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文 提 要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和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中苏之间在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新疆、蒙古和东北问题上，1945年苏联曾以新疆问题为交换条件逼迫中国同意外蒙独立，并取得了在东北的特权。在与中共的接触中，斯大林仍然首先在新疆问题上表现出积极态度，但毛泽东还是坚持要重新签订条约。谈判期间，斯大林做出了两次重要让步，一是在毛泽东的执意要求下同意废除旧条约，签订新条约；二是周恩来巧妙地把蒙古问题与东北问题拴在一起，迫使苏联同意按中国的要求归还中长铁路和旅顺港。中苏之间国家利益冲突的解决，一方面使中苏同盟关系得以在法律的基础上确立起来，一方面也迫使斯大林调整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以保证苏联的亚洲利益，并能够继续其远东战略。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和谈判，终于签订了替代1945年中苏条约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从而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也是中苏关系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历史事件之一。

　　然而，由于相关档案文献的缺乏，以往研究者依据现有的材料，无法肯定和明确地回答下述问题：对于签订这样一个新的同盟条约，中苏双方各自的立场、方针和设想究竟是怎样的？在他们的协商和谈判中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争论？签约双方是谁做出了让步才形成了最后的一致意见？化解利益冲突的结果对苏联的远东政策发生了怎样的作用？甚至因当事人记忆上的模糊或错误，导致人们得出了一些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1997年，笔者在俄国的解密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历史文献，共有70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和协定的最初文本及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1] 尽管这还不是有关中苏条约谈判的全部档案文献，但对这些文件加以整理和研究，并与中国发表的有关文献和回忆录结合起来，已经可以对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及其过程做出比较清楚的描述，从而在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础上正确地判断中苏同盟的历史地位，并回答上述几个问题。[2]

一、中苏关于同盟条约的不同设想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有着目标一致的共同愿望。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双方的利益冲突——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中苏条约中保证中国的经济利益。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

　　中苏双方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尽管这次会谈没有直接提出是否废除1945年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而是从新疆、蒙古和东北一些具体问题谈起的，但恰恰是这些问题涉及到中苏之间的主权和利益分歧。

　　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在西柏坡会谈中，苏联采取了当年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时同样的策略，即以在新疆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中国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保证苏联的利益。[3] 当毛泽东暗示苏联插手新疆问题时，米高扬立即表明苏联在新疆问题上没有任何要求和企图。而在毛泽东试探性地提出蒙古的统一时，米高扬则明确表示苏联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理由是如果蒙古实现统一，那将是内蒙古统一到外蒙古去。随后，斯大林又来电，表明了同样强硬的立场。毛泽东只得表示不再提出蒙古问题。关于东北问题，中苏双方都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谈到旅顺海军基地问题，毛泽东一方面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在革命政府掌握中国政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一方面又表示，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委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斯大林很清楚，新中国没有海军，因此目前尚无力收回旅顺港，于是，在得到米高扬的报告后致电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立即表示，不能马上撤退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口基地。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那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所以，米高扬当时的感觉是正确的：毛泽东“有自己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明说”。[4]

　　斯大林最为关心的是如何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的归属——如果说确立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那么中长路则是这一战略的生命线，他十分担心毛泽东会提出1945年中长路协定的有效性问题。据随同米高扬来华的柯瓦廖夫回忆，斯大林在会谈期间“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中长路协定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路协定是真正平等的条约”。[5] 米高扬在会谈时则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中长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这个直接涉及中苏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像前两个问题那样表示明确的态度。毛泽东含糊地回答米高扬说，在中长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磨擦，是可以就地解决的。但他接着又暗示将一些东北企业归属中长路是违背有关协定的：国民党军队掠夺了中长铁路及部分企业，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开进，这些企业又归还给了中长路。不过老百姓传说，国民党是根据中苏条约占据这些企业的，而人民解放军把企业交给中长铁路，似乎是破坏了条约。为了留有余地，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让高岗和柯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中共和联共（布）中央汇报。[6] 然而，斯大林已经从柯瓦廖夫那里了解到：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承认中长路协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实际上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对这条铁路的管理权”。[7] 所以，在莫斯科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先把问题搁置起来。

　　但是对于即将成立新政府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等待的。至迟1949年4月，如何处理旧中国签订的对外条约问题已经提上了中共的议事日程。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对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8] 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对于新中国来说，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以新约代替旧约，不过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揣摩到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刘少奇访苏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和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当讲到去莫斯科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毛泽东只是说“可以谈谈看”。[9]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在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按照事先的准备，向苏联提出了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表示新中国政府愿意继承现有的中苏条约，但同时又提出，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需要对这个条约加以处理。刘少奇举出了三种处理方式：（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此时，斯大林仍然没有急于回答中方提出的问题，他在刘少奇的报告上批道：“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10] 显然，中苏双方领导人都想摸到对方在即将开始的外交谈判中的底线。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同盟条约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而且他们寄希望于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因此，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会谈，而且明确地向斯大林透露，会谈的目的是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

1949年11月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11] 11月9日，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也说明了同样的目的。[12] 在此期间，身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柯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打算出访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第二个月访问东欧，第三个月在苏联南方养病。因此，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13] 看来，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二是要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14] 但是，尽管毛泽东一再表明了访苏的目的，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所以他仍然不知道斯大林的意图。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只身前往莫斯科了。

二、毛泽东坚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六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这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毛泽东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打断他的话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这就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对此，毛泽东不好直接反对，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状”，“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会谈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显然很不高兴，他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15]

　　在第一对话中，斯大林先声夺人，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问题的原则，而毛泽东却未能明确表达出中方的立场。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讲述了他对这次会谈结果的理解，即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电报中还讲到一段俄国档案没有记录的内容：尽管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原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斯大林仍然强调，对原条约的修改，大约要到两年以后，并坚持不要周恩来去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16]

　　12月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研究后的意见是，如果“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17] 显然，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此时意识到，通过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谈，已经不大可能按照中方的意图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了。

　　然而，毛泽东却没有放弃努力。他首先有意表现出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柯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于12月22日邀请柯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18] 毛泽东对第二次会谈仍抱有极大希望，他在第二天凌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19]

　　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双方主要是谈的是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失所望。[20] 这一次毛泽东真的动了气，他后来曾向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21]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2月25日中午斯大林曾来电问候毛泽东，26日和27日毛泽东与其他苏联领导人继续进行过会谈，此后直到1950年1月1日前的几天，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没有任何接触，也没有任何公开的活动。[22] 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转变立场，而毛泽东则在设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让步。

　　1950年元旦这一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最后，毛泽东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向苏联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23]

　　毛泽东并非是无意中谈到这两个问题的，而是在以一种东方式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满和提出警告。

　　首先，毛泽东不是真的要休息养病和提前回国。尽管他在私下表示了这种意见，但在第二天，即1月2日，毛泽东就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还说，“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24] 这无疑是在向斯大林表明了签订新条约、捍卫新中国利益的决心。斯大林必须考虑到毛泽东的处境和可能做出的反应。[25]

其次，英国和缅甸也不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承认中国的问题的。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而12月18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26] 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向苏联传递这些信息，显然是在外界传闻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状态的背景下向斯大林施加压力。[27] 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对斯大林无疑是一个震动，他感到这是中美关系缓和的先兆。[28] 显然，考虑到国际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动以及中美缓和对苏联在亚洲利益形成的威胁，斯大林也不会让毛泽东空手而回。[29]

　　这一招果然奏效。第二天中苏条约谈判的僵持局面便开始缓解，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月2日晚8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特地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项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30]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31]

　　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