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军事合作，是就其狭义而言的，即双方在战争状态下协同作战，或在和平时期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所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而不包括一般意义上讲的在交流军事技术、提供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等方面的相互援助和协作。从这个角度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同盟充分体现了其军事意义。此期的联合军事行动，主要表现为苏联出动空军部队和飞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占领新疆、协助中国进行沿海地区的防空，保障朝鲜战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等。应该说，这些军事合作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效果是明显的，意义是重大的。[1]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同样，中国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并联合苏联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国防，巩固政权。然而，随着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向分裂，双方在和平环境中的军事合作始终未能取得成功。

综观历史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苏合作关系的脆弱性，同时，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在这里，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国际性的，特别是20世纪共产党在各国（或各地）兴起的时候，这种党际关系表现出一个明显的政治特征，即各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实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正统性和先导性，苏联共产党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然而，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其本质是排斥被领导各党的主权和独立地位的。因此，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同盟关系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便会出现动荡，合作也就无法维持下去。在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这种事例不只一次地表现出来。

本文着重分析1950年代中后期在中苏军事合作方面所发生的三个事件，即远东防空协定、建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问题。在以往涉及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多有讨论，但主要利用的是中方史料，其结论也比较简单——苏联有意侵害中国主权而遭到抵制，导致中苏合作失败。本文则结合近几年披露的俄国档案文献及苏方当事人的回忆，从社会主义国家同盟关系及其政治特征的角度，对上述事件的历史背景、原由以及两国领导人处理问题的动机和方式，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并提出一些或许不同以往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双方的合作愿望与苏联的领导者心态

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在争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的过程中，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和加大了援助中国的步伐，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两国在经济、外交和政治领域都表现出积极的合作态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双方都有此需要和意愿，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却未能在朝鲜战场共同作战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个中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国在同盟中的地位已经出现了微妙变化，而赫鲁晓夫则没有及时调整原有的心态。

1955年1月，苏联国防部提议中苏两国在远东的防空方面进一步加强协同合作。中国即派出由副总参谋长陈赓、空军副司令王秉璋、防空军副司令成钧等9人组成的代表团，于1月24日到达伯力（哈巴洛夫斯克），同苏联远东军区及太平洋舰队商谈防空合作问题。2月6日双方签署了苏联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航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的联合防空协议，其内容主要包括3个文件：1、关于防空兵力、兵器歼灭越境敌机的协同作战计划；2、关于防空兵力、兵器协作演习的实施计划；3、中苏防空作战协同方案图。然而，全部文件只有俄文本，却无中文本，且中国根据协定增设的情报机构和增加的通信设施还要用俄文向苏方通报。陈赓等人回国汇报后，彭德怀认为这个防空协定没有按照国际惯例以双方文字体现，因而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建议，暂不批准该协定。[2]

防空协定的搁浅，并不说明中国不愿进行军事合作，应该说，中国在远东防空方面对合作的需求更甚于苏联。显然是苏联军人在言语和行动中流露出来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心态引起了中国的反感。如果在斯大林时代，即使苏方再傲慢的举动（如中苏领导人会谈从来不许中方做记录等），中国也未提出异议。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和中国军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而赫鲁晓夫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还要求助于中共的支持。此时，尽管苏联仍是同盟当然的领导者，但中国已经可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了。这一点，在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集团需要调整社会主义各国的军事战略时开始显露出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和日益明显的军事化趋向，迫使苏联也组织起东欧军事集团，以显示其抗衡的力量。虽然华沙条约的宗旨是“保障欧洲的和平和安全”，但在莫斯科看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骨干力量，其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中国是否主动提出过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苏联确曾在以后几年提议接纳中国或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例如古巴)加入这个条约，只不过这一动议受到了东欧各国的抵制而已。[3]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安全及对抗西方集团的军事威胁方面，中国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5月12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大会上发言说：美国在远东签署的一系列安全条约以及频频发出的战争叫嚣，“使亚洲各国人民同欧洲人民一样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新战争的危险”。因此，中国对于华沙会议“所作的一切决定，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彭德怀在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欧洲和平受到破坏”，中国“一定同我们的兄弟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进行共同的反侵略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4]彭德怀的声明似乎是非正式地把中国在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中对苏联承担的军事义务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华沙会议前后彭德怀在短暂访问东欧各国期间，也作了类似的保证。[5]这至少说明当时中国对参加社会主义军事同盟的立场是积极的。

