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141
总计
1474
81
1107
56
230
六、派遣苏联专家
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技术人才。建国之初陈云便告诉苏联大使，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严重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98] 情况确实如此，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99] 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是，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100] 直到恢复时期结束，全国也仅有16.4万工程技术人员，地质专家总共不到200人。[101] 显然，派遣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后，又带来一批帮助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建国前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102]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专家非常重视。当第一批苏联顾问团到达沈阳时，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告诫中国同志，要“把他们当作很好的老师”，“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103] 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了来京的全体苏联专家及苏联专列的服务员，周恩来则邀请苏联专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随后，毛泽东又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前往座落在铁狮子胡同的苏联顾问总部参加专家工作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恩来亲自领导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伍修权、杨放之主持。[104] 中国领导人对这批苏联专家的生活起居也给予特别的关照，刘少奇曾专门致电周恩来，对到京专家的住房、办公室和用车，乃至被褥、洗漱用具和纸笔，每个细节都作了认真交待。[105]
苏联在华专家总顾问最初是柯瓦廖夫，因其给斯大林写报告攻击中共领导人，很快便被调回国内。接替柯瓦廖夫职务的是阿尔希波夫，在华工作一年多后也奉调回国。1952年年中来华担任总顾问的是毕考尔金，曾负责协助中国政府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一年后阿尔希波夫再次来华担任总顾问，一直在中国工作达八年之久，经常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106]
关于1950-1953年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和统计。有俄国学者说，到1952年3月，在中国已有苏联顾问和教师332名，各种技术专家471名。1953年7月中国政府又要求在现有277名专家的基础上，再增派172名。[107] 而据
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500人。[111] 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112] 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113] 对于中方提出的设计要求，苏方都是尽量予以满足的。据李富春和宋邵文报告，在1952年底关于煤矿设计项目谈判中，对于中国提出的设计要求，苏联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全部予以接受，即使地质资料不完备，也“勉强接受设计”。[114]
在具体工作中，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例如，过去中国被认为是贫油国家，而苏联专家根据石油生成的原理并将中国地层构造与周边国家比较后指出，“中国处在油田国家的中间，中国地下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同时，苏联专家还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解决了低压油田的产油问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三年来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1952年的原油产量已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19.66%，从而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电力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在阜新发电厂安装发电机工程中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结果安装一部锅炉就节省人工25000个，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质量完全合乎苏联先进标准，受到毛泽东和高岗的嘉勉。[115] 在煤炭工业方面，中国煤炭管理总局曾认为国内现有浅部煤层已开采完，而受技术条件限制又无法开采深部煤层和扩大采掘范围，因此要在1957年以前废弃120个矿井。后经苏联专家研究，恢复和扩建了大部分矿井，使得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矿井的服务年限延长了20-40年。各矿还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实行苏联新式采煤法，使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在钢铁工业方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仅仅一年，各地炼铁炉且均已突破原设计能力，其中石景山250吨炼铁炉可炼铁376吨，太原50吨炼铁炉则创造了106吨的纪录。太原马丁炉接受苏联专家建议，采用热装法和吹风熔炼法炼钢，将每炉冶炼时间由过去的10小时42分缩短到4小时54分。天津马丁炉去年采用苏联专家的热修法，修炉时间由180小时减至60小时，提高效率两倍。重庆某钢厂轧制钢轨的设备已废置不用达十余年，经苏联专家帮助，不仅重新启用，而且在国内首次轧制重型钢轨成功，使四川人民仰望了40年的成渝铁路得以动手修筑。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提出的木材流送新方案把流送损失率从10%降到1.37%，而他们的林业方格调查法将使东北森林调查所需时间由25年缩短为5年。农业部水利局修建浑河水库的设计，经过苏联专家修订，蓄水量增加2.25倍，节约投资2000亿元（旧币）。在农业方面，苏联专家介绍的深耕、密植、轮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进经验，对于提高中国的农作技术贡献很大。北京双桥国营农场在苏联专家卢森科的直接指导下实行棉花密植，每亩产量提高了一倍。在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因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而大为改观，对于制定生产计划、确定生产责任制度、简化统计表报、建立经济核算制等各项工作，专家们都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收到良好效果。此外，苏联专家还通过讲课等方式向中方人员传授经验和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如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3万多人，其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116]
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负责的。据重工业部报告，为了正确的规定设计任务书中的产品方案，吉林铁合金厂苏联设计小组收集了中国所有铁合金厂的设备能力及生产情况，并研究了钢铁工业发展远景，经过5个月时间的研究，编制了4个方案，加以反复比较，才将产品方案最后确定下来。[117] 在西北钢铁公司铺炼二号马丁炉炉底的五天五夜，苏联专家赫力浩夫除每天休息4-5个小时外，未离开现场一步。天津制钢厂修马丁炉时，苏联专家马里谢夫一连在现场工作19个小时。[118] 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察看沟砖被浸蚀的程度。证实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从而大大节省了费用，也加速了工程进度。[119] 1952年1月周恩来出席政务院召开的财经部门苏联专家工作座谈会时，对苏联专家在财政、工业、交通、银行、贸易、水利等部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