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应当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400万吨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1943年的产量)，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又发动群众。毛泽东还兴奋地说，林彪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5月18日毛泽东又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1]

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2]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并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3]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军委扩大会各小组长开座谈会，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4]

毛泽东需要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5]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6]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11月在郑州，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对比中苏的情况，讨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这种过渡，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38年、39年未说明期限。”这还仅仅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只是在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7]而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1958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8]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9]毛泽东还为这种过渡设计了许多条件，他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了如下批语：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10]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条件在苏联都是不具备的，所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中国要抢先一步了。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会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11]

总之，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不过，此时自视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毛泽东，表现出一种颇为大度的领袖风范。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形势逼人，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推迟三年，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12]毛泽东完全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姿态讲这番话的，同样的话，如果由别人嘴里说出来则是不可以的。所以，当赫鲁晓夫后来提出“对表”[13]时，毛泽东一方面批判说，“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一方面又嘲笑说，“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14]

    毛泽东认为中共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苏联的态度：从热情支持到谨慎反对

 

在后人的一般印象中，好像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来就是持反对立场的。其实不然。首先，对于“大跃进”运动，苏联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其次，对于人民公社，苏联开始表现出极大兴趣，接着一直保持沉默。最后，总体上说，苏联下层社会表现比较积极，上层领导则始终保持谨慎态度。而苏联真正公开表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中苏之间爆发大论战以后的事情。

就“大跃进”运动而言，从当时苏联社会层面的反应看，基本上是热情支持的，报刊上也是一片赞扬声。同时，对中国宣传的一些具体经济指标，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15]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时，表示出对中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极大兴趣。如建筑工程师阿尔辛切夫说：“你们现在建筑速度是惊人的，14天的时间就可建筑一所楼房，而且还是用手工，我们用机器还没你们快。”少先队辅导员沙依科说：“上海在4年中有70万人搬进了新的住宅，莫斯科在4年内才有60万人搬进新的住宅，这说明了中国的速度比我们快。”[16]

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17]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北戴河会议、小高炉、发动群众的报道，以及云南、内蒙古、甘肃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工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18]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指出，刚刚建国9年，中国人民就提出了赶上英国的口号，这种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想像的。中国不要15年，而只要几年就能够在钢铁生产方面超过英国。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泉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19]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20]

对“大跃进”运动提出具体意见最多的是那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如针对不顾条件地强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做法，冶金部苏联专家坦率地提出：一、土法炼铜不能到处都搞，应具备必要的条件。要有富矿，或者矿石经过选矿后含铜量能达到5-7％。炼铜炉宁可建少一些，但要正规一些，应有鼓风设备。土法炼铜也要过技术关，风量、风温、产品规格都要有规定。二、建工厂应具备国家批准的铜矿储量。贵州铝业公司设计能力为年产铝氧28万吨，像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国家批准的比较确切的矿石储量，建设起来是很危险的。还有的企业，甚至只有几张地质勘探的剖面图就开始设计，也是很不合理的。三、基建工程到处开工，不分轻重缓急，人力物力使用分散，结果必然是哪一个也建不成。如云南省东川铜矿一下子要建设9个选矿厂和12个矿山，显然是力不从心的。[21]苏驻华大使馆参赞、经济总顾问符明参观上海电缆厂时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厂布局和配置不合理，建议今后一定要先搞设计，先在平面图上进行研究，考虑成熟后再施工；工资制很复杂，应该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整，有些工厂计件工资是可以促进生产的。[22]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比较全面地代表了苏联官方当时对“大跃进”的评价。1958年7月26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国内送回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个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绝密文件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1958年上半年经济、政治、外交的状况。报告首先肯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认为，“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技术和文化革命）”。“根据初步资料统计，1958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部门总产量与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34.1%”。接着，报告分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这些成绩理所当然地是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党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社会主义当权派进行了斗争，与富裕中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农村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这些经济文化成就还与党在开展整风和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密切相连。”报告对中共的国内政策持完全赞同的意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报告在结论中不仅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在钢铁产量方面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至于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2-3年内就能实现”。在讲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报告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在最近几年中的工作，谴责了右倾动摇分子，明确地表述并深刻地论证了党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拟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速度，这样的速度可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进入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报告人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农业生产中的极大热情和干劲，认为“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的广泛，总路线的主要思想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国内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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