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国是近邻，毗邻边界绵延7000余公里。古人云：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新中国自诞生之日始，确曾走过一段对苏联“老大哥”亲顺有加的路程，双方“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投桃报李，并肩携手。但是，曾几何时，大国之盟歃血初干，兄弟即阋于墙，进而分庭抗礼，乃至60年代末兵戎相见，转而踏上对抗之途。毛泽东着手编织新的大国关系网络，试图中美联手抗苏。纵观新中国建立以后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苏关系，从休戚与共到面折庭争、相煎太急，一条波折不断的曲线勾勒而出。这其间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谁又能道得清楚？这里且先采撷新中国与苏联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一节，回顾两国合作的最初历程。
小 引
1949年初，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之际，针对中共中央此前多次提出的毛泽东亲自访问莫斯科的请求，斯大林决定派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米高扬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当双方讨论到未来中苏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一点，那就是如何对待1945年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此时坐镇西柏坡，正在运筹帷幄，书写缔造新国家大文章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或许是还未及认真考虑有关的问题，抑或是急于得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故而对这一条约的保留与否，以及旅顺海军基地和长春铁路等条约中的敏感问题，做了模糊处理。
时隔数月，毛泽东派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了莫斯科。在6月末至8月初的40余天中，刘少奇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再次谈到了是否签订新的中苏条约问题。
但是，已开始对中苏条约的前景忧心忡忡的斯大林想把这个问题拖下来。也许，他是在向中国摆出一个姿态：你们不是要求我们给予帮助吗？那么，我差不多已经解决了刘少奇提出的这方面的所有问题，现在，该轮到你们中国人来报答了。而报答的内容，要待毛泽东到莫斯科来解决。当然，在斯大林看来，这种报答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维持旧的中苏条约，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
刘少奇访苏以后，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口头变成了现实。不过，就双边关系来说，解决中苏之间国家和民族利益冲突方面的根本问题，还要看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直接对话的结果。
笼罩在1945年中苏条约命运之上的云雾，正在轻轻地拨开。
在签订新约问题上中国急苏联不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第二天，苏联即发来电报：“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是新中国接到的第一份外交文件，它对于公开宣布了“一边倒”政策的新中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不顾所面临的千头万绪的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新身份，重又急管繁弦地提出了访问苏联的要求。
11月5日，他通过联共（布）中央的代表柯瓦廖夫表达了去莫斯科的愿望。毛泽东说，他希望在12月去莫斯科拜访斯大林，因为那时恰值斯大林七十寿辰，与苏联友好国家的代表团将从世界各地前往莫斯科，这样，“访问莫斯科将更具有公开的性质”。
三天后，毛泽东亲自向莫斯科发出正式电报，表示访苏愿望，并说明在访苏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还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
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新任驻苏大使王稼祥，说明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决定毛泽东去莫斯科的时间。“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斯科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10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会见苏联大使罗申，再请罗申将毛泽东拜会斯大林的愿望转达给莫斯科。罗申问起毛泽东的访问性质，谁将陪同他前往?周恩来回答：访问期间除了同斯大林建立私人的友好接触外，大概毛泽东还想和他讨论中苏条约问题。政府成员中任何人也不随同前往，但如果访问结果制定了新的中苏条约，那么周恩来本人将前往莫斯科签字。
在强烈要求访苏的同时，毛泽东还要向斯大林说明，中苏结盟在事实上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苏联。中国决不是靠乞求援助来达到与苏联结盟的目的，为了共同对付美国，苏联需要中国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它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
于是，11月17日，作为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及当时毛泽东与苏联大使联络人的李克农，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指出，美国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并且要“扩大它们在中国的影响，以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按照李克农的说法，帝国主义者宣传的重点是指责苏联正在“窃取中国的食物和资源，并且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其结果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
这个信息确切与否不得而知，但毛泽东让李克农传递它，一方面无疑是要提醒莫斯科，在苏联与美国的对抗中，中国的地位也是不可小觑的。毕竟斯大林一直担心毛泽东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不放心。一方面也有其言外之意，那就是新中国领导人对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不满意的。
可见，毛泽东这时急于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毕竟新中国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新面貌，特别是以一种显示共产党国家之间平等关系的新条约来代替以往的旧条约，更能向国人和世界证明毛泽东选择“一边倒”政策的必要性。而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心事，斯大林此时应该是心知肚明了。
不过，尽管苏联方面已正式答复中国，同意毛泽东于斯大林七十诞辰庆祝活动之前赴莫斯科开始他的正式访问，但在斯大林的心中，对修改旧约或是签订新约问题却依然是顾虑重重的。
毛泽东似乎感觉到了斯大林的某种意图，因而对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行能否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毫无把握。出发前，他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和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谈到去莫斯科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毛泽东只是说“可以谈谈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个感觉是正确的。
毛泽东与斯大林初次交锋心事各异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在雅罗斯拉夫里火车站，苏联政府以当时的最高官方礼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斯大林没有亲往火车站迎接，代表斯大林前往迎接的苏联官员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外贸部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等人。
六个小时之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他自己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并与毛举行了正式会谈。
会谈很快进入中苏条约这个实质性问题。当毛泽东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强调说：1945年的那个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议签订的，而雅尔塔协议包含着有关苏联战后在远东得到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一系列问题，改动经过美、英两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威胁到苏联的利益。因此，我们经过考虑后，“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至于涉及到影响中国权利的问题，如旅顺港驻军问题，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长春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斯大林的解释，令毛泽东感到有些意外。他承认：“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
面对斯大林明确表示的态度，毛泽东为难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而愿意用变通的办法撤出军队，以便让每一个中国人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却做到了”，使民族资产阶级心服口服。事实上，中共中央原先商定的方案是，要签订一个新的平等条约，却并不要苏军立即撤出旅顺。因为中国要建立自己的海军还需要一段时间。而斯大林的意见在这两点上恰恰与中共中央的意愿相反。于是，毛泽东只得表示可以保留“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也不应匆忙地从旅顺港撤军”。
