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是国际冷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不仅是因为苏联和中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在一个时期内携手同行，于两大阵营的对抗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而且还在于中苏两国关系的演变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从而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与命运，促成了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与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对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

五十至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史研究概况

纵观冷战时期对中苏关系史研究的状况，起源于意识形态对立的东西方抗衡，给这个课题的研究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特别是在中国和苏联，由于受到中共和苏共两党关系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态势更是与两国关系中的政治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研究状况  在50年代前期中苏结盟的“蜜月”阶段，中国学术界对于中俄、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完全是配合中苏友好的政治宣传，单一地反映苏联对华援助及中苏友谊的历史，不仅未曾谈过斯大林时期苏联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以及对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伤害，甚至连沙俄侵华的历史也基本没有提及。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实施了对华政策新方针，将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中国，基本上解决了斯大林时期的遗留问题，使中国党领导人毛泽东感受到与苏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开始在对内对外的一些谈话中一吐怨气，讲到他在见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并谈及斯大林不平等待人，“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等问题。[1] 应该说，这种状况为中国学术界客观地、全面地研究中苏关系提供了可能，但它却终未成为现实。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是信仰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致高于国家利益的一致，从而要求两党、两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但是，中苏两国民族特征、文化背景、政治和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及国际地位的巨大差异，使这种兄弟式的步调一致不可能长久存在。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探索各自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对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认识发生重大分歧，并逐渐发展为两党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论战。当苏联开始非斯大林化运动时，中国党则以列宁、斯大林的对内对外政策理论否定了赫鲁晓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批判苏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是“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即在事实上肯定了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其中对华政策的错误也就随之淡化。此后，两党关系的恶化进一步发展为两国关系的紧张，边界争端肇起，中国发动了旨在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文化大革命”，直至60年代末，两国关系甚至走到了战争的边缘。这时的中苏关系问题已成为关系到国际共运总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乃至共产主义千秋大业的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从而在60年代至70年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中国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实事求是地、全面深入地研究中苏关系这一课题，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禁区。取而代之的是全面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论著的发表与出版，其政论性之强已大大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与此相应，是中俄关系史，尤其是沙俄侵华史研究的大发展。史学界针对苏联官方和学术界在中俄关系上的论点，特别是就领土和边界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论说，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尽管囿于两国关系紧张的现状，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片面性的问题，但它还是从一个方面为战后中苏关系史这一课题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线索。

进入8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在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反省的基础上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从而逐渐冲破了中苏关系史研究领域中的樊篱，特别是在1986年中苏关系的改善出现转机至1989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一时期内，中苏关系的研究得到较大的发展。不过，就战后中苏关系史这一课题而言，虽然一些学者对“雅尔塔秘密协定”和苏联的远东政策、斯大林与东北问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仍显薄弱。这里还应提及的是，台湾学者一直比较重视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和有关资料的整理及出版工作，其于60年代至70年代编辑出版的《中俄关系史料》、《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等书籍，为该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档案材料。

苏联研究状况  苏联的俄中、苏中关系史研究同样受到国内政治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其状况与上述中国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5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继续受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沿着30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导向，在俄中关系史研究中美化沙俄侵华政策。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揭露之后至50年代末，苏联史学界开始对以往美化沙皇政府对华政策的倾向提出批评，试图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对俄中关系做出评说。但是，50年代苏联史学界在苏中关系史的研究中基本上还是回避了苏联对中国革命及中国的民族利益有过伤害的问题，而是多从苏联对华政治支持与经济援助的角度评说两国的关系。在60年代至70年代苏中关系恶化、两国由盟友到敌手的对抗时期，苏联的俄中和苏中关系研究也配合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需要，违背历史事实，重新为沙皇俄国的侵华政策辩护；并批判中国的“大汉族霸权主义”，攻击当代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80年代苏中关系解冻以来，苏联方面不仅停止了反华宣传，而且还开始了对以往的对华政策的反思。一些学者在评述战后苏中关系时，谈到苏联通过1950年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实际获取了中国东北和新疆两个势力范围等问题，探讨了国家关系与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并总结了苏中关系由联盟走向对抗的历史教训。但此期苏联史学界对战后苏中关系的研究也还未深入下去。

