观点。最近几天与李志敏谈过话的清顺（Тхань Шон）认为，由老挝同志准备的关于老挝形势报告草稿对自己过去的错误有了很好的认识。最主要的是明白了作为保持亚洲和平共同问题的一部分，老挝问题应当解决。

胡志明同志在北京讨论的问题之一，系非越南族系，特别是居住在越南的华侨的国籍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的政策是要求居住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华侨，加入所有国的国籍。为了研究对侨民工作的经验，越南同志打算向中国的东北地区和新疆派遣代表团，当地生活着大量的侨民。

    李志敏同志在谈话结束时说，根据最近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谈判精神，在越南进行技术援助的中国人员，今后的工资将不以越南盾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发放，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放，这里包括住房和伙食。这一措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动提出的。中国政府认为，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作的中国专家，其生活水平不应当高于越南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周恩来同志1956年秋季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时谈过这个问题。

АВПРФ.ф.079,оп.12,п.17,д.6,л.69—72

 

 

SD11456

卡迪莫夫与越南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苏木谈话备忘录

（1958年4月14日）

1958年4月4日，在匈牙利驻河内代办为庆祝该国国庆节“苏军解放匈牙利日”而举行的招待会上，我遇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苏木（Тхум）同志，他向我介绍了以下情况。

1958年4月4日，国家安全部对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两个文件的讨论结束。这次讨论中对越南统一问题的争论尤为热烈。国家安全部有许多从南越撤回来的同志。他们在学习上述文件时就越南统一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据苏木同志介绍，在国家安全部和其他地方工作的大量南方人，对在不久的将来用和平方法统一越南已经丧失信心。某些同志在学习兄弟党会议文件时直接宣布，他们不相信和平统一祖国的可能性，因为南越当局不想这么干。与此同时这些同志也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其中也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唯一能够接受的政策是用和平手段解决所有有争议问题的政策。

因此，某些从南越来的同志一方面认为南越当局不愿意和平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对越南原则上可以实现统一丧失了信心。与此同时，大部分从南方来的同志，其妻子、儿女和父母亲仍然留在那里。抵抗斗争期间他们很少见面，现在则丧失了在任何时候见面的希望。类似的处境使他们产生了用武力解决统一祖国的想法。正如苏木同志所说，为此他们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另一方面，在讨论上述文件时有些南方人表示愿意将自己派到南方去，活跃当地的地下斗争，推翻现政权并统一祖国。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特别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黎笋同志对这一要求回答说，他们在南方的兄弟已经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大大改进了自己的斗争方法，身居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南方人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新方法，因此这样的建议不现实。“所有这些”，苏木继续说，“侮辱了身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南方人的心，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没有目的，没有前途。他们的精神状态变坏，开始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针对南方的宣传持批判立场，对提出的问题无言对答。此外，他们认为南越当局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在政治方面吴庭艳的阵地很薄弱，这就为他们动员越南北方和南方各阶层的居民，开展反对吴庭艳政府的斗争提供了机会。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实习生卡迪莫夫(签字)

АВПРФ.ф.079,оп.13,п.20,д.10,л.202—203

 

 

SD11457

苏副外长给苏驻越南大使的指示

（1958年4月16日）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Л.И. 索科洛夫同志：

根据前不久最高苏维埃向帝国主义国家议会的呼吁，苏联政府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和举行政府首脑会议的建议以及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其他活动，肩负着促进顺利实现苏联和平倡议使命的苏联外交代表机构的作用大大增加。它同样适用于苏联驻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在与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在对苏联的对外政策斗争，将它们团结在苏联的周围及继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实力等问题上，必须求得完全的相互理解和观点一致。

我们认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从一些主要原则出发。

苏联和全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要求保持和巩固越南和平，继续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和经济地位，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福利。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是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也在事实上向南越居民显示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和平统一国家任务的完成。

摆在使馆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促进苏越友谊的继续巩固和发展，根据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的精神，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同时，还必须经常促进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扩大和加深。必须毫不动摇地实现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方面，必须做到完全平等和相互理解。潜心研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实现与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的措施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使馆应当对为实现苏共和苏联政府关于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问题的指示所做的工作进行严格监督，促进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贸易关系的扩大和活跃，正确协调国家对外经委代表机关、商务处和武官处的行动，经常关心它们在开展自己的工作时与中国驻河内代表机构保持友好接触。

特别需要巩固大使馆和其他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机构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党的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科学和文化工作者的联系。为了继续巩固苏联各族人民与越南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扩大苏联的影响，必须千方百计地就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还须关心派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代表团，怎样才能更好地巩固苏越友谊。

对于收到的关于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苏联人民生活和成就的信息，大使和大使馆外交工作者首先必须注意与朋友交换和在其国内予以传播。为此必须给越苏友谊协会以必要的帮助。

大使馆在进行要求越南方面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工作时，必须同时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全力促进越南对外政策阵地和国际威信的巩固，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和其他国际联系的增长，使其发展有益于社会主义阵营。特别关注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老挝和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执行和平和中立政策的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问题。

由于老挝人民革命党和其他进步势力与越南朋友关系密切，在他们的协助下实现对老挝形势的监督并在必要时与越南和中国朋友联合提出建议，就此采取措施十分重要。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方面，你们必须十分注意越南北方和南越阶级力量的阵容和对比，同时考虑到由于越南暂时分裂状况而造成的国内形势这一特点。

研究越南劳动党的形势及其政策，越南祖国战线，越南民主共和国民主党和其他组织的活动，以及与地方和中央权力机构转入选举制度有关的问题。

使馆面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乃是深入研究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状况和经济建设。同时应当注意经济建设与外国经济援助的联系，特别是财政状况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

由于以暂时分裂为特点的越南现状还将长期存在，这就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南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以及印度对南越的政策。大使馆应当系统地研究南越和老挝的出版物——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宣传的形式、方法和内容。大使馆应当定期向外交部报告关于南越的信息。

必须仔细关注南越为民主和祖国统一，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认真分析南越的政党及其他政治集团的纲领和行动，查清其领导者的政治面貌，以及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而使用他们的可能性。大使馆必须就以下方面提出建议，报送中央参考：如何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揭露并且孤立越南南方执政集团中反对统一越南的人物所采取的措施；对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主张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力量加强其影响等等。

您应当仔细关注国际监督和监察越南委员会的活动，与委员会内的各代表团保持工作联系，通过波兰代表影响委员会的工作，使其朝着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方向发展，采取措施，化解委员会内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

利用越南事务国际委员会总部迁至西贡这一时机，对南越社会各界施加影响，其中包括对南越执政集团的某些人物；寻求在共处和相互合作的基础上，越南北南方逐步接近的步骤。上述做法都非常适宜。在考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立场的前提下，研究与南越执政集团建立接触的可能性和逐步与“越南共和国”建立实际联系的好处。

大使馆应当根据得到的材料，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老挝的形势进行系统的研究，定期向苏联外交部呈送全面的报告，及时对苏联政府采取有关措施是否合适提出建议。

大使馆领导在完成上述全部工作的同时，每日还应关心使馆工作人员和所有苏联派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机构的人员，用无限忠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祖国，理解自己所担负工作的责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警惕和党的原则性，严格要求自己行为正确，与当地居民相处时谦虚谨慎、遵守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法令和地方习俗等精神教育他们，使其行为和举止有助于巩固两国人民的友谊。必须保证政治学习的高质量和系统提高使馆人员的业务水平。

АВПРФ.ф.079,оп.13,п.20,д.3,л.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