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关于中苏分裂的过程及原因，特别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的讨论和分析层出不穷。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乃至领袖个性，进行了探讨。[4]另一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具体过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况、事件的接替或同时出现，并形成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终于使中苏分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5]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关心较多的事件，如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等，基本上都属于中苏在对外方针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双方的主权和利益冲突。而讨论中苏各自的国内政策，并由此影响双边关系的论著，尚不多见。
本文将着重分析苏联对19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著都有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6]；艾伦·惠廷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7]；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8]；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9]。不过，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史研究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的历史早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10]但把这两者与中苏分裂联系起来考察的人很少，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11]
总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怎样反对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作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目前能见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道材料，试图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并说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一分歧又是怎样成为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的。
竞赛的目标：超英赶美还是赶美超苏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毛泽东此时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与苏联的关系，自然是斯大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因此，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并认为赫鲁晓夫“捅了娄子”，但中苏关系并未像许多研究者估计的那样受到影响。特别是到1957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莫斯科会议之前，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一次谈话充分反应了这种状态。对于赫鲁晓夫事前把苏共为莫斯科会议准备的声明草案送交中共征求意见，毛泽东显然感到满意，他坦率地就和平过渡、社会党人和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提法或写法提出了建议。接着，毛泽东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同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对于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也已经或者消除了，或者观点接近了”。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12]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13]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14]在会下，毛泽东俨然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15]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替代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将联手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前进。[16]
然而，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当然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17]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于是，“超英赶美”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18]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时，便形成了要加快建设速度，并首先在农业上有所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认为是个发明，后来还建议向“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者颁发“博士头衔”。[19]1957年12月3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作。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又谈到：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春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1800万吨，20年中增加了1400多万吨”，“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20]看来，毛泽东不仅早已有跃进的思想，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
毛泽东曾在私下谈过，他与斯大林打了个平手，但与赫鲁晓夫还略占上风。这当然不是仅就政治而言的。这次从莫斯科回来，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性情也显得急噪起来。毕竟，口号是公开喊出去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21]
回到北京后，在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问题在于，你们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先驱者”。毛泽东说，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苏联可用25-30年的时间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22]这无疑是在暗示，中国的发展速度将超过苏联。当然，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就开放多了。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23]他认为“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力量，早晚一、二年，乃至三、五年完成四十条任务，也不算没有面子，不算没有荣誉。有人说我们13年抵苏联的40年，很好，应当如此。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24]在为3月22日讲话准备的提纲中，毛泽东写了一句很能代表他此刻心态的话：他指责党内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25]
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2月3日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向人大五次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时，已经考虑了15年左右赶上英国这一目标。在南宁会议要求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长王鹤寿3月20日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是那样长的时间了。”又解释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26]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指标，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则论证了钢产量指标的依据，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情绪立刻上来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他在5月17日发表讲话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
[1] 例如：R. L. Garthoff，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London，1966；C. J. Zablocki ed.，Sino-Soviet Rivalry：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New York，1966；R. A. Rupen and R. Farrell eds.，Vietnam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New York，1967；M. Halperin ed.，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 1967；W. C. Jr. Clemens，The Arms Race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Stanford，1968。
[2] 只要在稍具规模的图书馆的书目索引中查询Sino-Soviet一词，出现的相关论著就会令人目不暇接。
[3] 其中受到学术界注意的有：Odd Arne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00年；Б.Т.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Москва，2000；Т.Г.Зазерская，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год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0；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Mercy A. Kuo, Contending with Contradictions: 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3-1960,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1；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4] 除前引著作大都讨论到中苏分裂的原因外，还有一些论文专门对此进行了分析，如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W.Taubman，Khrushchev Versus Mao: 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Л.П.Делюсин，Некоторы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начале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提交“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年10月，北京）的论文；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杨奎松：《走向破裂(1960-1963)——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牛军：《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pp.141-164。
[5] 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还有：M.Y.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October 1962: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M. Kramer，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5-1964，提交“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96年1月，香港）；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杨奎松：《1958年炮击金门与毛泽东外交政策的转折》，提交“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02年8月）。
[6]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p.218-219。
[7]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48-549页。
[8]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pp.218-223。
[9]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72-78。
[10] 详见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参见宋银桂：《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12] 1957年10月29日尤金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5，д.589，лл.173-179。
[13]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
[14] 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彭卓吾译，《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93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23-133页；1998年8月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15] 关于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公开讲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25-645页。有关莫斯科会议的详细情况参见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3-12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11页；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9-115、136-145页，以及2000年12月1日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
[16] 有意思的是，当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南共联盟代表卡德尔在一张字条上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李代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173-175页。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5页。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92页。
[19]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5，第5张。实际上，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使用了“跃进”一词。有关研究见张志辉：《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究竟从何而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9期；李丹慧：《也谈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究竟从何而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0] 邓力群编辑和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印制，第44、715页。
[21] 叶子龙口述：《叶子龙回忆录》，温卫东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7、213页。
[22] 1958年2月28日尤金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51，п.432，д.6，лл.86-96。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5-376页。
[24]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68，第17-23张。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26]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93-6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