不过，毛泽东并未就此轻易地改变初衷。他对斯大林提起“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而斯大林答道：“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做相当大的修改。”两人各说各的，斯大林竭力不让自己的思路与毛泽东的完全重合到一起。
尽管如此，毛泽东依旧刻意地提示道，“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这实际上还是坚持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这次会谈记录表明，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虽然双方都表示可以做出让步，但苏联希望维持旧条约，而中国坚持签订新条约，毛泽东与斯大林心事各异，分歧显而易见，只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透，都想保留外交上的回旋余地。
毛泽东竭力宣泄对会谈结果的不满
第一次会谈的结果，毛泽东很不满意。据柯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还向他发了一通脾气。毛泽东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12月21日，毛泽东在参加过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之后，收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发来的电报，得知大家赞成如若苏方不准备签订新约，那便就旅顺驻军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算了。但是，在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之后，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都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如果他这次访问的结果不能充分证明这种政策的正确性，不能充分显示新中国的新面貌，其影响将会怎样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国内民主人士已经提出：1941年3-4月苏日谈判签订中立条约时，斯大林曾亲往车站迎候抵达莫斯科的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并且还与其热烈拥抱；而毛泽东访苏，斯大林却不去火车站迎接，这像话吗！……舆论愤然，反应极大。
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邀请柯瓦廖夫去谈话，提出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请柯瓦廖夫转告斯大林考虑。第一种方案预定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召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预定对第一种方案中的种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周恩来也暂不必来莫斯科。当然，毛泽东再三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同志定夺。这时，毛泽东对即将于23或24日举行的与斯大林的会谈仍然寄予很大的希望。
然而，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主要是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这再度令毛泽东十分失望。
这次毛泽东真的动气了。为渲泄心中的积郁，他拒绝了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毛泽东后来曾同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我们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
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当时对他说：我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目的就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我们不满的情况。可见毛泽东之所以大发牢骚，不过是有意向斯大林表示自己的不满而已。
对于毛泽东的抱怨，以及西方新闻界关于毛泽东在这次访问中受到冷落的评论，作为主人的苏联却是“满腹委曲”。苏联方面认为，当1949年11月10日周恩来向罗申大使转达毛泽东的访苏愿望时，还曾声明说，毛泽东去莫斯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休息休息，治治病。莫斯科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采取了各种措施力求不加重毛泽东的访问计划，给予他休息和治病的机会，并不是有意要冷落他。12月21日，为庆贺斯大林诞辰七十周年在苏联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会议。会上，同苏联高级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团就座的有许多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被安排在贵宾席的第一排，与斯大林并肩而坐。大会开幕后，外国客人中第一个获许发言的即是毛泽东。这种安排突出强调了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的重视。22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贺寿宴会上，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又一次给予毛泽东以特别的关注。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提议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领导人干杯时，首先建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相反，倒是毛泽东12月19日发给斯大林的贺信与其他外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信不同，内容简短，非常官方化，并且明显的“冷淡”。苏联人觉得，这一点是很难解释的。
但不论苏方的感觉如何，事实是，12月25日中午斯大林曾来电问候毛泽东，26和27日毛泽东与其他苏联领导人继续进行过会谈，此后直到1950年1月1日前，毛泽东与苏方领导人没有任何接触。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看来，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在等待对方做出让步。
斯大林在条约谈判中先行做出让步
1950年元旦这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说：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并强调自己“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最后，毛泽东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
在与罗申的谈话中，毛泽东还向苏联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又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1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北京发来的5份电报。其中一封电报说，北京得到自己的情报人员1949年12月21日发自香港的消息：国民党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向蒋介石报告了美国人关于要他在台湾保住政权，防止共产党占领台湾的一些要求。这些要求中指明了国民党活动家谁应任政府和军队的首脑，谁应从政府的组织机构中除名，以及在实质上，一切国家管理机构和军队指挥机构，都必须在美国及其顾问们的控制之下。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美国人才答应给蒋介石提供财政方面的帮助，而“如果蒋介石不能很老实地实现这些要求，那么美国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建议蒋介石离开台湾，由美国人自己占据台湾”。
毛泽东传递上述信息并不是无意的，他其实是在以一种东方式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满和提出警告。
毕竟毛泽东并非真的要休息养病和提前回国。尽管他私下里表示了这种意见，但在第二天，1月2日，他就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取决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他还提出“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这无疑是在向斯大林表明他要签订新约的决心。
至于英国和缅甸要承认中国的问题，也不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说，“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而在12月18日周恩来即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向苏联方面转达此类消息，显然是在外界传闻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状态的背景下，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对斯大林无疑是个刺激；而美台关系的发展，不论中国的情报确切与否，都是他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他必须在亚洲紧紧抓住中国这个新盟友，与美国进行对抗。
这样，当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斯大林终于意识到不签订一个新条约是不行了。中苏条约谈判的僵持局面开始打破，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
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专门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直接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三种选择：(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1月3日新的一天开始时，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
至此，倾压在中苏条约命运之上的乌云，终于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