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下半期，苏联勃列日涅夫（Brezhnev,L.I.）政府一方面继续推行赫鲁晓夫时期的对外政策，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和平竞赛，一方面注重扩充和增强军事、国防力量，使得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在同美国的对比中，逐渐占据有利地位。至1960年代末，苏美在军事上逐步形成均势，勃列日涅夫由此着手调整苏联的外交战略，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时，提出自己的一整套对外政策，在同西方阵营的冷战对峙中，开始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

与此同时，美国背负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国内经济、政治及社会危机不断加深。1969年尼克松继任新一届总统后，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摆脱越战困境，以维护其战略重点欧洲，对抗苏联在该地区的争夺。随着苏联实力的不断加强，美国逐渐从准备打两个半战争，转为打一个半战争，集中力量对付苏联。

在这一时期，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中国实际已被摈弃出原来意义上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之间由两党尖锐的意识形态争执，转变为国家安全利益的冲突，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而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将极左路线指导下的革命理念外交推向极致，不仅继续反帝反修两面出击，而且四面树敌，中国外交逐步陷入孤立的困境。国家安全环境及对外交往方面问题的暴露，使毛泽东重新审视并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确定以苏联为中国的首要敌人。中美两国在共同的安全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和解。中国由此游离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之间，实际退出了以美苏对峙为基本特征的冷战游戏的前沿。

中国退出冷战前沿，实现了中国外交局面的重大突破。亚太地区中美苏三国关系由过去的两个阵营之间的关系，完全转变为一种战略三角关系。中苏同盟名存实亡后，美苏从两个方向对中国构成压力变为中美从两个方面对苏联施加压力。角色变换，在亚太地区中美苏日四种力量的格局中，苏联被转而推入了相对孤立的境地。为摆脱被动局面，苏联大力拉拢越南，苏越呈结盟之势，联手抗衡中美。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的严重干扰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外交工作由于中苏分裂，反帝反修，特别是反修色彩愈益浓重，以美苏划线，对美国、苏联的盟国和与其接近的国家，或定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或视作“修正主义的伙伴”、“赫鲁晓夫的走狗”，皆为攻击的对象，外事工作推行了一条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极左外交路线，极大地干扰了国家外交方针、政策的正常制定与实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

“文革”初期外交领域的混乱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夺权风潮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领导机构，国家外交大权一度旁落，外事工作失控。

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指导下，林彪及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插手外事工作，全面否定建国17年来外交工作所执行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否定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并把强加给外事工作的“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进一步上纲为“三降一灭”。外事部门大批领导干部遭到揪斗，夺权风潮普遍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领导机构。

1966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一封来信上批示：要求一切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中国驻外使领馆即开始搞“四大”，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应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驻外机构的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影响。1967年2月7日中央发电指出内外有别，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之后，各驻外使、领馆才基本稳定下来。

随着1967年全面夺权的开展，全国动乱升级。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进一步插足外事口，鼓动揪批外交部长陈毅，夺取外交权力。

7月，江青等人借毛泽东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之机，再次鼓动外交部造反组织夺权。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等人操纵下，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事系统的一些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门外“安营扎寨”，静坐绝食，要求揪斗陈毅。

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谈话说，“揪斗陈毅大方向当然对”，“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外交部搞成彻底革命的外交部”。16日，外交部系统的造反派即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党委，宣称夺了外交大权，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号施令。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被押上街头卖红卫兵小报，几乎所有大使、参赞、司局长都遭到揪斗。

国家外交大权旁落，外事领域失控的局面进一步扩展。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由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制造的万人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严重事件。与此同时，还发生了造反群众砸印度、印尼驻华使馆和准备冲缅甸驻华使馆的事件。

二、热衷于搞世界革命，以中国为中心，通过全球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一举消灭帝修反。

“文革”初期，中国推行一条唯我独革，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线，“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之说风行一时，外交工作进一步走上反对帝修反的所谓“革命外交”道路。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由此，“文革”开始后，中国将“正在临近”的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亚非拉，实施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积极输出革命，不但支持那些尚未取得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进行武装斗争，而且还鼓动一些已获政治独立的国家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对世界革命起决定因素，“中国不倒”，“世界就有希望”，“中国一片红，就等于整个欧洲一片红”。根据毛泽东指示，这个讲话的录音向全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中共中央并印发了这篇讲话。同年11月6日，林彪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又提出要把“祖国建成更加强大的世界革命根据地”。

