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中苏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几年以后，中国政权发生更迭，而同盟关系则又上了一层楼。在此期间，中苏双边关系中的新疆问题始终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地位，苏联对新疆的政策也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本文拟对这一过程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民国以来，新疆长期处于中央政府实际控制之外，军阀割据，内乱频仍。30年代中期，苏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日在新疆的影响，而把新疆纳入自已势力范围的。不过，当时国际形势风紧云急，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苏联处于日、德反共同盟势力的东西夹击之中，迫切需要中国拖住日本，稳定东方战线。所以，尽管盛世才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斯大林却还无意承认一个独立的新疆政权，以免由此刺激中国。[1]而中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十分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不愿为一个鞭长莫及的地方与苏联形成对抗。于是，保持新疆的相对独立，即成为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可以接受的现状。

不久以后，国际局势骤变，苏德战争爆发。在苏联初战失利的情况下，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蒋介石，并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势力全部撤出了新疆。[2]当1942年底蒋介石颇为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3]的时候，中苏两国关系降到了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最低点。

然而，就在苏联势力被迫撤出新疆之际，欧洲战场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到1944年夏季，苏联不仅能够正式提出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而且还完全有时间和精力策划如何对新疆卷土重来了。

三区革命：苏联策动和支持的民族起义

1944年初春，中蒙在新疆与外蒙交界的阿尔泰地区发生冲突。[4]对于苏联重新染指新疆的企图，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一方面调兵遣将，摆开了不惜一战的架势，一方面不断向罗斯福告斯大林的状，试图对苏施加外交压力。[5]但是，美国对阿尔泰冲突和蒋介石的申诉反应极为冷漠。罗斯福先是在4月8日建议中国政府“冻结”新疆事件，到战后再解决，继而在4月10日劝告蒋介石对苏联要忍耐，要顾全大局，后来甚至禁止中国再扩大反苏宣传。[6]罗斯福所说的大局非常清楚，即为了最后在亚洲战胜日本，中苏必须联合，共同对敌；为了战后远东秩序的稳定，必须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是需要莫斯科认可的。中国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意见。4月19日，蒋介石批准了一项缓解中苏在新疆的紧张关系的计划，决定先严令新疆当局力避任何边界冲突，再寻机将盛世才调离新疆，以取得苏联的好感。[7]

不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苏联和中国，以推动中苏接触。王世杰受蒋介石委托于6月16日专程到迪化迎接华莱士，并叮嘱盛世才不得在华莱士面前公开攻击苏联。6月24日华莱士离开重庆时，蒋介石托宋美龄致函罗斯福，答应美国倘有任何改进中苏关系的办法，中国必全力以赴。[8]

然而，此时解决中苏双边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苏联手中。在这场未来的外交较量中，无论是实力地位还是国际影响，苏联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从国际环境考虑，苏联也感到有必要改善苏中双边关系，但两国之间在处理战后关系方面，毕竟存在着需要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的重大利害冲突。因此，在盟国之间酝酿中苏双方应该进行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直接谈判时，苏联的策略是，一方面向蒋介石做出某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表明苏联对中共的不支持立场，一方面则不断加紧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谈判桌上能够取得预想的收获。

5月中旬苏联大使潘友新向蒋介石做出明确保证：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不再援助外国共产党。苏联政府现在不给，将来也不会给中国共产党任何援助。[9]9月8日，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纳尔逊和赫尔利大使告诉蒋介石，莫斯科对华空气现已好转。莫洛托夫对美国人说：苏联愿意见到中国强盛和统一，中共并非共产党，苏联也无意支持中共。[10]

与此同时，斯大林显然认为需要让蒋介石切实体会一下苏联的力量和决心。1944年6-7月，苏联从成都、西安和兰州撤走了最后一批大约60名苏联军事顾问。同时，苏联的报刊也增加了批评中国民族主义倾向的评论和报道。7月间，苏联还向美国表示，苏联政府不愿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与中国一起讨论未来的联合国组织问题，而建议单独举行两个三国会议。更为严重的是，10月11日苏联接受位于外蒙古西北边界的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图瓦自治州。关于唐努图瓦地区的问题，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曾特意向罗斯福提起，认为应在战后同蒙古问题一道与苏联谈判解决。[11]现在，苏联竟如此轻而易举地吞并了这片17万平方公里曾属于中国的土地，这无疑是斯大林向蒋介石发出的一个警告信号。然而，与上述一切相比，真正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威胁，并使蒋介石政府感到震惊的，是苏联在新疆采取的策动和支持少数民族武装暴动的行动。这就是新疆历史上著名的伊宁事变，或称三区革命。