西方研究状况  60年代至70年代，当中苏两国的中苏关系史研究为政治性大批判所取代时，西方史学界却开始加强了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过去西方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是铁板一块，所以中苏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西方学者特别着重于对中苏分裂的起源和内在原因进行分析与研究。如在美国，除有大量中俄、中苏关系方面的著作重版外，还有一批论述当代中苏关系的新作问世。但是，因受档案材料阙如的局限，直至80年代末，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特别是战后中苏关系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缺乏深入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同时应该指出，这些研究往往从反共的立场出发分析中苏两党、两国矛盾及冲突的起源，带有冷战时期所特具的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故而不免失之偏颇。

总之，纵观90年代以前中苏关系史，特别是战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状况，由于中苏双方都很少公布有关的档案文献和原始材料，致使研究者对各种问题多是从结果推论原因，由中国和苏联当时公开宣布并执行的政策追寻双方制定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或者根据后来中苏双方有关的官方出版物来判断历史发展的进程。其中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九十年代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

随着90年代的来临，尤其是苏联解体，国际冷战时代的结束，上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是中国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共中央文件选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文选等一系列重要文献资料和一批传记、年谱、回忆录和访谈录(台湾也开放了部分新的档案材料)；其次是90年代初俄国发表了大量涉及苏中关系的回忆录和采访录，特别是解密了一批有关战后苏中关系问题的重要档案文献。这些原始档案材料和口述史料的披露和传播，把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在中国、俄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批新材料进行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在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进行反思的氛围中，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角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各国研究者都注意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避免传统政治观念的影响，把这段历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客观的分析和研究。其次，由于大量档案和口述史料的出现，研究的重点也从一般性、综合性分析转向更深层次的具体问题的探讨。如在战后东北问题、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刘少奇访苏、毛泽东访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朝鲜战争、中苏经济合作和军事合作、中苏分裂及其原因、中苏边界冲突，以及中苏关系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人作用等方面，都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近几年来，中、俄、美等国家学者利用中俄两国发表和解密的新的档案材料及口述史料，着重对战后中苏关系从1945年苏联政府将对华政策的重点逐步移向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对华关系的“转轨”，到1950年中苏大同盟的建立，再到1969年中苏发生边界流血冲突，两国关系恶化达至顶点乃至走向大对抗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双方关系演变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对此，本文按研究的阶段选取四组共22篇文章进行简要述评。

1、战后初期中苏关系及其研究

二战后，斯大林从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在远东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制定了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的外交方针，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则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此，斯大林当时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其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只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由此，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即苏联与未来新中国的关系，是在一种不愉快、不和谐的状态下开始的。但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势迫使斯大林要考虑改变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战略及其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中苏之间真正合作的基础得以初步建立。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后，中苏两党在原则上统一了认识，虽然涉及双方根本利益的分歧尚未得到解决，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目标还是确定了下来。随之，尽管中国共产党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毛泽东为了体现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并构筑对外关系的新基础，仍然决心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然而，斯大林以东北问题关系到苏联在远东的根本利益之故，难以接受新中国的主张，这样，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对话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的战略目标，使中国与苏联不断协调各自的战略利益，解决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终签订了新的条约，结成了新的战略同盟关系，为以后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一阶段即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缔结的旧的中苏同盟破裂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新的同盟关系的确立，中苏两国关系转轨时期的研究，本文选介的一组文章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薛衔天的《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2]一文，以战后东北问题为核心论述国共两党和苏、美三国四方关系变化的组合及中苏关系的走向，认为战后东北是远东国际矛盾的焦点，是国共两党及苏联和美国争夺的战略基地。东北问题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构造的中苏美三国关系框架的支柱，而其如何解决则成为中苏关系的基础。战后中共抢先进入东北，打破了美苏对华关系的构架，而美苏两国也从战争中的同盟关系转化为对抗和争夺的关系，国共两党和美苏四方随即各自选择盟友，蒋介石投入美国的怀抱，中共与苏联则在东北结成盟友。1950年中苏莫斯科会谈，东北问题仍居核心地位，只是在交还大连港、移交中长铁路权利和财产、允诺旅顺口撤军等关键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才使中苏双方缔结了新的条约，将两国的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势固定下来。