“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信念致使一些外事工作人员采取种种所谓革命行动，与“帝修反”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67年1月，中国留欧学生69人回国途经莫斯科，在列宁、斯大林墓前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而被苏方军警围攻殴打。国内群众开始在苏驻华使馆周围游行，红卫兵在北京机场围攻了苏联撤回国的外交人员家属。1月至2月，在北京发生了多起红卫兵围攻捷、波、匈、保等国驻华外交官的事件；一些红卫兵还非法越过国境，到越南、缅甸等国去参加反抗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实际斗争”。

三、不顾内外有别的外事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中心任务，强加于人。

1967年11月6日经毛泽东审阅发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宣称“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由此，外事工作一度突破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外事活动的一项主要任务。《毛主席语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为革命的标志输出国外。

在中国边境地区，一些造反群众用高音喇叭向朝鲜等邻国宣传“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在一些国家并发生了中国驻外人员强迫华侨学生或外国人佩戴带毛主席像章、接受中国的政治口号和个人崇拜的做法、接受“文革”的宣传等事件，引起驻在国的忧虑和反感。

极左思潮的泛滥，极左外交方针的推行，给中国的外交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1966年至1967年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外交纠纷，国家关系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在亚洲国家中，中国同印度、印尼、缅甸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东盟国家对中国更加疑虑和敌视。在非洲，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出现倒退。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中国驻非洲国家的许多使馆由造反派掌权，干涉驻在国内部事务，引起这些国家的严重不满，其中不少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戒备措施，有的关闭其驻华使馆，有的中断了外交关系。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其他交往也受到影响。对欧洲国家，中国只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关系比较密切，同其他建交的欧洲国家基本没有互访活动。特别是同英国的关系，降到最低点。在此期间，正式派出政府代表团访华的国家大大减少，因各种问题与中国发生争执的国家却大大增多。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对外关系受到严重损害。

“文革”初期极左外交路线及外事领域动乱局面的形成有着深厚的中苏关系恶化的国际背景，其与毛泽东的对苏认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乃至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中苏分裂构成了“文革”初期中国制定外交路线和方针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其一，19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发生重大背离，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欲把中国的军事、外交纳入苏联的战略轨道，从而对苏联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感和戒心，并开始将中国党内及国内出现的意见分歧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寻找这些现象的国际背景，认为：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如彭德怀，倘若他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

由此，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毛泽东在把对外战略的重点逐渐从反对美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进而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反修防修既然成为发动“文革”的主旨，自然也就对“文革”时期的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毛泽东让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就有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外交大权，在外交领域贯彻其反修防修思想的意图在内。结果，夺权风潮所及，造成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极度混乱。

其二，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就国际共运总路线、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论争。中国党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反面教员、批判靶子，在时代等问题上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等提法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自行调节能力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不适当地强调了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强调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过分乐观的世界革命大前景，强调国际阶级斗争。

与苏共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使中国党在激烈的论战中忽视了195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中出现的和平因素、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历史契机，以及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忽视了1950—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大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局限于世界革命的认识之中，不仅在国际斗争中继续强调反帝反修，而且把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严重扩大了打击面。

其三，由中苏意识形态分歧而致的国际共运大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乃至破裂，中国在处理国家关系和政党关系方面，以苏划线的色彩愈益浓重。在强列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意识下，中国党一度以自己的理论、方针、政策为区分真假马列主义的准绳，混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是非界限，把对中国现行路线、方针不理解的兄弟党和国家，统统划归修正主义政党、赫鲁晓夫集团，加以反对。这时在毛泽东看来，除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之外，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从而更加强化了中国“唯我独革”的观念，为挽救“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的局面，对外大力宣传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毛泽东思想。

如果说中苏分裂构成了“文革”初期外交工作混乱和失控状态的一个背景，那么，也正是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状况，促使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并考虑调整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略。而外事领域的无序状态，显然也已不能适应中国对外战略转变的需要了。

第二节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苏联因素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300余公里；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苏军从1962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后开始大量进驻该国。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保障，而当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中苏之间，从1960年8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至1964年9月止，两国边境事件已达2792起。苏联并从1964年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

毛泽东则于1964年开始明确提出了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是年2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说：“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虽然这一表示，意图在于“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以期在当时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但却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特别是苏联的强烈反应。

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不要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首次正式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其后，他又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

翌年4-5月间，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地区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

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边界长约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基本平缓，尤其便于苏联坦克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

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时，于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并表示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

