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1968年11月至1973年5月中国调整外交战略、实现与美国和解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越南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处理并存的援越抗美革命外交方针与缓和对美关系务实外交方针这对矛盾时，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及对越物质援助的方针相应地不断发生变化。中国以越南问题为轴心推动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中美关系解冻，随着越战的结束，双方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但与此同时，中越之间的裂痕逐渐加深，越南最终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关键词：中美缓和  援越抗美  越南因素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使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助越南打击美帝国主义，一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事实就是，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本文拟从这种历史现象入手，分阶段考察和分析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在调整对美政策、实现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应对和处理革命与务实这对矛盾的，如何坚持援越革命外交方针、不以牺牲小国利益打开同大国关系之门，进而通过维护与小国的关系带动了与大国关系的发展的，以及中国这一时期外交方略的最终结果如何等问题。

新战略确定后以越南问题促美高层对话

（1968.11-1970.6）

随着越南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成为此项定位的关键。[1]就中国方面来说，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即突出体现在1968年末中国领导人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翌年初尼克松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南越阮文绍政权参加的四方谈判在巴黎正式启动，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此时，中美双方都看到了改变以往僵硬立场的必要性，尼克松开始将调整对华政策的目标建立在通过改善关系，拉中国助其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基础之上；中国也做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对抗苏联的新的战略抉择，中美关系出现转机。只是由于两国隔绝的时间太久，以及冷战造成的双方之间的相互不了解和不信任，使得此期中美之间的呼应及接触磕磕绊绊，一度出现反复。中国在以务实精神实现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尤其注意不放弃自己革命外交的原则，并以越南问题为轴心，促进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

    对于越美谈判问题，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初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一直主张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2]当1968年4月3日越南政府宣布随时准备派代表团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越美巴黎谈判于5月13日正式开始[3]后，中国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明确将反对和谈的重点放到了反对投降妥协上，强调越南不应对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使自己丧失谈判桌前的主动权。[4]

但是，中苏边界冲突加剧，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现状，特别是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使中国切实感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以及摆脱与美苏两大国同时对抗的不利境地的必要性。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宣布从11月1日晚8时起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5]的事实，则从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南部的压力。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这种动向，首先反映在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或者可以说，毛泽东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

此时，毛泽东不仅一直没有就越南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而且还在11月14日听取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6]这种态度与他以前所坚持的越南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意见相比较，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7]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如果中国方面发生这种变化的信息能够反馈到美国方面，则不啻于向其下一届总统尼克松发出了信号，使之看到借助中国力量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8]

11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主动向美方提出了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并在通过新闻广播发布这一消息时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9]次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又在就第135次会谈会期问题发表的谈话中再次提出，中美两国应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10]中国这时对美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真实的意图应是在美国对越战的降级趋势将对中国安全态势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一步试探美国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考虑，以切实解决南顾之忧问题，为迈出转变对美政策的步伐做铺垫。事实上，这种姿态确实引起了华盛顿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反应，根据他们的回忆，中国人公开援引这一“原则”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由此认为北京发出了一个准备返回国际舞台的信息。即将就任总统的尼克松则在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其对外事务代表，要求国务院通知中国人，新政府将欢迎2月份的华沙会议；一俟就职便会采取行动。[11]

时隔数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也特别谈到：对帝修反的斗争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12]以此进一步诠释了毛泽东这时关于对美对越关系的战略思考。此后，由于华盛顿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影响越南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中国方面于考虑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实际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筹码。

    1969年1月，毛泽东在打破中国反对越美和谈的常规之后，对尼克松就职演说中松动美中关系的暗示做出了第一步回应：批示“照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并指示“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13]以此，通过由《人民日报》转载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了微妙的呼应信息。

2月初，尼克松致函基辛格，指示要充分鼓励政府“探索恢复与中国人关系的可能性”的态度，而且着手在私下进行；并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各组研究对华政策及其目的和利益，包括可供选择的政策取向，以及价值和风险等问题，3月1日前提交报告。[14]此时，中国方面尽管因中国驻荷兰临时代办叛逃美国一事决定推迟原建议于2月20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5]毛泽东却并没有为此终止他的战略思考，而是于2月19日指示陈毅等四位元帅研究国际问题。[16]

对于中美双方政策变动的迹象，越南方面已敏感地觉察到了。3月22日，春水在同美方代表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告诫说，美国想利用苏联和中国的分歧决得不到什么好处；尽管中苏争论已持续将近十年，但他们多年来都在援助北越，而且将继续这样做。[17]不过到4月以前，中美关系实质上仍然冻结在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敌对状态。尼克松这时虽然具有了走向中国的意向，但就其外交政策而言，尚未实现“革命性”的转变。3月初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发生后，是月上旬，尼克松向赴美参加艾森豪威尔葬礼的戴高乐表示他决定同中国对话，请戴高乐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18]可事实上，美国这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中苏关系的恶化程度。3月14日，尼克松于记者招待会上声明批准“卫兵”反弹道导弹计划可使美国在中国的核进攻面前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同时，还进而暗示在遏制、反对中国方面，美国与苏联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19]这无疑加重了中国的忧虑。

    面对越美两国的这种反应，中国一方面通过新华社电讯谴责美国“同苏修勾结”“在军事上合伙反华”，“共同保持对世界人民、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的核威胁、核讹诈”，[20]重新提醒越南领导人警惕被美国和苏修的对越策略所欺骗，主张“少把正式时间耗费在巴黎和谈上”。强调胜利不能在谈判桌上取得。谈判是次要的，其目的只在于暴露敌人的计划、部署。表示中国“无论如何要竭尽全力帮助越南打赢这场战争”，并在6月14日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时立即致电承认和祝贺；[21]一方面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22]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宣称：毛主席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号召：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强调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争，打核大战。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23]以此将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文章做大，既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他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4]

