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语：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它是新的中苏同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中苏军事关系既包括两国之间提供军事贷款及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及交流军事技术等一般意义上的相互援助和协作，又包括在战争状态下双方之间的协同作战，以及在和平时期双方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而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

就总体言之，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3年。在中苏同盟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援助，不仅有力地保证了中国新生政权的稳固，而且还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初步实现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的转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阶段中苏双方的军事合作既维护了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信任和了解，推进了两国同盟关系的发展。

第二阶段，1954-1957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和平建设时期。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苏联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高科技武器装备），以保障自己的建设环境。而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帮助中国建造军工企业和原子能反应堆、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等协定的签订，不仅使此期成为中苏关系的蜜月，而且使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达到了顶点。

第三阶段，1958-1960年。在19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生并加深，以及对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立场的不同，中苏两国关系从蜜月走向分裂。由此，双方在和平环境中的军事合作已没有早期的合作那么顺利，一些合作项目，诸如建立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等，也始终未能获得成功。至于中苏之间的军事联合行动，由于中国没有加入华沙条约组织，故此很少配合苏联在欧洲地区的行动，而且即便在亚洲地区，中苏同盟的约束力也日渐衰退，甚至还出现了1958年中国军队炮击金门时事先不与苏联通气的情况。总之，此期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再也没有呈现过令人满意的局面，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实际已趋向式微。

以往人们对中苏军事关系的具体内容和演变过程缺乏了解，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十分薄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填补研究空白，我们整理了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人王亚志的有关回忆材料，内容包括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中国仿制苏式武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学习苏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等几个方面。王老曾长期担任彭德怀的军事参谋，并在周恩来办公室做过军事秘书工作，1980年代又参加过《彭德怀传》和《周恩来军事文选》的编审事务。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他对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合作情况有比较详尽的了解，掌握有不少相关的材料。这即令他的回顾与思考对于勾勒出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的概貌、促进该领域研究的开拓及深入，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启发思辩的意义。

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

1950年2月14日，中苏之间签署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同盟条约，首先是军事意义上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在欧洲，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阵营已经形成了尖锐对抗的冷战格局，国际局势再次出现了紧张的状态。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它的对华政策。为了加强在亚洲和美国对抗的实力，并且保障东方战线的安全，斯大林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这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面临着美国和日本的威胁，加上意识形态和未来经济建设等各方面的因素，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可以说，这就是斯大林与毛泽东结成同盟关系的共同的安全利益基础，也是中苏之间进行军事合作的起点。

50年代初期，就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而言，中苏之间有三次大的军事合作。第一次是在新疆，第二次是在华东，第三次是在朝鲜。

尽管中苏同盟条约是1950年签订的，但是莫斯科与中共之间就建立同盟关系所进行的接触，早在1949年初便已经开始了。那时斯大林派他们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迈出了与中共结成同盟的第一步。几个月后，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这也表明了中共方面向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一边倒”的意愿。就是在这次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了帮助中共军队向新疆开进，迅速解放大西北的建议。

新疆地处中国的西部边陲，地域辽阔。兰州到乌鲁木齐(旧称迪化)有1961公里，酒泉（旧称肃州）到乌鲁木齐1253公里，酒泉到哈密591公里，酒泉到喀什2547公里。新疆离内地远，人烟稀少，地方势力很容易拉山头，拥兵自重，闹武装割据。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为消除分裂局面而向新疆进军，第一次是在清代。1863-1865年，陕西、甘肃和新疆相继发生暴动和叛乱，不久俄国军队也乘机侵占伊犁。1867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率湘军10多万人开始征战，到1873年10月攻占肃州，随后就开始着手准备进军新疆。1876年，清军约7万人向新疆进发，追剿叛军。到1878年1月，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整个新疆，消灭了阿古柏叛军。这以后，满清王朝在新疆建立行省，湘军统领刘锦棠出任第一任新疆巡抚。

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辛亥革命以后，新疆长期处于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之外，军阀割据，内乱不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30年代中期，苏联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国、日本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国际形势很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苏联处在日、德反共同盟势力的东西夹击之中，迫切需要中国拖住日本，稳定东方战线。所以，尽管盛世才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斯大林却还没有要承认一个独立的新疆政权的意思，怕这样会刺激中国。而中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十分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不愿为一个鞭长莫及的地方与苏联形成对抗。于是，保持新疆的相对独立，就成为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可以接受的现状了。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在苏联一开始作战失利的情况下，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蒋介石，并且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势力全部撤出了新疆。1942年底蒋介石很是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第二年，国民党军队以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军共7万余人，历时两年半和平进驻新疆。1944年9月，蒋介石把盛世才调到重庆，由吴忠信主掌新疆。