早在苏联势力退出新疆的时候，莫斯科就开始策划一次以少数民族反抗汉族统治为特征的武装行动了，并为此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军事准备。

在思想方面，苏联的方针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据当时在塔城地区任副专员和政府秘书长的哈吉耶夫说，苏新关系破裂以后，苏联曾一度试图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共产主义措施，指望通过宣传共产主义鼓动人们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但是由于少数民族都不接受这些宣传而没有成功。以后，苏联才改为利用当地民族的反汉情绪和宗教信仰，特别是泛突厥主义，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12]苏联在北疆大规模号召少数民族起来反对汉族政府的压迫是从1943年开始的，那时，塔什干出版的《东方真理》和阿拉木图出版的《哈萨克国土》等维文、哈文报刊，已经大量运进新疆，这些报刊不断发表声援和支持新疆少数民族斗争的文章。1944年夏季，在迪化、塔城和伊犁经常发现有“新疆解放”等地下组织散发的传单，而这些印刷精美的传单显然不可能是在新疆印制的。在这些传单中，传播最广、效果颇大的是一种专门对伊斯兰教民的传单，该传单介绍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伊斯兰教人民大会，并直接号召伊斯兰教徒团结在苏联周围以争取民族的幸福和解放。[13]

在组织方面，苏联积极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立各种秘密团体。苏新关系破裂初期，后来成为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的阿巴索夫等人在伊宁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其中就有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瓦西里·瓦西里诺维奇参加。[14]苏联军官还直接出面领导反抗组织，如1943年在阿拉木图成立的“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是曾经帮助盛世才剿灭马仲英和张培元的红军将领叶夫西爱夫组织的，该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联络伊犁民族上层，组织武装暴动。[15]当时在新疆最大、最有影响的地下组织“伊宁解放组织”，也是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44年4月9日成立的。与苏联在新疆的政治鼓动和思想宣传相一致，该组织的主要领导力量是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宗教、大牧主等民族上层人士。[16]这种组织结构，决定了三区革命初期的政治走向。

在军事方面，苏联的主要作用是大量向新疆少数民族反抗组织提供武器，在苏联境内为武装暴动培训军事干部，并派军事顾问参与对新疆游击活动的领导和组织。早在1943年驻守哈密的红八团撤退回国，经过伊犁边卡时，便将该部队的武器悉数藏匿于民间，以为日后采取武装行动所用。[17]1943年10月，在苏联接受军事训练达两年之久的达列力汗回到阿山地区进行游击活动时，苏联应其要求，派出了12人顾问团，随同他经外蒙古到达青河。1944年4月上旬，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以视察边境为名来到新疆青河县，会见了反抗组织首领乌斯满，并给他派来了一批军事顾问，运来了武器弹药。在乌斯满和达列力汗发动阿山暴动过程中，他们不断从外蒙古方面得到大批武器。[18]苏联还为新疆少数民族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和指挥人员。当时，苏联在阿拉木图和安集延建立了两个军事训练基地，专门训练逃亡到苏联的新疆少数民族反抗人士。阿拉木图基地负责正规战训练，而安集延基地负责游击战训练。[19]三区革命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伊斯哈克伯克在1942年初逃往苏联后，就在苏联的支持下，将聚集在那里的200余名逃亡者组织起来，编为两个大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并在苏联筹建了蒲犁解放组织和蒲犁游击队。[20]

1944年10月30日，鉴于在伊宁发动武装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伊宁解放组织”便派遣阿巴索夫去苏联，洽谈购买军火事宜，并很快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游击队。11月4日，“伊宁解放组织”根据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建议，趁伊宁驻军的主力部队已调往巩哈县的机会，秘密发动和武装群众，同时派人与巩哈游击队取得联系。11月6日，阿巴索夫偕同苏联军官亚历山得洛夫率领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从苏联经霍尔果斯口岸潜入伊宁，会同“伊宁解放组织”组成了以亚历山得洛夫为首的军事指挥部，并决定在11月7日举行全城暴动。[21]