中国方面的上述举措，以及苏联方面对中国威胁的深切担忧、探寻华盛顿对苏中冲突态度的急切之情，及其以进攻迫令中国臣服后恢复苏中结盟打破全球均势的恶劣前景，[25]使美国看到了实现美中苏三国战略性三角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当美国要求苏联在解决越战方面给予合作，苏联以自己对河内的影响极为有限为由，给华盛顿碰了个软钉子之后，一直支援越南、对越南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中国实际成为可供美国争取的结束战争的另一大助力。而且在尼克松看来，打开通向中国的道路还可能提供一个迫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帮助美国摆脱困境的机会。[26]这样，从1969年6月开始至1970年初，尼克松“联华遏制苏”的战略构想逐步成型，美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27]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做出战略性调整的大思路也基本确定，中国加快了寻求与美国和解的步伐，以集中力量对抗苏联。[28]

随着越美和谈的运行，在与美国为打破双方关系僵局进行的探索和呼应中，中国一方面根据越方的要求于10月25日发表了周恩来同范文同会谈公报，声明：解决越南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是，美帝国主义必须停止侵略越南的战争，美国侵略军及其仆从军必须无条件地、全部从越南南方撤出去，由越南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重申：中国人民将永远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的教导，坚决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29]一方面则把对越南的援助着重放在了经济援助上，[30]开始向越南方面强调，不能过于依赖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援助，应严格遵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表示：过去建议越南应组织大规模战役，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认为这个建议是不可行的，[31]着手陆续撤出在越南的中国支援部队，[32]并将对越主要武器装备的援助较1968年减少了近一半；[33]对于越美和谈，也再次表达了不干预的态度。9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时谈道：关于越南问题，越南继续抗战也好，搞巴黎会谈也好，这完全是越南党自己的事。我们同越南同志交换意见，主要是越南抗美战争的情况。至于巴黎会谈，我们从来不过问，一则由于越南是主人，再则苏联插了手，我们更不愿参与。会谈进行快慢，我们不予注意。[34]

当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仍然抱有怀疑态度。毛泽东即曾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尼克松政府正在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口头上侈谈和平，实际上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35]由此，尽管1970年初中美双方在第135、136次大使级会谈中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探讨时气氛空前的缓和，但是，当3月柬埔寨朗诺—施里马达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成立亲美政权；美国增派泰国正规军入侵老挝，强化侵老战争，并于4月30日出兵柬埔寨，将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半岛之后，中国立即旗帜鲜明地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支持由民族统一阵线领导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声明七亿中国人民誓做印支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全力支援柬、老、越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36]5月11日毛泽东会见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再次提出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越南飞机可以到中国降落，表示“我们不怕。如果美国人要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他就来嘛。”毛泽东还强调：“谈判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37]5月16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推迟下一次中美会谈；建议毛泽东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召开国内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京群众大会请毛泽东、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讲话。毛泽东予以批准。[38]5月18日中国正式将推迟会谈的决定通知美方，[39]接着在5月20日原定举行中美会谈之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中国中断中美会谈，使两国和解进程实际上停滞下来，以及毛泽东在“五·二○声明”中没有延续中共九大将打倒美帝和打倒苏修并列的提法，而是只号召打倒美帝，以此对美国出兵柬埔寨的行动做出强烈反应，显然是在给美国施加压力，其目的主要有三点，其一，向美国方面表明中方的立场：中国在做出与美和解新的务实的战略抉择时，不会放弃支持和援助印支三国人民的革命方针。美国要想恢复同中国的邦交，其前提必须是逐步减少对印支地区的介入，而不是扩大其侵略和干涉行为。其二，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百万大军压境，而且它把如此多的军队集中在另一个国家的边界上，是二战以后所没有过的，由此，客观形势已使苏联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40]中苏关系的紧张状况，使得中国要加快对美缓和的步伐，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渠道显然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即如周恩来后来谈到的：中美双方谈是谈了，但是大使级的谈判不能解决问题，谈了16年，又碰上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和侵略柬埔寨，我们就把谈判停下来了。根据中国内战时期的谈判经验，只有直接同蒋介石谈，才能解决问题。[41]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同尼克松谈，通过中美高层会晤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实质性障碍。[42]由此，中国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另一个考虑，就是想以此促进美国及早与中国进行更高层次的对话、更实质性的接触。其三，明确了上述的立场和态度以后，中国接下来就是静观美国方面的反应，并由美方的态度试探其缓和美中关系的诚意和决心。

对于毛泽东“好战”的声明，虽然基辛格认为它不过是虚张声势，[43]尼克松却还是感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压力，并且在盛怒之下一度下令凡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24小时之内全部开进台湾海峡。但他很快即醒悟到，毛泽东还是留有不少口子以待恢复两国互相接近的长征，将其全部堵死对美国毫无益处。[44]这样，一番较量的结果是，在中美会谈中断期间，基辛格做出了华沙这条渠道太“受约束”的结论。[45]而且，美国在6月中旬又重新开始寻求同中国进行接触，尼克松并于6月30日宣布从柬埔寨撤军。美国的这种反应，正好符合了中国预想的目标。于是，中国政府也着手考虑恢复与美国的联系。[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