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1965年升级越南战争时所寻求的政治、军事目标就是要使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以此直接遏制中国，间接打击苏联。因此，伴随着不断增兵、轰炸越南北方等军事行动而来的，是一次次谋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的活动。对于美国的和谈意向、各方的斡旋，以及越美巴黎谈判，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10月的这段时间中一直坚决反对。中国此时之所以坚持这种立场，除了革命理念——高举反帝旗帜、支援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防止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半途而废；革命经验——根据中共过去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只有取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才能拥有谈判桌上的主动权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安全利益问题。由于苏联以斡旋越美和谈为杠杆，力求实现对美关系的缓和及稳定，同时掌握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使得美苏在和谈活动中的密切合作及其发展趋向，以及越南逐渐亲近苏联和苏越结盟的前景，给中国的安全态势造成了新的潜在性威胁。中国对此十分敏感，故而坚决予以抵制，并且极力阻止越方在和谈活动中有任何让步的意向。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是关系到此项定位问题的关键。[1]由此，对待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也成为中国调整对美、对越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事实上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态势的看法及战略考虑的发展脉络。或者可以说，中国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也突出体现在这一变化中。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多有忽略，而理清这段史事，进一步考察1968年11月毛泽东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将有利于从一个侧面阐释中国援越抗美进程中对美政策转变的实现。

一、苏美在越美和谈问题上的接触

苏联开始加强援越、插手越南问题的战略考虑在于与美国分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并以响应美国和谈意图为机缘，缓和及稳固与美国的关系，同时掌握对越问题控制权，寻找应付中国的盟友。苏美之间在通过政治磋商解决越南问题上目标的相近，使得美国主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努力将越南战争纳入和谈的轨道。这样，在越战开始升级至1968年3月31日美国宣布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的过程中，约翰逊政府关于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和就越南问题在巴黎进行谈判的一系列重要呼吁活动，主要都是通过苏联政府发起的；而美越之间的各种接触实际也都是通过苏联的斡旋实现的。[2]

    事实上，1965年2月美国开始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后，苏联在拟定援越军事计划的同时，真正感兴趣的就是和谈问题。2月16日，柯西金从河内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向越南和中国提出了1、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或五大国、九大国会议，讨论越南问题，美国停止轰炸数周以为会议做准备。2、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为：南越中立化；其他国家保证不干涉越南事务；不向整个越南运送武器等建议。[3]柯西金并在就访问越南等国情况发表的演说中强调苏联主张各国“接触”，“在谈判桌上解决印度支那问题”。[4]随后，苏联方面即展开和谈活动，在越南表示反对和中国尚未答复的情况下，于是月23日由其驻法大使向戴高乐递交了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备忘录。法方旋即提出该项建议，旨在由苏、法两国协调努力，通过国际会议实现东南亚的和平。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一面将其绝密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的有关内容泄露给西方记者，一面多次与美方进行接触，表示只要美国有意，可以通过苏联打开通往越南的道路。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也从2月下旬以来在讲话中一再表示，“政治途径一直是敞开的”，希望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不挫伤第三国的和谈试探。4月7日，约翰逊宣称美国愿意同“有关政府”就实现越南和平进行“无条件的讨论”。7月28日又表示“可以讨论河内的建议”，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的问题“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越南的四点主张“可以成为美国和北越谈判的基础”。[5]

1966年1月，在约翰逊政府提出解决越南问题“十四点”计划的次日，苏共中央书记谢列平即奔赴河内，其所担负的主要任务就是说服越南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只是没有成功。[6]接着，柯西金就同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和国务卿腊斯克在新德里举行会谈，详细讨论了美国关于政治解决越南冲突的设想和做法。这是勃列日涅夫执掌政权后苏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接触，美方认为会谈结果令人鼓舞，美苏关系能够并且应该得到改善。[7]此后，当美国于夏季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第二次大反攻时，苏联支持印度政府拿出了在越南实现“和平”的七点建议。[8]10月10日，葛罗米柯和约翰逊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白宫举行会谈。约翰逊再次说到他仍准备和北越进行谈判，并且要求苏联帮忙把它的朋友拉上谈判桌。葛罗米柯认为，美国首先应该停止轰炸北越。尽早结束战争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中，取决于美国的政策。这次会面双方虽然未就结束越南冲突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约翰逊强调说美苏之间需要经常举行高级会谈：“我们会谈的次数越多，对我们大家就越有好处。”[9]

    随着美国对越南南方人力、物力的投入和付出愈来愈大，约翰逊急于同越南经谈判结束战争，维系住南越政权。而苏越关系的发展，使美国更加看重苏联作为和谈倡导者和积极斡旋人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希冀其凭借是越南主要盟国和武器供应国的身份，促使河内为实现和平做出必要的让步。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也要竭力避免“陷入越南这片沼泽中”，避免出现对中国和美国两线作战的局面，从而十分强调苏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10]美苏两国由此就实现越美和谈问题更趋频繁地进行接触。1967年6月23、25日柯西金两次会晤约翰逊时讨论了越南问题。9月29日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奥发表讲话，提出新的和谈方案，表示希望与越南进行“导致有成果的讨论”。苏联随即做出配合，在9月到12月第二十二届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开会期间，葛罗米柯反复强调越南问题久而不决的危险性；苏联方面并表示不会反对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要求美国政府设法让安理会“讨论”越南问题的决议，从而实际上支持由联合国和安理会插手干预越南问题。12月19日，柯西金还在莫斯科同准备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美国密执安州州长罗姆尼就越南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11]

