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

事实上，越南政府早在1961或1962年就曾探寻过以谈判方式解决与美冲突的途径。即便到1965年初约翰逊将战争升级，河内也没有关死和谈之门。[1]翌年初，美国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第一次战略反攻，同时扩大轰炸越南北方，并干扰北越的导弹弹道，使保卫河内的导弹营发射的60%的导弹失去控制和自毁。面对美军现代化的装备技术和新的轰击手段，越南的一些部队感到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此后，随着美国不断向越南南方战场增兵，加强轰炸北方，直至1968年初，越美实际进入一种拉锯战状态，双方的伤亡和损失都很大。越南方面不得不准备在持久战的基础上，争取扭转南方的战争局面，从根本上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对比。[2]由此，河内不断通过苏联等第三国尝试与美国进行秘密接触。据美国官员统计，1968年以前关于美越和谈的大小试探共达2000余次。[3]

在越美之间断断续续相互试探的过程中，越南政府曾多次发出过让步的信号，如1965年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发表五点宣言，提出只有在美军撤出南越后才能谈判。北越在刊登此宣言时即作了若干改动，暗示只要美国事先保证撤军，谈判就可开始。4月13日，北越政府宣布了关于美国从南越撤军和停止对北越轰炸等解决越南问题的四点立场，并正式解释说：这是“最健全的政治解决的基础”，而不一定是美国必须全盘接受的和平协议的条款。只要美国承认它们为谈判的“基础”，谈判即可开始。翌年1月4日和6月初，北越又通过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和外长等人的谈话表明了承认四点立场不是越美谈判先决条件的态度；并于是月下旬向印支国际监督委员会代表表示：越南方面不想干预西贡政权的构成问题，也不会提出南越中立化，而且愿意就美国撤军问题讨论一个“合理的日程表”。同时希望预备性会谈通过苏联绝密地进行，以免引起中国的反对。1967年1月28日，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维桢发表讲话提出，只要停炸就可以和谈。半年后，范文同于7月24日会见衔约翰逊之命到河内调停的法国人R·奥布拉克时再次表示，没有美国官方的正式宣布，只要实际停炸，河内即可接受谈判。以此降低了接受和谈的条件，不再坚持以美军全部撤出为谈判前提的要求。9月29日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奥发表广播讲话，提出停炸、“导致有成果的讨论”的和谈新方案后，越南方面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同本国政府开始谈判的基本条件十分接近，预示了越美对话已成为可能。故此，当10月北越因美国恢复轰炸越南北方而拒绝这次呼吁和谈的所谓“宾夕法尼亚行动”时，是以一种“模糊”的、“委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的，借以作为向美国发出保持巴黎谈判渠道畅通的一个标志。阮维桢并在12月末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当轰炸停止时，“会谈就将开始”。这与一年前他所说的，随着轰炸的停止，“会谈可以开始”相比较，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4]

尽管直到1968年初，越南政府在和谈斡旋活动中最终没有为实现对话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目标，但他们所表露的上述和谈意向，以及为此而做出的让步迹象，则一直令中国十分不满。尤其是他们绕开中国请苏联出面做调停人的做法，更加重了北京对河内的反感。中国领导人这时的基本认识是，不打到美国认输，就不可能有和谈。没有战争行动的和谈，谈多少年也不会有结果。由此，中国方面在通过发表谈话、声明阐明自己立场[5]的同时，一方面针对越南对美国停止轰炸行动的关注，启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大力揭露批判所谓美国“停炸诱和”、“以炸迫和”的诡计；一面反复向越方强调自己对和谈问题的看法，力行劝阻。

对于河内在战争升级伊始就为政治解决冲突留出余地的倾向，毛泽东于1965年10月20日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即提醒说：“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的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6]陈毅、周恩来等人也不断告诫越南不要落入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及其同伙设置的圈套之中。苏联插手越南问题，给越南一些武器，是企图取得在越南问题上的发言权，以便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总路线的轨道。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越南人民处在反美斗争第一线，正在为世界革命而流血，是代表世界革命人民的一面大旗，这面旗帜不能折断在敌人设下的圈套里。[7]