毛泽东的担忧不无缘由，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

苏联海军实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明显增长，四大舰队中唯一不用于欧洲的太平洋舰队特别突出，它可以从日本海直逼中国的黄海和东海，对中国大陆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苏军并频繁举行针对中国的进攻性军事演习和政治性活动。尽管苏联海军力量膨胀的主要目的在于抗衡美国，但同时也带有从海上遏制中国的意图。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苏联在一系列声明和宣言中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利益有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套理论，为任意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依据。

    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又提出了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以后，苏联先后派出二十多个代表团到东南亚、日本等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活动，宣传“亚安体系”，试图拉这些国家一起建立一个新的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面对苏联构筑的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以及苏联重兵压境的战略态势，毛泽东转而将苏联确定为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最现实的威胁。

此期，随着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逐渐加强，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做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

1968年末1969年初，苏联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仅1、2两个月，苏军入侵就达8次之多。珍宝岛地区的形势日见紧张。

为了打击苏方的气焰，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黑龙江省军区于1969年1月25日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沈阳军区基本同意。

2月7日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发生后，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这一方案。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这样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

3月2日中苏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终于爆发。其后，苏联当局继续扩大对珍宝岛地区的武装进犯。从4日至12日，苏边防军装甲车和武装人员多次侵入珍宝岛及岛西侧的中国河道。7日，中央军委复电沈阳军区，指示在3月20日化冻前仍把珍宝岛和七里沁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并做了军事部署。同时，周恩来召见在京参加中共九大筹备工作的沈阳军区司令员，了解反击准备情况。3月15日和17日，苏军又出动坦克、装甲车数十辆，步兵数百人，多次向中国守岛军民发起进攻，被全部击退。

对于珍宝岛事件，苏方最初的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指出：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尽管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不过，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对这次事件所做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第一，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第二，中国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代表中央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这即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

此后，苏联继续扩大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6月10日，苏边防军进入中国新疆伊犁州裕民县塔斯提地区两国边界的有争议地带，干涉中国牧民放牧，与中国边防人员发生武装冲突。8月13日，苏联军队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和武装部队300余人，再次进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的中苏边界争议地区，阻拦中国边防军人巡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数十人，制造了一起带有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同时，苏联还通过美国新闻媒介，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两国之间的战争空气更加紧张，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

中国对珍宝岛边界冲突的反应，一方面是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的角度出发，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及核威胁做出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公开显示了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

毛泽东在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曾谈道，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1969年2月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中苏之间发生较大规模武装冲突的现实，初步打破了国际上对中苏是否真正分裂、是否还会携手共同对敌的猜疑。对中国来说，苏联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首要敌人，这即为毛泽东寻求与美国实现和解，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对中国外交做出战略性的调整，提供了中美安全利益相同的基点；而1968年苏联侵捷事件后中国给苏联戴上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则又为这种战略调整做出了革命理念、社会心理及逻辑上的铺垫。

珍宝岛冲突硝烟初散后，苏联随震惊而来的是满腹疑团，开始怀疑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指责中国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可见，苏联已敏感地对中美联手抗苏的趋向忧心忡忡，故此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积极谋求缓和双方关系。而此时，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对于中国也更为有利。于是，毛泽东批准了柯西金（Kosygin,Aleksis）提出的来京会谈的要求。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会谈中柯西金还提出了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表露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

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国家间的专项协定。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做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显然苏联试图消弭与中国之间紧张的战争气氛，摆脱处于中美联合压力之下的被动前景。

然而，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减轻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完全消除其扬言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给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自己调整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思路，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因此，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

中苏双方在会谈上的交手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苏联担忧中美联合抗苏，从而在保证不会对中国发动进攻之后，想避开边界问题上的争执，谋求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一再强调缓和苏中关系符合两国利益及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及对越南等国人民的支持。但是长期存在的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毛泽东选择了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新的战略意向，对于苏联方面的种种建议自然就不会、也无须再加以注意。

此后，中国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10月中旬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剑拔弩张，不可能再谈及对苏缓和问题。

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其后至1978年6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没有中断，但也无任何实质性进展。