和谈斡旋活动到1968年初形成了紧锣密鼓的气候。1月下旬，柯西金与英国首相威尔逊在莫斯科就越南问题进行会谈，把苏联关于越南问题的态度向其交底。双方并分别派人到东京同佐藤政府商谈。与此同时，柯西金还到新德里同英迪拉·甘地和访印的铁托联络，威尔逊则于其后赶往华盛顿向约翰逊报告同苏方会谈的情况和结果。对于莫斯科的积极配合行为，美国及时予以补偿：建议联合向苏联的盟友印度提供核保护。投桃报李的是，苏联也一再建议美国“听取理智的呼声”，“抓住机会”，下决心“利用”目前存在的“走出（越南战争）死胡同的可能性”，“停炸和谈”。美苏的接触在2月份可以说进入了蜜月的状态：6日，柯西金在莫斯科接见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三天后，即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官方身份出面呼吁“停炸和谈”。15、16日，接受指令刚刚返任的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连两次同腊斯克会商越南问题。同一时间，苏驻英大使拜会访美归来的威尔逊，听取“美国目前对越南问题的态度”。越美巴黎谈判正式开始后，6月4日，约翰逊于葛拉斯堡罗发表演说指出，在美苏关系上取得了“看得见的”“希望和成就”，在“推进两国合作方面”，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比这个时期“更有成果”。[12]

    上述美苏之间围绕越南问题进行的交往，不论是双方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有深刻的分歧”也好，还是在安排“和谈”方面，约翰逊和柯西金之间的“距离比较小”也好，[13]在中国看来，其密切接触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新的潜在性威胁：这种合作酝酿着进一步反对中国的大阴谋。美苏正联合行动，企图在中国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建立一道反革命的“遏制墙”。其间令中国更为敏感的是，美国要加入对印度的核保护、鼓励苏印合作的态度，不啻于进一步加强了印度反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力量。[14]总之，中国领导人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实行半包围政策。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包围圈已接近完成。[15]这种态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如果越南让步，抗美斗争半途而废，美苏联合的现实将使中国陷入双重包围之中；而如果苏联掌握了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使河内愈益倚重莫斯科，其结果依然相同。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地缘政治反应，事实上成为除革命理念、革命经验外，决定中国此期对越美和谈问题立场，以及将批判和谈活动的重心放在揭露美苏勾结，特别是斥责苏联出卖越南人民利益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二、中国对苏美和谈活动的应对方针

    此期中国对苏美就越南问题进行政治调停活动的因应方针主要为以下两个步骤：

    其一，集中揭批苏联并明确部署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

    莫斯科通过斡旋活动与河内和华盛顿的接触，对于中国来说，实际预示了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将拥有主要发言权的前景。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在响应苏联提出的在援越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要求时，强调的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的利益，[16]则造成了仍然以苏联为首的现状。中国不能容许这种局面的发生，故而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在揭露苏联为促成越美和谈同美国的合作，以及这种合作的目的和性质上。如揭露苏联千方百计地为美帝国主义的和谈阴谋服务，是妄想胁迫越南人民放弃抗美救国斗争，听任美国侵略者永远霸占南越；而“在美帝国主义拒绝全部撤退它的侵略军队、加紧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情况下，兜售任何方式的‘和平谈判’只能是出卖越南人民的利益，为美帝国主义效劳。[17]指责苏共领导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头号帮凶”，因此“绝不能把他们包括在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之内，更不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帮助他们欺骗世界人民，粉饰他们假反帝、真投降，假支持、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的叛徒面目”。“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划清界限”，等等。[18]通过这种声势浩大、连续不断的舆论批判宣传，进一步削弱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抵制重新奉苏联为首的呼声，防止苏联把对越问题主导权纳作自己的禁脔。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1966年3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提出：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首先要改变难南粮北调，不吃‘进口粮’，做到队有余粮，国有储备。”[19]毛泽东则在3月28日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人时又具体谈了他的设想：我们现在准备美国人来打。准备它从东海岸，比方说，上海、广州、青岛、天津这些地方打进来。第二，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我们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再就是日本军阀又来打，印度反动派也来打。[20]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曾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21]中国的军事战略防御重点逐步完成了由南向北的转移。

    其二，对美国缓和关系的信号不予理睬并予以严厉驳斥。

美国在越战中寻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政治解决越南问题，鉴于中国坚定地实行援越抗美反对和谈的方针，华盛顿不得不努力地试图在对越政策和对北京政策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谨慎处理对北京的关系，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导致强化北京在越南问题上对美的强硬政策，干扰越美和谈的进程。根据这一思路的指导，美国在约翰逊政府初期就已向中国发出了种种缓和关系的信号。