    1949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统治区大举进攻，但是在毛泽东进军全国的棋盘上，新疆还没有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2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的电报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6月26日，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说，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可以在“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7月10日至14日，第一野战军在扶眉战役中歼灭敌军4个军43000多人后，胡宗南系统残部退入陕西汉中地区，下一步攻歼对象是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奎匪徒。7月20日彭德怀报告，已消灭胡宗南5万余人，计划“明春夏入新疆”。这时，刘少奇正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放心。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的回忆，斯大林当时说，英、美，特别是美国，在策划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对美国势力渗透新疆的担心，使得苏联迫切地要求中共及早进军新疆。由于苏联战后注意发展在新疆的势力，策动和支持了“三区革命”，所以在新疆，特别是北疆，很有影响。考虑到苏联将会在外蒙古独立和东北长春铁路及旅顺基地等问题上与未来的新中国发生利益冲突，斯大林设想在新疆问题上先帮助中共，通过这个来换取将来中共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的让步。根据现在看到的俄国档案文献的记载，在6月27日这天夜间，也就是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马步芳的骑兵部队，表示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这以后，毛泽东在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还通告说，如果战事进展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为此，正在考虑步行进军新疆的问题。8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通知刘少奇和王稼祥说：“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

    这样一来，进疆的任务就迅速提前了，可是中共当时对新疆的具体情况却是一无所知。从后来邓力群的回忆和“力群电台”发出的电报看，为了让中共力量尽早占领新疆，苏联的确做了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先后在联共（布）中央联络部和苏联驻伊犁领事馆人员的陪同下，于8月14日秘密到达伊宁。这以前，驻伊宁的苏联顾问团已全部撤回国内了，苏联驻伊宁的领事阿里斯托夫接待了邓力群一行，并安排他们和三区少数民族领导人进行了会晤，这些领导人表示“将尽一切力量”帮助邓力群完成任务。阿里斯托夫也表示“愿以同志关系”和邓“经常往来互相交换意见”。当时，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领导人中有主张接受中共主张的和平派，也有主张奉命坚决抵抗的反共主战派。虽然早在1949年4月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决定留在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就考虑要“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中共既不了解三区的具体情况，又和新疆当局没有任何接触。而倒是苏联方面在7月底8月初，通过与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包尔汉的接触，了解到新疆当局有举行和平起义的意愿。8月中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对陶峙岳等人表态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这确实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起义产生了作用。

    8月26日兰州的解放，迫使新疆军政首脑下决心举行和平起义。经过与新疆当局的联系，苏联副总领事叶谢也夫9月2日亲自去伊宁，并且连续两次会见邓力群。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会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立即设法开始谈判。叶谢也夫还几次建议邓力群尽快赶到迪化，直接同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由苏联方面负责从中介绍，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经过与叶谢也夫商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在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在苏联领事的大力协助下，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新疆国民党当局便通电宣布起义。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军队如果能够迅速进抵新疆，对于稳定西北局势，形成统一全国的局面，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兰州距乌鲁木齐差不多快两千公里远，而西北野战军缺少必要的交通工具，加上就要进入严冬了，一旦风雪刮起来，会给部队行军造成极大的困难。尽管毛泽东答应说从华北、华东军区抽调3个汽车团（536辆汽车）给西北野战军，但这还需要时间，也不够用。所以，只有寄希望于苏联的帮助了。9月26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说，关于入新疆部队，除车运、步行外，正同苏方交涉，用30至50架飞机空运。经过商定，斯大林决定派运输机运送西北野战军指战员入疆，具体办法是：部队先向酒泉进发，同时由中方出钱租用的苏联航空公司飞机45架飞往酒泉机场，实行空运。苏联派来的飞机是里-2型，这种活塞式运输机最大时速325公里，巡航时速240公里，最大航程2650公里，升限6400米，载重7.65吨，载客20-30人，非常实用。

第一批进疆部队是王震司令员所辖的第1兵团第2军和第6军共7万人。除车运和步行外，空运的是第6军军直机关和下属第17师（炮兵除外），自1949年11月4日开始空运，共运1033架次，官兵12446人，武器装备125734吨。其中从酒泉运抵哈密2908人，从哈密运抵迪化9538人（即乘车抵达哈密的先头部队）。再加上从10月开始车运的部队，在年底前，中共的主力部队已进抵新疆各主要城市。到1950年3月，后续步行部队全部进驻新疆，也就是说在半年内7万人全部入疆。这次空运在中国军队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中苏军事关系史上也是唯一的。只是中国结算时付给苏方的运费款额是多少不知道。