这一阶段的中苏谈判是在中、美、苏三大力量进行斗争的国际大背景下举行的。苏联试图通过对中国打出和谈旗帜，争取时机，稳定东欧局势，巩固并扩展其在中东及亚洲的地盘，并在同美争夺中增加资本，求得主动。同时，苏联对中美关系缓和也颇感忧虑，所以要同中国谈判，打中国牌。中国响应苏联举行边界会谈的建议，一方面是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谋求与苏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纠纷，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一方面也是利用苏美矛盾，促进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以利于进一步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在世界事务中采取攻势，到处扩张的苏联。这次谈判持续了9年，虽未获得结果，但中苏两国边界毕竟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当毛泽东在对外实施反帝反修统一战线战略的力量分配上，不断加重反修的分量，将国际斗争的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开始考虑对两条战线作战的外交战略进行调整时，特别是在中国主要领导人过高估计中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对苏紧张备战之际，也就不能允许“文革”极左指导思想引发的中国外交领域的无序状态再继续存在下去。而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又有利于毛泽东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整合国内由造反夺权、派性斗争导致的混乱、动荡的局面。

应该说，毛泽东对外事领域的无政府主义失控状况及其负面影响已有所警觉，并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1967年8月，毛泽东批评王力“8·7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外事系统的动乱局势由此有所缓解，外交失控现象基本得到控制。

从1968年3月起，毛泽东又针对外交工作中存在的种种“以我为中心”的做法，做出一系列批示，要求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对“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并批评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提法。

是年8月苏联侵捷行动，以及中苏边界冲突升级，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现状，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中国外交陷入困境的严重后果，于1969年3月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指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既而亲自做出修复对外关系的姿态，于5月1日晚，同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城楼先后接见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赞比亚、瑞典、柬埔寨、刚果(布)、坦桑尼亚、几内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此后又在197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亚、非、欧4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并同一些使节作了重要谈话。毛泽东请使节们代向各国元首问候，以此明确表示中国愿意改善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1970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反复谈到“文化大革命，乱子多得很”，“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查出来了，就是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有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集团在起作用，叫‘5·16兵团’”。此后，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时更直接点明：有些人“趁机会名为造反”，“在北京砸烧英国代办处，印尼、印度的大使馆也遭殃了”，指责说，“那些人就是国民党”。12月18日，毛泽东又对斯诺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指示，采取了种种措施，集中纠正强加于人的极左口号和极左行动，使外交工作比其他领域较早地摆脱了混乱状态。

    1968年6月，中共中央派军队干部担任外交部政治部军代表，不久，一批外事领导干部被“解放”；1970年初中央又向外交部派出了军代表。外交部革委会也于6月成立。外事工作逐步恢复正常。

    1969年春节后，周恩来催促外交部改变中国驻外大使职位除埃及外全部空缺的不正常状态，指示无论新任或返任大使，要以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等为第一批。根据该项指示，外交部于6月初下达了驻这三国大使的任命。至7月下旬止，周恩来先后指示和安排了14名驻外大使回任或到任。此后，中国陆续重新派出一批批驻外使节，使各驻外使领馆由大使等主要负责人回国参加“文革”运动而造成的长期出缺状况得到扭转。

    1970年9月和1971年4、5月，周恩来还亲自部署外事部门批判极左思潮，针对“文革”以来中国同许多国家几乎中断来往，许多方面的活动停止的状况，提出现在是应该“开门”的时候了，表示反对把前17年的外交路线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不赞成到处搬用“反对帝修反”的口号；并特别指示外交部：搞外交不是坐“冷板凳”，而是“热板凳”，要积极、主动地与外界接触，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开展外交工作。

    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纠正外交工作中的极左偏差，改善和发展与各国关系的方针指导下，外事领导机构于1968年起，开始对以往主要由中国方面极左行为而造成两国关系损害的事件，或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主动承担责任，积极恢复外交关系与修复对外关系，如修复与尼泊尔的关系，改善和恢复与缅甸的关系，修复与英国的关系，恢复并加强中朝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发展中罗、中南关系等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自1970年起，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又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国同肯尼亚、突尼斯、布隆迪、锡兰(斯里兰卡)和加纳等国，或恢复、发展了外交关系，或进行了重要访问，或开展贸易、事务往来新关系，或致电表达相互合作与谅解的愿望。在此期间，在已建交国家中，除与苏联、印度和印尼的关系仍较为紧张外，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或发展。在1968年至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实现外交局面新突破之前，亚非拉、欧洲、北美有11个 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以此观之，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又使“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工作比其他领域较早地摆脱了混乱状态，较快地回复到正常轨道，受破坏的程度要轻些。这即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对外战略策略历史性转换的实现。

而当中国要调整对美政策，实现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目标时，一个新的矛盾呈现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面前，这就是援越抗美外交方针在中国新的对外战略中的地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