由于此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在东北关系的发展是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此后中苏关系发展的基石，因而这一组里的几篇文章都利用新的史料，着重对莫斯科在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作了新的阐述。不过，尽管作者们所利用的材料基本相同，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及论点也即存在差异。例如，美国西南密苏里大学盛慕真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满洲的斗争》[3]一文认为，抗战胜利伊始中共即迅速采取行动，抢先在满洲占领地盘，而苏联从一开始(1945年9月)就支持中共抢占地盘，斯大林不仅鼓动毛泽东实施快速开进满洲的战略，而且还向中共提供了大量苏军缴获的日军武器，使中共在满洲的军事力量迅速发展。斯大林很了解毛泽东与美蒋竞赛中的问题，于美国明目张胆地支持国民党的同时，苏联也在暗中越来越强有力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当斯大林屈从于华盛顿和重庆的外交压力而改变了他的满洲政策时，毛泽东从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出发，自愿服从斯大林的政策，并一再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苏联政策的变化。毛泽东与斯大林在东北的秘密合作中，关系亲密，而且合作成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赖恩·默里《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治》[4]一文则指出，苏联人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会有成功的开端，更不用说会有胜利的结局。新的档案材料表明，苏联试图限制中共对东北的军事渗透，竭力阻止中共接收满洲的主要城市沈阳。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对中共军队驻扎满洲持敌视态度。苏联人不仅迫使中共撤出满洲的城市，而且还在1945年11月断绝了与满洲共产党的所有联系。直至1948年5—6月苏共中央发布两项关于增加对满洲中共武装力量援助的军事命令之后，苏联才开始援助中共，同时还要警告中共不要急于发动全面统一中国的进攻行动。而此前的援助是很有限的，实质上是没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5]一文，从斯大林为维持以美苏为中心的远东国际体系，以其自身的战略利益为本考虑中国、中共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配合其外交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斯大林对东北政策的变化过程与中共中央处理对苏关系的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时期苏联与中共关系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表现的原因。

在苏联与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中，还有一个热点问题，即苏联人是否曾劝告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对此问题，研究者也是利用新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布赖恩·默里的文章指出，台湾国民党档案馆里的文献材料证实了下列观点：当1949初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全面胜利之时，苏联仍然主张以长江为界划分中国。国民党外交部关于苏驻华大使罗申在华外交活动的记载清楚地表明，罗申的使命与中国共产党人回忆录等材料中所说的米高扬的使命是相似的。作者认为，台湾档案馆里的苏联文件，不论其是假情报还是真文献，都说明莫斯科希望中国划江而治而使苏联不必冒与美国对抗的风险。苏联想要中国回复到军阀割据的时期，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获胜并且归入苏联集团，苏联就有与美国发生对抗的危险。而在苏联看来，由于欧洲的冷战正在炽热地进行着，这种对抗对苏联来说是不利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安德列·列多夫斯基的文章《米高扬访华的秘密使命》[6]则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有关米高扬此行的文件及其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们会谈的记录材料，一方面澄清关于米高扬曾劝说中共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国的说法；一方面论说苏联在中国东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援助和这种援助的巨大作用，以及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就中共政策的内容和前景问题，苏联以后对中共的军事、经济援助问题进行讨论的情况，否定关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微乎其微，斯大林干扰中国革命、不相信中共能战胜国民党，并且意图使中国划江而治等观点。此外，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首席参赞(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谢尔盖·冈察洛夫、美国斯坦福大学约翰·刘易斯、薛理泰等人的《刘少奇访问莫斯科》[7]一文，通过分析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访苏活动及其为与斯大林的会谈所准备的书面报告，评述了斯大林的全球战略对中苏双边关系的影响，指出在考虑对华政策问题时，斯大林如果认为苏联需要首先承担风险，就会立即采取强硬的不妥协的态度加以拒绝；如果中国人的想法与其战略设想相吻合，他便会采取热情的合作的态度予以支持。而中共方面为能与莫斯科结盟，依靠其帮助抹去中国对外关系中一切不平等的痕迹，准备付出暂时承认苏联利益的代价，同时以尽可能小的损失争取与莫斯科更加平等的关系。

2、朝鲜战争时期中苏关系及其研究

1950年初，斯大林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苏联丧失或即将丧失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东亚权益，即由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所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不能承受苏联失去在东亚的基本利益这样一种压力，开始重新考虑苏联对东亚的政策，认为可以替代中国东北保持苏在东亚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地区是朝鲜半岛。而在苏联与美国已经处于全球范围内冷战状态的背景及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的总的前提下，出于维护苏联在东亚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的计划，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朝鲜半岛导演一场针对美国在东亚势力范围的战争，尽管莫斯科希望这将不至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公然出兵干涉，形势急剧恶化，斯大林迫切需要中国出兵援助北朝鲜。而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毛泽东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并受到革命理想主义的激励，也决心与世界头号强敌美国进行一番较量，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派志愿军赴朝作战。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成为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斯大林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顾虑，改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采取了与中国全面合作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