彭德怀在参加会议来回途经莫斯科时，与赫鲁晓夫及国防部长朱可夫进行了深入会谈，中苏双方都希望在1950年条约的基础上使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具体化。然而，中苏对于华沙条约的防御性要求在总体上的思路是吻合的，但在具体的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分歧。

会谈中，赫鲁晓夫开诚布公地向彭德怀讲述了华沙条约国部队的战略意义，及其与北大西洋集团军事力量对比的状况，介绍了苏联新式武器的发展和威力，特别讲到大型远程轰炸机和空对地、空对舰导弹，并表示可以考虑用这些武器帮助中国。谈到苏联的政策时，赫鲁晓夫说，华沙条约是防御性的，目的是促进和平。因此，苏联要提出裁军方案，并将自动裁减军队，以争取和平谈判、和平竞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苏联将撤回驻在奥地利的军队，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内部还有意见分歧。彭德怀表示同意赫鲁晓夫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认为应该缓和国际局势，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时期进行建设，训练整编军队，建立国防工业和加强沿海国防工程。双方讨论了中国与华沙条约的关系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两次提到，华沙条约不仅是针对西方的，也是针对东方的，希望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中苏之间已有同盟条约，一旦形势有新的变化，我们就可执行这一条约，也可以把这一条约与华沙条约结合起来或考虑把中苏条约加以发展。目前重要的是考虑和研究一些具体合作问题，形式上一定要同华沙条约完全一样，但要适合远东和中国的情况，这就可以使美国不敢轻举妄动。赫鲁晓夫还说，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如果中国需要，随时都可与中国军队合作，今后要采取步骤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问题就是要研究合作的形式，以便能合法地、机动地发挥两国合作力量，保卫远东和平及安全。彭德怀认为，华沙条约国会议对稳定当前国际局势是一个及时的、具有远见的重大战略措施，是对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对亚洲和中国的安全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发展中苏同盟条约，以加强军事上的合作，是好的，也是必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互相配合。彭德怀表示，中国支持苏联的国际政策，中国也要并已经在裁减军队，这是在政治上配合苏联。至于双方的军事合作，彭德怀表示，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些问题很重要，特别是海军、空军的合作，这将有助于加强中国海岸线的防御体系，他将请示中共中央考虑和研究这些意见。彭德怀还提出要求苏联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军事新技术的援助。赫鲁晓夫说，感谢中国对华沙条约的支持，特别是彭德怀亲自参加，这是中国支持华约的最有力的表现，并表示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要彭德怀与苏联国防部或派专门代表团来苏进行谈判。[6]

这里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即赫鲁晓夫谈到苏联内部在对外政策方面是有分歧意见的。当时，赫鲁晓夫虽然已经成功地将马林科夫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但自己的地位尚未巩固，特别是在外交和军事领域，还没有达到完全控制的程度。[7]主张对西方采取强硬态度的，不仅是主管外交工作的莫洛托夫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还有苏联军方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虽然也参加了对马林科夫所谓“核战争无法预计的破坏性”言论的谴责，但强硬路线于事无补及核武器发展的现实使他很快就转向了灵活的个人外交。赫鲁晓夫未与其盟友商量就做出的单方面裁军64万人的决定，不仅受到东欧国家的怀疑，也引起了苏联军方的强烈不满和消极抵制。[8]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华沙条约的重要性不在于内部，而在于外部，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在冷战的环境中获取一种与西方进行缓和谈判的资本。而在莫洛托夫看来，华沙条约完全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凝聚力的军事组织和防御工具。这种分歧在苏联的报刊宣传上也可以隐约看出：作为党报，《真理报》强调缓和，并高度评价赫鲁晓夫对欧洲形势的分析，而军方报纸《红星报》则不断重复莫洛托夫的警告，认为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需要增强华沙条约各缔约国的防御力量。[9]5月22日朱可夫在与彭德怀讨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思想时，反映了苏联军方领导人的这种思考。朱可夫认为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过时，在目前条件下的战争，以核武器实施突击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常规武器战争，不能听任对方先动手。中方的意见恰恰相反，彭德怀出国前（4月29日）提出，拟就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协同作战与苏联进行磋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明确：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10]于是，彭德怀到莫斯科时便带了这样一份关于中国战略思想和军事方针的国防部文件草案。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彭德怀便将中苏在战略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但赫鲁晓夫只是无可奈何地表示双方还可以再讨论。[11]中苏军事合作的前景已经不容乐观，苏联军人却在与中国的具体合作中继续表露出同盟领导者的傲慢态度。