这样，进入1966年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地关注越南南方战场形势的变化，并直接就作战计划等问题向越南领导人提供参考意见，以此排除他们在和谈时机问题上的犹豫及动摇。8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即与越方共同设想作战方案。毛泽东建议越方在越南最南边的金瓯半岛发展一点主力军，以吸引一部分敌人主力。他指出：经验是打出来的，信心也是打出来的，信心越打越高。你们抓到了规律，主要的经验是你们找到的。从60年到66年，7年了，逐步扩大，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胜仗。从很少的几支枪一下发展到了几十万军队。美国为什么要增兵?那还是因为你们的力量厉害。当周恩来谈到中越双方这次设想第一期作战计划两年半，直到1968年底两个旱季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一定会打出一个明堂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你们手里，再有两年半我看情况会起变化。他甚至曾向胡志明提出：我要去打，不仅去北方，而且去南方，走胡志明小道，不一定要死在中国，被美国打死很好。

1967年3月底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就越南形势交换意见。在4月7日至1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战争打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有所接触。战争是政治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不可能在战争中没有政治斗争。但同时又阐释了中国对于这时的政治斗争内容的理解，即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削弱和分化敌人，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政治斗争。过去这样做了，今后更要这样做。他并告诫说：越南战争要取得最后胜利，不要半途而废。[8]当越美双方在“宾夕法尼亚和谈活动”中的接触失败后，10月5日，毛泽东又对越南人强调指出：你们是在前线，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都看着你们。你们对付的是一个世界第一号的帝国主义。并指点说：正如你们所讲的，最后的胜利要属于你们的。这是有根据的。变成一个持久战就行了。

特别是到1967年末，在毛泽东看来越南的抗美斗争已不是胜还是不胜，或大胜还是小胜的问题，而是最后胜利已经在望；周恩来也认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已经展现在越南人民面前了。[9]这种关于战争时局的认识，使中国对越南在和谈活动上表现的让步倾向就更不能理解了。12月19日，毛泽东在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的贺电中即明确表明了中国这时对和谈问题的立场：“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10]当1968年初河内决定在发动春季攻势后与美国谈判，迫使其降级战争，从而再次考虑接受美国重新伸来的橄榄枝时，中国驻越大使又致函越南方面说：“你们不能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应该诱敌深入再围而歼之。”[11]

第二，在越美和谈正式启动后，中国方面进一步明确将反对和谈的重点放到了反对投降妥协上。此态度的基点在于，越南不应对美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使自己丧失谈判桌前的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

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拒绝威斯特摩兰关于要求再增援20万远征军的建议，通报华盛顿决定将限制美国在越南的活动，停止对越南北方北纬20度线以北领土的轰炸，同意派代表到巴黎与越南方面谈判和宣布不参加连任总统的竞选。4月3日，越南政府即发表声明予以响应，宣布随时准备派代表团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确定美国无条件停炸越南北方和停止其他一切战争行动的问题。5月13日越美巴黎谈判正式开始，至10月15日初步达成协议，河内接受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政府和西贡政权在内的四方会议。10月31日约翰逊政府宣布从11月1日晚8时起停止空军、海军、炮兵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袭击。[12]

    此期，尽管中国方面表示同意越南政府分步骤地同美国接触谈判，走一步看一步，但基本认识仍然是和平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管怎样，也不能从谈判中得到。因此指出：我们觉得你们答应得太快了，太急了。这可能给美国人一个错觉，你们急于要谈。认为：美国、仆从国和伪军三方面现在有100万军队，不打断他们的脊梁骨，或十个指头打断五六个，他不会认输，不会走的。[13]但与前一阶段的态度有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这时突出批判了越南方面的四个行为，即1、指责河内改变过去以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为谈判基础的立场，接受华盛顿部分停止轰炸的建议是一种妥协行为。认为约翰逊3月31日的声明只是一个欺骗性的计划，他只是为了要渡过难关，完全没有打算结束战争；而其宣布不再竞选下届总统的表态，也不过是美国总统大选历史上常用的把戏。越南4月3日声明的结果是帮助约翰逊解决了难题，并给整个形势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甚至将4月4日美国黑人领袖路德·金遇刺的责任也加在了越南的身上，说如果越方的声明晚一两天发表，暗杀事件也许不会发生。2、批评河内放弃自己对谈判地点的选择，在提出的以金边为会晤地点的意见遭到美国拒绝后，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做了第二次妥协。3、责备河内将抗美斗争“逐步降级”，减少对越南南方的支持，打算只运送武器过去，不再进行人力支援。对此，尽管越南方面解释说是误会，但北京实际已认定河内有此项举措，而且认为这是又一个妥协行为。4、严厉斥责河内接受阮文绍政权作为一方参加和谈的让步等于是承认南越傀儡政权的合法性，因而取消了民族解放阵线作为南方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对于中国来说，越南方面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妥协了四次，尤其第四个妥协行动是最实质性的让步，它使美国帮助其西贡傀儡谋求到合法地位，而却使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丧失了合法性。为此，北京认为河内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而削弱中国的立场，明确向越方表示：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所以，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14]