继1965年放宽允许去中国大陆旅行的美国公民的种类[22]之后，1966年3月16日，美国方面在华沙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特意亮出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即一、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美国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没有敌意，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以便缓和紧张局势和减少恐惧。二、重申通过和谈解决越南问题。希望中国利用它的影响把“斗争”从战场上移到政治舞台上来；称美国愿意在大使级会谈，别的会议或任何一级会议中同中国讨论越南问题并且完全同意回到日内瓦协议上来。三、强调增加中美双边接触。认为先从小问题着手，就有可能解决大问题。除重申允许美国记者、医生、科学家访华外，又提出一系列“小步骤”，诸如中国科学家访美、交换两国气象书刊和资料、允许中国宣传品（如《北京周报》、《中国建设》）在美发行、赔偿美国飞机和轮船给中国方面造成的物质损失等等。美大使还主动同中国大使握手寒暄，邀请吃饭，并在发言时首先对中国发生地震表示同情。刻意制造“和缓”气氛。[23]约翰逊则在7月12日关于亚洲的讲话中申明，“相互敌对的国家之间的和解”是亚洲和平的基础之一。美国的立场是“打开封闭的观念和封闭的社会的最强大的力量是思想、人民和商品的资源流动”。以此透露出某种在最高层次上改变对北京政策的意思。[24]

时隔不久，美国国务院又递交了一项关于放宽美国对共产党中国贸易禁运的动议，试图通过这一行动赋予政府“坚定而灵活”、“遏制而不鼓励”、“和解”等新口号以实际内容和意义，向中国大陆内部那些奋力争取实用主义政策和与外部世界和睦相处政策的分子发出新的、鼓励性信号。[25]为了进一步阐明华盛顿的态度，国务院还特于8月31日电示美驻波兰大使在即将举行的中美第131次会谈中，重申停止中美两国冲突的手段是相互减少敌对态度的意向，表示美国政府会对中方提出的任何建设性建议感兴趣。当讨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美国的研究委员会的提案中甚至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此时，美国政府在考虑于局面允许的前提下，继续静悄悄地、周密谨慎地推进尝试缓和关系的计划，包括试图进一步取消对前往共产党中国旅行的护照的限制，表示要将这种措施，以及美国在华沙的努力和对扩大与共产党中国和平关系的兴趣，作为对中国长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26]

    在1966和1967年两年中，华盛顿一方面反复表示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行动计划，强调面对越南问题的局势，美国不寻求和鼓励扩大战争的任何行动。要求蒋介石避免采取给中共发出错误信号的行动，保证赋予解决越南问题以比反攻大陆更为优先的地位。[27]一方面主张静观待变，继续采取谨慎态度，尽可能不在美中接触中注入任何新的特殊因素，包括任何可能被理解为对中共直接或间接威胁的军事行动。针对1967年初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领海的问题，腊斯克指示美驻波大使在美中第133次会谈中，要说明美国政府曾明确指示并警告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尊重中国的领空和领海，否认美机的侵犯行为是有意的；再次保证美国在越军事行动不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无意对华采取敌对行动，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28]

美国频频发出的各种和缓美中之间紧张对峙的信号，是建立在避免双方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以保证越美和谈能够实现这一基础上面的，可以说它只是一种消极的权宜之计，并不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发生质的变化。[29]加之上述的美苏密切接触对中国构成的新的威胁，使得北京只是通过与华盛顿的信息沟通就战争界限问题达成某种默契，对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战争这一点基本心中有底，[30]从而安心开展文革运动外，对其示好姿态的基本立场却是：“最近，美国官员纷纷表示要同中国‘和解’，要同中国‘搭桥’，要同中国实行‘和平合作’。美国政府以为它们讲了这么几句漂亮话，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就会被迷惑住了，这完全是痴心妄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既不害怕美国的威胁，也不相信美国的谎话。十七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铁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要‘和缓’中美关系的说法是一文钱也不值的。”[31]

在对美国上述种种表示不予理睬并予以驳斥的同时，中国所做的是大张旗鼓地进行揭批美国“和谈阴谋”的舆论宣传，以及从道义和物质上对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积极支持和援助。

三、中国对越南和谈意向及让步倾向的反对

    在1968年11月以前，中国关于越美对话的指导思想是，“美国对越南的战争，无论是升级或降级，都是侵略战争”。“越南问题的核心”，“决不是什么战争逐步降级的问题，而是美国侵略者立即、全部从越南南方撤出的问题”。“美国政府在战场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它就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32]不过，中国据此基调所确定的对越美谈判的方针，在和谈调停和开始的两个阶段中，依据越南方面态度的变化和发展而有所不同。

    第一，在谈判开始前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中国方面主张，越南可以同美国谈判，但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33]此方针的基点在于，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