    中苏第二次军事合作是1950年初从华东地区开始的。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蒋介石虽然从大陆败退到台湾，但他的空军和海军力量仍然很强大，经常对东南沿海城市广州、福州、杭州、南京、徐州，特别是上海的军事和经济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就空袭了26次，其中2月6日对上海的空袭最严重。当日，国民党空军出动B-25轰炸机和P-51、P-38战斗机共17架，轰炸和扫射上海，造成军人和老百姓死伤1400多人，炸毁民房2000多间。空袭的重点目标是杨树浦发电厂（发电量17万千瓦）。这次轰炸导致上海生产停顿，而且使全国物价上涨的风更利害了，本来就瘫痪了的经济受到了更大的冲击。苏联驻上海的总领事П.П.弗拉基米罗夫向莫斯科通报了这次轰炸所造成的后果：“17架重型歼击机，在同一时间对上海市的所有电站进行了打击。轰炸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以前曾属于美国人的一个功率最强的发电站，已经完全瘫痪。还有其他的发电站也部分地受到损坏。所有的工厂都停产了，电车停运，供水也中断了，公共部门及其附属企业也都中断了自己的工作。尽管投入了全部现有力量来修复美国人的这个发电站，也要经过10天之后，而且才能恢复20%的功率。持续的修复工作还遭到电站的美国主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电站的修复工作”。根据一系列资料，弗拉基米罗夫得出结论说：“是美国人实施的这次轰炸”。这位总领事还指出，“目前上海的居民，尤其是在政府和党的范围内，人们的情绪非常沮丧。所有的人都担心再度出现新的轰炸。已经做出决定，将工业企业基地转移到内地”。接着，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蒋介石对1950年2月6日空袭上海的结果十分满意，他欢欣鼓舞地召集了高级军官会议，要求扩大轰炸，并批准将轰炸行动扩展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青岛、广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为协助这个行动，美国人还帮助国民党加紧修复舟山群岛上的重要机场。这位领事的真名叫弗拉索夫，也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延安总部工作多年的苏联情报员彼得·弗拉基米罗夫（中国名字叫孙平），后来他的儿子Ю.П.弗拉索夫，根据其父在延安的日记整理和出版了著名的《中国的特区》（又译《延安日记》）一书。继上海的工作之后，弗拉基米罗夫被任命为苏联驻缅甸大使。

面对国民党的轰炸，新中国仅有的一点空军力量根本无能为力。当时中共只有接收、缴获和起义的国民党军队飞机113架可以升空，其中还包括运输机、通讯机和教练机，就作战能力来说，只能将就着保卫北京。所以，在接到上海市长陈毅的紧急报告后，刘少奇立即致电正在莫斯科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请求苏联给予帮助。据中国史书记载，当时斯大林答应苏方派空军提供保护，但提出苏中要签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活动”。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毛泽东只好让步。不过，书中没有提供材料的来源，其他历史文献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无论如何，苏联方面立即向中国派来了第一支空军部队。当然，1945年苏联在旅顺海军基地就驻有空军，但那不是为中国派出的。

3月13日，由巴季茨基中将率领的混合航空兵集团进驻华东的上海、徐州等地机场，协助中国进行空防。这支防空部队包括两个驱逐机团、一个混合航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和一个雷达营，共有战机120架、雷达12部、探照灯72部。从3月20日到5月11日，以徐州机场为基地的苏联米格-15战斗机四次起飞迎击国民党空军，共击落6架轰炸机，一举解除了对上海的空袭威胁。195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先后进驻徐州、上海机场，并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进行换装带飞训练。10月，巴季茨基部队奉调回国，其武器装备作价移交中国，计有米格-15喷气式飞机38架，拉-11活塞飞机39架，图-2活塞轰炸机9架，伊尔-10活塞强击机25架，教练机8架，共119架。从10月19日起，中国空军接管了上海的防空任务。

朝鲜战争加重了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防空的任务，苏联空军第二批部队别洛夫师在1950年8月进驻中国东北担任防空任务，后来采用同样办法，将这支部队的装备作价移交给中国空军，计有米格-15喷气机122架，教练、通信机16架，总共138架飞机。同年10-12月，又有13个苏联航空兵师，其中9个米格-15、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师，1个拉-9歼击机师，2个伊尔-10强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分别到达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协助担负上述地区的防空任务，并负责训练中国空军部队。这些苏联空军部队是到1951年7月的时候开始陆续回国的，中国空军当时有偿接收了其中12个师的装备。苏联空军在中国上空的出现，可以说是有力地保证了我们新政权的政治稳定和国防安全。

    由于缺乏经验，中苏在这次军事合作中也出现过失误。1950年10月，中国空军从南京起飞的一架图-2轻型轰炸机进行训练飞行，因事先没有通报苏方，结果被苏军雷达发现，误认为是敌机，把它给击落了。

    50年代初中苏最大的军事合作就是苏联空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空中作战。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美国军队参战后，斯大林便要求中国做好准备，随时向朝鲜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表示苏联将出动空军协助作战。1950年7月5日，斯大林让苏联大使罗申通知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7月13日斯大林又来电说，如果中国在朝鲜边境部署9个师，苏联准备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并打算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协助训练中国飞行员，然后将全部装备移交给中国空军。估计别洛夫航空师等苏联空军部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中国的，但当时斯大林并没有打算让这些部队参与朝鲜的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