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苏两党会谈的表面结果与潜在阴影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宣称：“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1]然而，这些言辞无论如何也不能消除这次事件留在双方领导人心理上的潜在阴影。

7月31日下午5时至9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赫鲁晓夫首先絮絮叨叨地对苏联为何提出潜艇舰队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赫鲁晓夫坚决否认苏联曾使用过“联合舰队”或“共同舰队”的说法，认为是尤金转达有误，整个事情是“一次误会”，并一口咬定，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来就没有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过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赫鲁晓夫还委屈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于是，毛泽东在发了一番牢骚后，主动结束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谈话。双方约定，以后“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接着，赫鲁晓夫开始谈长波电台问题。赫鲁晓夫推托说，这个问题苏共中央没有讨论，是军方提出的。苏联的意图是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需要的时候用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海参崴、千岛群岛和北海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有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2]

这次会谈的气氛虽然是紧张和敏感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同样表现出毫不客气，但已经不像对待尤金那样激烈和粗暴了。毕竟，赫鲁晓夫是上门来解释问题和承认“错误”的。而赫鲁晓夫把所有问题都推到尤金大使身上，当然不是因为尤金突然中风，而未能参加这次会谈。赫鲁晓夫显然已经感觉到，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在中国领导人当中引起的反应，其激烈和严重程度足以影响整个中苏关系，而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找一只替罪羊——1959年初，尤金离任回国。从目前披露的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看，尤金并没有歪曲赫鲁晓夫的意图，他的失误充其量是在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后，没有立即转弯、改口，反而进行词不达意的解释，结果使毛泽东抓住机会，大发雷霆。而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确实都是经过苏共领导人研究后提出的，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中国沿海为苏联远洋潜艇舰队谋求一处停靠的基地。不过，所有这些考虑完全是针对美国的，而绝非有意控制中国。正如戈尔什科夫向赫鲁晓夫解释的，苏联海军坚持要在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是因为美国的海军基地就设在夏威夷群岛、中途岛，尤其是在菲律宾和台湾。一旦出现危急情况，苏联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可以在中国港口停泊和修理，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往返的时间，提高了海军的战斗效率。[3]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也回忆说，当时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从苏联本土打到美国的西海岸，于是海军就想搞一个潜艇舰队，可以对美国实施导弹袭击。这样就需要在中国沿海停泊，需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进行联络。苏联学者甚至认为，如果当时建立了联合舰队，苏联的核潜艇得以在南太平洋游弋，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了。[4]

的确，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更没有设想要通过建立长波电台或联合舰队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控制。至于苏联最初坚持出资建长波电台（贷款方式是赫鲁晓夫后来在北京提出的）是否考虑到所有权，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就国际合作的方式而言，即使如此，也不存在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问题在于，当时苏联考虑的仅仅是如何对付美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感受。赫鲁晓夫想到的是，“这个建议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中苏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同盟条约，而且长波电台和修理基地对中国海军也是需要的，再说根据礼尚往来的原则中国舰队也可以使用苏联的基地。“无论我们的舰队、中国的舰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军事设施，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准备在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时候进行反击。”所以，对于这个建议，“友好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肯定会欣然接受”，“不会有什么困难”。甚至在接到尤金的电报后，赫鲁晓夫还认为“只要当面谈谈，一切障碍即可迎刃而解”。[5]事情过去很久以后，赫鲁晓夫才承认，苏联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感情。赫鲁晓夫曾亲口对儿子说：“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并在回忆录中后悔地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6]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本无恶意，提出合资建设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本身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只是苏联建议的方式有些简单、唐突，特别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如此看来，毛泽东的反应则显得过于敏感了。虽然在一个长期遭受外国侵略和凌辱的国家，从民族感情上讲，对于苏联这样的建议有受到伤害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苏联的盟国，特别是作为一国领袖，毛泽东对于一个具体的建议表现得如此激动，怒不可遏，却是难以理解的，其中似乎另有原因。现在来分析，毛泽东的激烈反应固然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中苏之间同盟关系此时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毛泽东本人的心态。

对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毛泽东早就心存不满，只是碍于当时中苏两国所处的不同地位而未曾表露。朝鲜战争使中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猛然提高，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革命资历又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首领，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苏联的威信受到打击，而毛泽东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赫鲁晓夫度过了难关。苏联党居高临下指挥各方的时代已经过去，至少在国际共运中北京已经可以同莫斯科平起平坐了。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相比，1957年他在苏联的境遇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这种时候，毛泽东怎能甘居被人指挥的地位，又怎能容忍赫鲁晓夫再重复斯大林时代的做法？！就以苏联租借的旅顺海军基地为例，1952年中国曾主动要求苏联海军延长驻守旅顺口的期限，甚至在1954年苏联提出提前撤出旅顺基地时，毛泽东还曾表示犹豫。[7]因为那时中国的力量还不强大，地位还不巩固。现在不同了，毛泽东虽然一再申明社会主义阵营还要“以苏联为首”，但实际上这个“头”凡事都要与中国党进行商议。至于中苏两国的关系，莫斯科此时更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例如，就在苏联提出长波电台问题的同时，中国要建立一个水声学研究站，并需向苏联购买一艘700吨的水声科学研究船。聂荣臻于7月12日给在莫斯科的外贸部长李强复电说，此事已经中央批准，“现决定我们自己在榆林建立水声研究站(不是中苏合作建)，所需设备请苏方供应，费用由我们偿付，但凡国内能解决的应自己解决”。“建站技术及研究工作请苏派专家来我国具体指导，所获资料可互相交换。”[8]如果赫鲁晓夫稍微留意一下此时中国在类似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恐怕就不会如此冒失地提出问题了。

