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600名实习生。另外，根据当年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和苏联技术出口公司签订的相应合同，苏联以提供科学技术援助的方式，接收了144名中国专家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专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燃料工业系统，如在1952年中央各部派出的实习生中，占64.4%，在1952年财经系统的留学生中，占58.6%。[140] 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141]

 

八、协助编制经济计划

    新中国的整个经济建设方针是以建立苏联模式为目标的，其核心就是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形成以国有经济成份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便提出了为进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做准备的设想。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组成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领导小组。[142] 到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文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铁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报告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建设的方针，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发展农业，加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学工业，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范围内，按人力、物力的可能来发展其他的经济部门。工业建设的速度，每年可递增20%。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同时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冒险倾向。首先在现有工业基础上发展，并准备和开始在中国大后方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工业建设必须采取苏联先进的统一的技术标准，并依靠于苏联专家的指导和技术的援助。总之，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143]

第一次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自然要寻求苏联的帮助。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亲自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8月23日和28日，周恩来分别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双方约定，在苏联党政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与斯大林本人进行会谈。[144]

在9月3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提出了如下意见：一、认为在计划中规定工业发展的增长率为20%过高，应留有余地。经周恩来解释，以往三年的经验证明中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斯大林便建议将总增长率定为15%，而在年度计划中定为20%。二、计划中没有列入军事工业，并且对全部供货问题缺少总体说明。经周恩来说明，斯大林接受了军事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12-13%的比例，中国可以按这个比例编制整个供货申请单。三、计划中没有需要苏联援助项目的具体数据，而苏联方面研究这些计划并给予答复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先行回国，由李富春留下商谈具体计划。[145]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同刘少奇、李富春继续讨论一五计划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萨布罗夫认为，把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增长速度定为18%是难以实现的，建议改为11-12%。关于苏联提供工业设备的问题，萨布罗夫认为不宜要求过多，尽管苏联可以提供这些设备，但要考虑到技术更新很快，应留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新设备。关于派遣苏联专家的问题，萨布罗夫也提出，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由专家包办。中国应多派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到苏联来学习和实习，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技术队伍。经过对中方计划的充分研究，1953年2月，苏联组成以萨布罗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进行会谈，分组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146]

中国领导人很重视这些意见。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富春电，认为苏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所提的各项意见，都是很可贵而应该予以重视的。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和苏方的意见，五年计划确应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减低工业生产总值每年递增的速度是肯定的。因此，可根据来电所提原则与其进行各项磋商，进一步考虑和修改我们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2月17日、23日，周恩来召集朱德、习仲勋、曾山、贾拓夫和有关各部部长、国家计委委员及各局局长开会，讨论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方案所提的意见，一致认为苏方的意见对中国制定五年计划有很大的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13.5-15%，年度计划争取为20%左右，以保证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后，周恩来复信通报了北京讨论的情况。[147]

1953年5月18日，周恩来和高岗收到库兹涅佐夫大使送来的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一五计划任务的正式意见书，并报告给毛泽东和各中央领导人。意见书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在肯定恢复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意见书认为，规定中国全部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4%，其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为24%，都是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提得过高会使物资和熟练干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无法完成。苏方建议自1953年至1957年工业总产量年增长速度由20.4%改为14-15%。意见书还提出，大工业的发展必须和能大量生产民用必需品的手工业的发展配合起来。中国拥有极丰富的劳动力和有经验的手艺人，手工业的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因为应该把这一点估计在五年计划之内。国家必须指导手工业的发展，供给其原料，实行手工业合作化，以保证其获得必要的发展。五年计划中必须特别注意农业问题，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当是保证以粮食供应城市居民，以农业原料供应工业，尤其要注意扩大技术作物的生产，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工业的需要。意见书接着指出，中方的草案没有对国家财政和金融问题给以应有的说明，而要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尤其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同时又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制定有关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措施。此外，草案中对培养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干部的计划问题也没有很好地给以说明。苏联经验证明，国家工业化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大量培养熟练干部，从劳动人民中培养知识分子。应当专门作出培养熟练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计划。第二天，中共中央讨论并通过了苏方的意见书。20日中央向莫斯科回文，并以电话将中央的意见通知李富春。[148] 至此，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原则上确定下来。[149]

在一五计划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全面工业化建设。当然，还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正像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的：“从今年起，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的计划建设的时期。为了把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我们必须努力向苏联学习，必须把虚心学习和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看作是推进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首要条件之一。”[150]

 

    对建国初期中苏经济关系状况进行考察的结论如下：

    一、中苏已经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因而在经济上也需要密切双边关系，这一点对于中国尤其重要。因此，苏联的经济援助是及时的，且为中国所必需；

    二、新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又处于战争环境中，因而其经济建设和发展必须依靠苏联。而苏联的全面援助确实对于中国的经济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斯大林很不情愿地按照中方提出的要求缔结了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因而在经济利益方面颇有计较。所以，苏联的对华援助是有条件的和要求回报的；

    四、尽管苏联政府在援华专家的条件方面毫不让步，但苏联的经验和技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且苏联专家确实做到了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令中方人员感动不已；

    五、中国方面全无经济建设的经验，同时，在战争的条件下，苏联也没有把经济援华作为一项特别突出的任务，因而整个对华援助工作显得缺乏计划性，出现了不少矛盾和混乱现象。

    总之，从1950年至1953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经济领域也是协调和互助的。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此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至于对苏联援华政策的评估，应该指出，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既是慷慨的，又是有限的，既有效地帮助了中国的经济恢复，也遗留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斯大林的对华经济政策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未免有些牵强，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确是有条件和有保留的。这就是赫鲁晓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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