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苏联对中共在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政权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及双方在涉及中长铁路产权和开发东北资源方面的矛盾。大体说来，一方面，这种经济关系是单向性的，是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一种可能导致双方利害冲突的摩擦，而这正是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必须予以解决的核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即是建国初期乃至50年代中苏经济关系的缩影，同时也构成了中苏之间军事和政治同盟的经济基础。

本文利用中俄双方的档案材料，论证了1948-1949年中共与苏联经济关系的发展过程。此期苏联对中共的经济援助，主要是帮助修复中国长春铁路，并保证其正常运营，在这方面，苏联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但对于中共提出的全面恢复国民经济计划，特别是需要大批苏联专家的要求，莫斯科则比较谨慎。随着中共政权的发展和中国局势明朗化，以及中共明确表示在外交政策方面向苏联一边倒，苏联对中共的经济援助迅速发展，并逐步公开化。苏联的经济援助对中共巩固东北解放区继而夺取全国政权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此期在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也存在着矛盾和摩擦，这主要表现在对中长铁路及部分东北企业的产权界定问题上。中长铁路及东北资源对苏联经济发展和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苏联在这方面的要求也是明显的。对此，中共既不能放弃中国主权，又急需莫斯科的经济援助，因而不便采取强硬态度，只能尽量拖延问题的解决。这一切便形成了建国初期中苏同盟关系的经济背景。

关于中苏同盟起源的研究，各国学者以往大多都是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已经取得了不少令人信服的成果。[1] 然而，对于中共与苏联之间在经济方面的联系，及其在中苏结成同盟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研究者却较少论及。[2]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苏联对中共在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政权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及双方在涉及中长铁路产权和开发东北资源方面的矛盾。大体说来，这种经济关系是单向性的，是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关系，这一点毋庸讳言；同样不可置疑的是，在这种简单的经济关系中，隐含着一种可能导致双方利害冲突的摩擦，而这正是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必须予以解决的核心问题。总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即是建国初期乃至50年代中苏经济关系的缩影，同时也构成了中苏之间军事和政治同盟的经济基础，因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战后苏联对华方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当时斯大林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为此，斯大林先者是与美国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红军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者则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和国际舆论，同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范围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实际上，能够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苏联的基本目标已经实现，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在处理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时的一个政治砝码。而苏联红军在东北对中共是支持还是限制，完全依苏联在中国与蒋介石以及在国际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需要来决定。[3] 以至当时身在前线的陈云、高岗和张闻天都认识到，苏联在东北的政策是为“保持远东和世界和平”的目的服务的，中共在东北必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4]

在莫斯科看来，苏联在撤军之前可以直接凭借百万大军占据东北的军事优势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其后则只能依靠中共的力量来牵制国民党政府的对苏政策以及美国在华势力的发展。所以，东北苏军撤退前曾一再向中共东北局谈及“北满甚为重要，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5] 苏联代表还建议中共可以在中长路“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军队在苏联撤军后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6] 苏军占领当局甚至同意将中长路以外地区直接交给中共军队接管。[7] 在南满，如沈阳、抚顺、吉林、四平、安东、本溪、辽阳等大部分城市和地区，苏联则采取突然撤退的做法，以便中共军队可以乘虚而入。[8] 此外，苏联还给中共军队留下了大量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这主要是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提供的3700门的大炮、迫击炮、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680座各种类型的弹药库，以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9]

不过，苏联虽然希望中共在东北地区发挥作用，但就整个对华政策而言，此时斯大林的基本方针还是与美国合作。即使在拒绝马歇尔计划并挑起柏林危机以后，尽管苏联在欧洲与美国进行对抗，但在亚洲仍需要继续保持一种相对缓和的局面。莫斯科一方面要通过加强中共的力量起到对美蒋的牵制作用，一方面又希望在亚洲维持雅尔塔体系，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正常化，从而保证中苏条约已经承认的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因此，苏联在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又表示“在远东问题上愿意实行和美国共同的政策”。[10]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和，并特别强调应由苏联出面参与和谈，以加强莫斯科在解决中国问题时的地位。[11] 正是估计到这种状况，毛泽东在1946年4月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美苏两国之间寻求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内斗争中跟着妥协，相反，各国人民可以而且必须同本国的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而美苏妥协的实现只能是各国人民斗争的结果。[12] 因此，毛泽东告诫在东北指挥作战的林彪，内战既开，应“全靠自力更生”。又嘱咐即将赴苏联治病的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而“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提“任何要求”。[13]

到1948年，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欧洲，一方面斯大林通过组建共产党情报局和整治南斯拉夫共产党，构造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稳定了与西方抗衡的阵脚。[14] 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斯大林在解决柏林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忍让和退缩的立场，对双方整体实力的认识迫使苏联放弃了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15]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的发展则出现了令斯大林欣喜的局面。

还在1947年12月中央会议期间，毛泽东就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强调中国形势将发生根本变化，革命战争已经转入反攻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16] 以后不久，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报告，中共军队在内战中“一直掌握着主动权”， 国民党军队损失了130万兵力和37个整编师的武器装备，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动摇。“摆在民主力量面前的任务是：顽强奋战，消灭蒋介石武装力量，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据中共领导人的乐观估计，战争再进行一年半至两年即可结束。报告还说，蒋介石奉行亲美反苏的外交政策，而美国则试图通过援蒋消灭民主力量，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17]

形势的变化把莫斯科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1948年4月苏联外交部起草了给驻华大使的政治指示，其要点是：一、“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当是有节制的”，对政府人士“不要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只强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二、认真研究并通报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和内政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及种种变化。三、密切注视政府机构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及其政治目的。四、十分认真地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援蒋反苏的举动并揭露之。五、“重视与民主、进步人士交往和会晤，同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六、确保苏联在在华利益。七、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加强对苏友好的宣传。[18]

对于中共，由于其在苏联对华政策中地位的变化，苏联决定予以大力支持和援助。据美国学者布莱恩·默里在台湾发现的档案文件，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指出，“寻找两个阵营和解的办法已属枉然”，“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将要来临”。因此，苏联除了应迅速增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外，同时“应当有力地支持已经走上了民族解放运动道路”的人民的斗争，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将引起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斯大林特别提到“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虽然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援助，但是在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有力打击下，整个中国正在动摇。中国反动派已连遭失败。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国人民正在给那些投靠外国资本的压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镇和地区。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到他们能彻底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19]

    为了便于同中共开展经济关系，苏联在华外交人员曾多次询问中共东北局有无组织东北民主政府的意图及参加政府的人选。1948年4月25日苏联驻哈尔滨新任总领事马里宁约见高岗，以个人名义建议中共应争取成立全解放区的政府。马里宁表示，对于解放区政府，不管其他国家承认与否，一切民主国家和苏联都可以承认，以便向中共提供援助，尽管苏联与蒋介石政府尚未断绝外交关系，但也可以经过其他民主国家进行援助。[20] 不久，斯大林召见了即将带领技术人员去东北帮助中共修复铁路的柯瓦廖夫，并对他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其他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条道路，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