暴动开始以后，苏联军人立即投入了战斗。随着战事的展开，又不断有增援部队自苏联入境。11月12日，由苏联军官波里诺夫率领一支现代化装备的俄罗斯族部队入境参加作战。11月16日，伊斯哈克伯克和苏联军官斯坎德尔率一营骑兵，越过国境攻打艾林巴克。到1945年1月初，苏联又在其境内中亚地区各穆斯林民族中组织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进入新疆后，一部分去果子沟阻击迪化政府的增援军队，一部分参加了攻打艾林巴克的战斗。鉴于大量苏联军官和军事人员进入新疆，为了协调关系，协助指挥，1944年11月下旬，苏联派出了以柯兹洛夫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和以斯特潘诺维奇为团长的内务部顾问团(代号分别为“一号房子”和“二号房子”)来到伊宁。不久，苏联又派出一批苏联军事教官，在霍尔果斯口岸举办军官培训班。每期3个月，先后举行了3期。毕业的学员分配到各游击队担任军事指挥员。[22]

此外，在新疆的苏联侨民也纷纷参与了三区革命。作为伊宁事变先声的1944年8月“巩哈暴动”，就是苏联侨民帕提斯·莫斯里莫夫等人利用在苏联境内换取的武器，组织游击队发动的。[23]另据1945年11月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总局的调查报告说，绝大多数旅居新疆的俄罗斯侨民“怀有对自已祖国的爱国主义感情”，正在积极投入武装起义。[24]

显然，曾在伊宁工作的中共代表彭国安的结论是可信的：“伊犁的局面确实是靠苏联军队打出来的”。[25]

新疆独立：与中国结盟谈判的外交筹码

伊宁暴动发生后，新疆当局马上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苏联。1944年11月11日，新疆军政首脑朱绍良和吴忠信联名致电蒋介石：以目前情势而言，对苏外交如无彻底调整办法，则如伊犁事件，自必层出不穷，新疆前途亦将日趋恶化。蒋介石在11月25日的回电中也感到问题严重，他一方面进行军事部署，一方面指示新疆当局立即就地与苏方进行交涉，只要能够保全领土和主权，可以在经济合作方面尽量迁就。伊宁失守以后，1945年2月19日吴忠信致电蒋介石称，如此下去，新疆恐怕将成为第二个东北，只有通过外交渠道的有效疏解，才能收拾目前局面。[26]

事态的发展表明，吴忠信对新疆势必大乱的形势估计是准确的，蒋介石对领土和主权的担心也不是无的放矢。因为，伊宁事变的最初目标就是要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苏联驻伊宁领事在暴动的第二天就派人与“伊宁解放组织”领导人热合木江联系，商议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并就政府成员名单进行了讨论。11月12日，“伊宁解放组织”即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由艾力汗·吐烈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星月旗。1945年1月5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宣言明确宣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国而独立。[27]

然而，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是苏联对华政策的真实目标，也不是苏联策动和支持三区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伊宁事变中，如果说三区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真正把新疆的独立作为了这次革命的最终目的，那么莫斯科不过是利用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作为实现苏联在华利益的一个手段。

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环境来看，苏联都不可能要求和实现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目标。就苏联国内情况而言，与新疆接壤的主要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加盟共和国，如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这些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与新疆的少数民族在种族上，宗教上，乃至血缘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联国内在战后仍然存在着需要解决的民族矛盾，可以想象，如果苏联支持在这些共和国的边疆站立起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会对本国的少数民族产生如何强烈的负面影响。既然新疆的少数民族可以脱离中国而独立，那么苏联的同类民族就不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吗？[28]就苏联的国际环境而言，与中国的关系既受制于对付苏联在远东的宿敌日本，又不得不考虑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政策。无论如何，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处理战后世界格局的总体原则出发，苏联需要的是同中国保持友好和盟国关系，而决不是为新疆问题与中国对立，甚至兵戎相见。

当然，战后成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对大而弱的中国不是没有所图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利益限度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俄国的在华利益涉及到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地区，即东北、蒙古和新疆。早在19世纪末，俄国就为了在太平洋寻找不冻港和出海口而与日本激烈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为了保证西伯利亚铁路动脉的安全，则致力于在蒙古地区建立一个广阔的缓冲国。斯大林正是依据俄国在远东的传统外交战略，确定了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目标：在东部，以夺取中东铁路和恢复对旅顺口的控制，建立从苏联内地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为目标；在中部，以策动外蒙古脱离中国，建立苏联卵翼下的独立国家为目标。[29]显然，面对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干预，苏联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已非易事，如果再搞出一个新疆独立的事件，势必影响全局。因此，苏联对中国西部的目标是满足于保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影响，促成一个在莫斯科控制之下，或至少是亲近苏联的新疆地方政权。从现实的角度看，在新疆实现这样的目标比较容易，且不会引人注目。