总之，对这一阶段的越美接触，中国批评越南的调子升高了，或者说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加强了。1968年9月2日周恩来在越南庆祝独立二十三周年招待会上公开提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15]此言的责备之意已十分明显，在中国方面看来，越南的妥协让步无疑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投降的性质。

中国的种种做法，使越南领导人认为是向他们施加压力，不仅极为困惑，而且十分反感和抵触。他们表示：你们提出的意见是建设性的，我们会认真考虑。但毕竟是我们在与美国战斗并正在打败他们。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负责。在所谓妥协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等等看，现实会回答我们。15年来我们已积累了许多经验。让现实来判断。并重提当年日内瓦协议的签署，北越就是因为听了中国的劝告撤走军队，结果让南方人民遭受杀戮。在越南方面看来，每当中国人这样指手划脚时，都非常令人讨厌。[16]

四、毛泽东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

当越南战争开始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时，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加剧，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使中国切实地感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这样，中国所面临的局面是，一方面，不仅同苏联的关系持续紧张，而且由于美苏以和谈活动为机缘频繁接触，关系明显趋向密切，使得中国又将面对美苏两大国联合起来的更大的压力。一方面，越南对中国的指责已经厌倦，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对北京的离异情绪加深。加之文革极左思潮对外交领域的冲击，中国事实上已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困境，必须寻找契机予以摆脱。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的事实，则已从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威胁。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这种动向，首先从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反映出来。

此时与其他中国领导人不同的是，作为中国外交战略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却似乎将他的抗美激情暂时沉寂下来，除了发出一封强调的重点实际在于反对苏联的贺电[17]外，一直没有就越南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这种状况事实上从某个角度表明，毛泽东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

11月14日，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18]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同他在1965至1967年时坚持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态度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19]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如果中国方面发生这种变化的信息能够反馈到美国方面，则不啻于向其下一届总统尼克松发出了信号，使之看到借助中国力量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20]

11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主动向美方提出了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并在通过新闻广播发布这一消息时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21]次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又就第135次会谈的会期问题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直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他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他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22]中国这时对美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真实的意图应是在美国对越战的降级趋势将对中国安全态势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一步试探美国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考虑，以切实解决南顾之忧问题，为迈出转变对美政策的步伐做铺垫。事实上，这种姿态确实引起了华盛顿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反应，根据他们的回忆，中国人公开援引这一“原则”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由此做出了初步结论：北京发出了一个准备返回国际舞台的信息。并且开始琢磨，中国的这种姿态是因忧虑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及苏侵捷事件的影响而寻求借助西方建立一种抵销政策呢？还是直接就是对《外交季刊》1967年10月号上尼克松文章中倡议扭转对华关系迹象的直接反应。但不论怎样，在极为复杂而又精深微妙的外交棋局中，中国走了开局的第一着棋。国务卿腊斯克当时就认为美国应该接受中国的建议，只是决定权现在掌握在继任人尼克松的手里。过渡时期尼克松的对外事务代表罗伯特·墨菲获悉这一消息后及时予以通报，尼克松当即指示他要求国务院通知中国人，新政府将欢迎2月份的华沙会议；一俟就职便会采取行动。[23]

继毛泽东通过在和谈问题上态度的变化显示出对美对越关系新的战略思考之后，周恩来于11月30日会见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负责人时谈到了对帝修反的斗争策略：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24]这实际已是对毛泽东此时战略考虑的一种诠释。

总之，到1968年11月，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指导方针随毛泽东态度的转变而做出了重要的调整。此后，在中美试探性接触，谋求高层会晤，最终实现和解的过程中，双方关系每遇反复，中国都会在越美和谈问题上做出或反对、或赞成的反应，而对越南的道义、物质支持和援助则基本没有大的变化。[25]由于华盛顿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影响越南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从中国方面来说，于思考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客观上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筹码；而就美国方面言之，事实上也已将北京在此问题上态度的变化看作是中国对越、对美政策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动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