对于莫斯科来说，的确没有任何征兆预示着将有一场风暴来临，[9]但毛泽东却是心中有数，胸有成竹——由尤金汇报而引起的轩然大波完全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在这次与苏联领导人的交往中，毛泽东小心地把握着分寸，既要给赫鲁晓夫一点教训，让他知道苏联以前做过许多对不起中国的事情，而现在中国党在社会主义同盟中的地位似乎需要改变了，又要强调中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合作，以便实现从苏联得到海军援助的目的。为此，在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名批评最多的是斯大林，其次还有贝利亚、莫洛托夫、米高扬、罗申等等，但唯独没有对赫鲁晓夫本人提出任何指责，甚至在许多地方还表示了对赫鲁晓夫的赞赏和感谢。[10]毛泽东的策略是成功的。

    首先解决的是长波电台问题。8月3日，彭德怀和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即《八三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解决。苏联根据协定所提供的设计资料、装备器材和派遣的来华专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三、苏联需要使用该电台的问题由双方另行谈判。同年11月，双方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提供设备器材和派遣专家的合同。1959年9月13日，苏联超长波电台台长伊林中校带着8人专家组来到中国，与中方技术人员共同组成了工程设计办公室，开始投入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工程设计。1960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设计方案后，施工部队开始进入施工现场。[11]

    其次解决了防空协定问题。在7月31日的会谈中，彭德怀指出，原苏联起草的防空协定不平等，对两国友谊不利，故中方没有签字。马利诺夫斯基表示，此事可以重新审议。经双方商定，于11月20日在沈阳开会。为了给苏方一个台阶下，陈毅在彭德怀的送审报告上还特别批示，要淡化处理，把责任说成是下面人员的。11月25日至12月7日，苏联远东军区司令佩尼科夫斯基和外贝加尔军区司令克列伊泽尔与沈阳军区司令邓华进行磋商，并签署了《关于雷达兵相互报知协同计划》和《防空兵力兵器在边境地带的协同动作计划》。随后，经两国国防部批准实施。[12]

最后，向中国提供海军新技术援助的问题也得到了顺利解决。赫鲁晓夫回国以后，很快于9月8日致电周恩来，同意向中国海军提供技术援助，并提议派代表团进行商谈。[13]经过谈判，1959年2月4日在莫斯科，海军司令苏振华和曾任驻华总顾问的苏联代表阿尔希波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即《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中国出售629型导弹潜艇、633型鱼雷潜艇、205型导弹快艇、183型导弹快艇、184型水翼鱼雷快艇和Р-11ФМ型弹道导弹4枚、П-15型飞航式导弹2枚，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共51项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舰艇制造器材及导弹的样品，并转让了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苏联的60名专家随即来到中国，协助开展设计和仿制工作。大部分技术资料和部分设备材料也陆续到货。这一协定的执行，对于中国海军从常规武器装备逐步向新的动力装置和导弹武器过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4]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了，中国得到了期望中的援助，赫鲁晓夫也认为解决了所有有争议的问题，并对这次访问的结果十分满意。[15]然而，中苏关系并未因此好转，反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紧张状态。毛泽东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无疑使赫鲁晓夫有一种哑巴吃黄连的感觉，尽管中苏之间继续保持着政治上的一致性，但毛泽东的言辞和做法在赫鲁晓夫心理上留下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的。在双方缺乏相互信任感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做出的出乎意料的举动都可能刺激对方，而引起双方关系进一步趋向恶化。此后中苏关系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的：先是中国在事前未通知苏联的情况下炮击金门，并拖延向苏联提供坠落在中国境内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引起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接着是苏联暂停按《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愤怒谴责；以后是中国未同莫斯科协商而在中印边界采取的军事行动使赫鲁晓夫恼火，而苏联在中印冲突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也激怒了北京；中苏领导人之间1959年10月在北京和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的直接冲突，终于导致中苏两党公开分裂。最后，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轻率举动，不仅意味着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最终夭折，而且使得中苏同盟条约也成为一纸空文。

本文无意追究中苏未能实现军事合作的责任所在，不过，研究的结果对于理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特点确有一些启发。在不少研究此期中苏关系的论著中，动辄就提出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一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或领导者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或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受到怀疑，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就会立即显露出来，侵犯国家主权就会成为指责同盟“为首”者的最常见的罪名，而这种同盟关系也就随之遭到破坏。类似的状况，不仅存在于中苏之间，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中朝和中越之间。[16]因此可以认为，中苏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未能在军事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反而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本身的政治特征。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而不应仅仅去追究哪一方的责任。

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200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将摘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