在这方面，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尽管中国提供的情报极力渲染新疆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倾向，但他在1945年3月9日致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电报中认为，苏联“虽然不一定反对在新疆出现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始终要对当地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加压倒一切的影响，尤其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对外联系。直接目的可能是要保持对地方当局活动幕后的控制权，而不公开承担任何行政责任。”因此，对于新疆来说，在最近一个时期，“主权问题将处于次要地位”。[30]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苏联对新疆问题的真实考虑，说明了苏联策动新疆事变和支持成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举措，不过是为实现其在华根本利益而施展的手段罢了。

正当三区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了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会议。鉴于对德战争即将胜利结束，而且这次美苏首脑接触是斯大林正式提出苏联在远东地区全面要求的最后机会，因此可以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反映了苏联在华利益的最根本的要求。在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晤和2月11日关于远东协定的讨论中，根据苏联的要求，苏美英三国领袖一致通过了苏联加入远东作战的条件：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大连作为商港的国际化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作为军事基地，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但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和中国在满洲的主权。最后，苏联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

在这里，斯大林只字未提新疆问题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疏忽，这恰恰反映了在苏联对华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根本利益当中，新疆问题只是莫斯科随时准备打出的一张外交牌。所此，苏联一方面希望美国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这些要求，[31]一方面试图把新疆问题作为筹码，通过中苏直接谈判实现这些设想。

为了使中国能够接受雅尔塔协定，苏联开始注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在解决新疆问题上加快了与中国的接触。自潘友新被召回国后，空位近一年之久的驻华大使之职终于有了新的人选。1945年4月，新任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在赴任途中专程在新疆停留，听取了驻迪化总领事的情况汇报。4月13日，当蒋经国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抵达迪化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负责人会见了他，双方就苏联与新疆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32]特别是在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明显地对中国表现出友好姿态。4月15日和26日，出席会议的宋子文连续电告蒋介石，莫洛托夫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好。6月13日，奉命去莫斯科了解罗斯福去世后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的霍普金斯回到华盛顿后，立即与宋子文举行了一次重要会晤。霍普金斯十分明确地向宋子文转达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而且苏联无意侵犯中国在新疆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主权。苏联将主动邀请中国代表进驻满洲，与苏军合作组织当地的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与苏联无关。”[33]

莫斯科在中苏谈判之前做出的这种友好姿态，当然是为了诱使中国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接受苏联的条件。在处理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始终把苏联对外蒙古和东北的要求作为不可更改的目标，而把新疆及对待中共的态度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大体上就是按照苏联设计的轨迹展开的。[34]

7月2日，中苏正式谈判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症结主要出在外蒙古问题上。[35]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宋子文并没有把蒙古问题作为会谈中的主要讨论内容，因为苏联要求的是在外蒙古“维持现状”，中国对此的理解就是仍然保留中国的宗主权。[36]因此，斯大林在会谈中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使宋子文感到十分意外。在第三轮谈判中，双方在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上争论激烈，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37]面对苏联的强硬立场和美国政府在谈判初期采取的妥协和不干预态度，地位软弱的中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了。7月6日至8日，蒋介石在与王世杰等人商议后，连续给宋子文发出4封电报，表明了中国让步的界限：如果苏联能保证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不再支持中共和新疆暴动，则中国政府将在抗战胜利后自动提出通过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建议，同时，中国同意大连成为自由港，东北的铁路干线和旅顺港由中苏共同使用，但管理权归中国所有。[38]

这个消息正中斯大林下怀。于是，在7月9日的第四次谈判中出现了转机。斯大林对宋子文提出的新建议做出了回答：关于东北，苏联愿意尊重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坚持旅顺港须由苏方管理）；关于新疆，苏联同意“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协助平息暴乱，并认为中国政府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是适宜的；关于中共，苏联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唯一对象，不向中共供应武器。[39]

这样，在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参加波茨坦会议之前，中苏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已达成了一致意见。尽管在中国与外蒙古的边界划分，以及旅顺港的管理等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担忧似乎是解除了。1945年7月17日，蒋介石命朱绍良、吴忠信着手准备在10月间收复伊犁的事宜。[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