1955年9月，苏联国防部再次提出外贝加尔军区与沈阳军区订立协同防空协定的问题。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周赤萍受命同苏方进行商谈。行前，总参谋长粟裕和空军司令刘亚楼向周赤萍交代，此行谈判仅限于双方在防空情报方面的合作问题。但周赤萍于9月23日到达赤塔后，苏方把已经准备好的协议拿出来要周赤萍签字，其内容包括苏联飞机可进入中国领空并在中国机场降落，而事先不必通知中方，但中国飞机在本国飞行或进入苏联领空，均须事先向苏方通报，北京军区所得敌机情报也要通报给苏方。议定书还要求中国在东北北部地区增建几个机场，以满足苏军飞机降落之需要。此外，在为对方提供油料及食宿方面，条件也不对等。因为超出了事前协商的谈判范围，周赤萍便向国内请示如何应对，刘亚楼回电答复：不能同意，应只谈防空情报合作。但周赤萍收到的复电却是同意按苏方的议定书办，于是9月27日便在防空协定上签了字。周赤萍回国进行汇报时，刘亚楼感到惊诧，彭德怀则愤怒不已，并报告给周恩来。由于中国代表团与国内的往来电报都是经苏军通讯系统传递的，很可能苏联人从中作了手脚。周恩来指示，在查清事情真相之前，不理会苏联顾问关于在12月开始执行协定的意见。12月29日中央军委召开办公例会，会议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再投资增建飞机场，并决定告诉苏联总顾问和转告苏联国防部：周赤萍违背总参和空司的指示，擅自在两国防空协定上签字，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应受到处分。此协定不能执行。[12]对事情真相调查的结果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苏方提出的协定本身确实没有把中国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这无疑是导致此期中苏在防空领域军事合作未能具体实施的主要原因。

类似这样不平等的做法，并非仅有。例如，50年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开展了军事测绘方面的各项业务，在此基础上，中国绘制出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于是，苏方提出每绘制一批新图都应给他们一份，但同时却不愿意将苏联绘制的中苏边界地区军用地图交给中方，而只同意提供缴获后经过改制的日本地图。军委测绘局自然婉言拒绝了苏方的要求。又如，1955年5月驻旅大地区苏军撤走时，苏方移交了海军基地的设备，却扣留了旅大附近海区的测量资料和海图。后在中方交涉下，才提供了一份《旅大地区测量标志坐标资料》。[13]所有这些都说明苏联人在同盟中始终保持着那种领导者的心态，尽管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不过，当时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时期，双方相互支持和援助的大趋势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1956年1月28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为中国派出的观察员，聂荣臻指出，“欧洲和平和亚洲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六万万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为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奋斗。”[14]

中苏关系表面上的变化是中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继续全力配合苏联，这主要表现在帮助苏联处理与波兰的冲突、解决匈牙利事件以及召开莫斯科共产党会议的问题上。同样，苏联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也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援助，特别是在1957年10月15日与中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共产党会议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力量和空前团结，也把中苏同盟关系推向了高潮。然而，就在此后不久，中苏领导人之间为军事合作问题爆发了一场严重分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15]”事件。人们普遍认为，中苏领导人之间第一次发生的这场正面冲突是中苏国家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而导致这场冲突的原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说，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的意图在于控制中国。[16]长期以来，这种看法在中国社会上和史学界颇为流行，似乎已成历史定案。[17]然而，人们没有看到，表面上的蜜月关系掩盖了中苏双方在同盟中所处地位的微妙变化。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争吵，正是因为一方对同盟关系现状已有不满，且在努力促成和显示这种变化，而另一方对此则没有相应的察觉，行为方式依然如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