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轨，也起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出亚洲，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从而大大加强了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开始了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地位的历程。因此，对于波匈事件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国际冷战史、同样也是当代中国史领域的重大课题。

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并不断被整理后公布于世。[①]正是在大量利用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在冷战史领域，展开了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深入研究。[②]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经基本真相大白。遗憾的是，在目前所有的重要研究中，对当时中国的反应、对策及其与事件的关系，很少见到专门讨论；[③]中国学者也几乎还没有参加到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讨论的国际行列中。[④]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至今没有开放，[⑤]二是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似乎还有些观念上的禁区。[⑥]但是，无论如何，对这样一些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以探明事实真相，作为历史学家、尤其中国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

综观事件的进程及其结果，涉及中国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从国际角度看，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担当了什么角色，即中国对波匈事件的影响；第二，从国内角度看，这两次危机的爆发及其结局如何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即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这两者之间自然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限于篇幅，本文先讨论前者，重点分析在波匈事件的进程中，特别是在苏联处理危机决策时，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俄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文献，至于中国方面的参考资料，大量的只能是包括回忆录和采访录在内的口述史料，以及当时公开和内部的新闻报道。[⑦]

 

前提：苏联、东欧、中国三角关系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同时爆发在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也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同样是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那么，中国因素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呢？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需要对事件发生前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做出基本判断。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到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时，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听命于莫斯科，苏联与东欧关系进入了冷冻状态。[⑧]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开放和政治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状况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苏共二十大后，波兰舆论提出了追查枪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案件、重新评价1944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⑨]另一方面，改革派在波兰党内逐渐得势，一致呼吁过去受到批判的哥穆尔卡出山。而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波兰走向独立的发展道路。[⑩]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匈牙利的社会情绪与波兰大体相同，但由于保守派在领导层占有绝对优势，其结局就完全异样了。尽管保守派领导人拉科西在1953年6月受到严厉谴责，但继续担任党的第一书记，而改革派代表纳吉·伊姆雷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后所推行的改革进展缓慢。由于苏联党内斗争的结果，1955年4月纳吉又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而失去了权力。苏共二十大再次激发了匈牙利的改革浪潮，人们不仅呼吁变革，而且强烈要求为受迫害者平反，批评的矛头直指拉科西本人。特别是在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党内外抗议现行政策的活动有增无减。7月，莫斯科迫不得已决定拉科西退休，到苏联休养，而让他的亲信格罗接替其党内职务。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对此非常不满，更大的冲突和风暴在酝酿之中。[11]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有明确分工：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12]此时，不仅东欧各国寄希望于北京，莫斯科也开始指望得到中共的帮助。

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上半年。[13]尽管赫鲁晓夫的有些做法令毛泽东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头上的“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总体说来，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是一致的。[14]莫斯科越来越重视中国党的意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转载后，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拥护，苏共中央还把全文重新翻译后印发了20万册单行本，供全党学习。[15]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时，苏联广播电台由著名播音员广播，并数次播放录音，以示重视。[16]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到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因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17]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18]

 

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19]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20]后来也有波兰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21]按照事件的发展过程，这里涉及三个问题。第一，苏波两党在华沙会谈期间（19-20日），赫鲁晓夫关于停止苏联部队向华沙进军的命令是如何做出的；第二，苏联代表团回到莫斯科以后（20-23日），关于放弃对波兰进行干涉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三，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23-31日），为调解苏波关系、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做了哪些工作。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先是遭到镇压，随后又被苏联定性为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22]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月12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除了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提出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23]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推进改革和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仍不断高涨。15-17日的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将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包括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24]波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说波兰当局正在走上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700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将军[25]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理由是八中全会即将开幕。[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