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尽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仍在犹豫，但赫鲁晓夫已经倾向于对波兰采取让步政策，他提出：“鉴于形势，应该放弃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42]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通报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的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43]由此看出，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主要是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同时保证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
与此同时，中共也向波兰方面表明了对波国内政策的倾向性态度。据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长米契斯瓦夫·马热茨回忆，10月1日代表团团长奥哈布因国内形势紧张提前回国，其他成员在中国南方和西部参观了三周。当代表团回国的飞机将要起飞时，发动机突然熄火，马热茨等人被带到机场贵宾接待室，等候他们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朱德。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马热茨说：“我们请您向波兰党领导人转达我们的敬意及对你们进行改革的钦佩之意。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作的自主努力，并祝愿你们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刘接着强调指出，中共中央将向苏共通报对波兰改革的态度，波兰完全可以指望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最后，刘少奇还表示中国将向波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贷款。马热茨回国汇报后，波兰领导人对此十分感激。[44]
赫鲁晓夫似乎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 24日11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45]23日午后，赫鲁晓夫还单独赶到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在陪同刘少奇前往下榻宾馆的路上，他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谈到处理波兰危机时，赫鲁晓夫做了自我批评。据师哲回忆，赫鲁晓夫介绍说，他们最初对波兰事件有一些无端怀疑，认为波兰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但苏共代表团到华沙后，同波兰领导人谈了一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发现自己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新领导人。不过，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46]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刘少奇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也指出，“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刘还批评了过去斯大林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错误态度。刘少奇最后表示，保证与苏联团结一致。赫鲁晓夫则表示同意刘的观点。[47]会议记录非常简单，以至有些词句的确切含义还无法确定。对此，参加会议的师哲的回忆可以帮助解读档案文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中，刘少奇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对波兰事件的意见，表示同意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的方针，接着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刘少奇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有一个处理相互关系要依据什么原则的问题。大国的党，较老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理所当然应多承担义务，做出较好的榜样。苏联长期以来诚心诚意地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和中国在内，而且帮助很大。但是关系还是搞不好，波兰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匈牙利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就值得研究一下，是不是一切事情已做得尽善尽美，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些缺点或者还有一些错误。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少奇说，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家事务时有缺点，有错误。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甚至于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有时也有协商的形式，但明天甚至当天就要通过决议，人家没有时间考虑。事先既没有个别谈话，又不做集体商谈，只有强加于人，就是要别人听你们的话，不听，你们就要整人。在世界工联、世界妇联、世界青联、世界和平运动中，都有这种情况，特别是世界工联。刘少奇还批评说：你们随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外国的兄弟党，如1950年1月《关于日本形势》一文，批评日共。这种文章是不应该发表的，是不适当的。这回《真理报》批评波兰，也在波兰引起很大反感。何必这样呢？这种事情要很慎重，这种方式要改变。必须学会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协商、合作、协同动作；只想到自己，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做法，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极大的害处和恶果。刘少奇最后说，无论国际形势有怎样的变化，或者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们保证会跟苏共站在一起。国际共运的中心只能是你们。陶里亚蒂曾提出多中心的说法，我们跟意大利同志谈过，不赞成这个多中心。中心只有苏联，十月革命40年，第一个社会国家，经验最多，工业化程度最高。帝国主义最怕苏联，不怕中国，不怕波兰。但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应该讲清楚。两党的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方向。如果我们两党的关系破裂了，帝国主义就要大加利用，大肆进攻。我们正是从这个大局出发，才在会议上举手同意你们的决议。赫鲁晓夫当场表示：两党关系不能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否则，时间久了是一定会破裂的。刘少奇笑着说：不会的，就是有再大的问题，我们也还是站在一起的。因为这是决定世界形势的问题。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需要站在一起，这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道理，其他的争论都是小问题。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意见。[48]刘少奇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这次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一次。”[49]显然，通过波兰事件批评苏联，并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目的。
会谈期间，中国驻波兰使馆派人到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情况。据参加汇报的骆亦粟回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中央决定，这次只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批评多了，怕他们接受不了。还说：苏联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东欧各国的事情，管得越多包袱背得越重，人家离得越远，放开些，反而团结得紧些。邓小平着重询问了八中全会后波党政治局人员的变动情况，特别对哥穆尔卡和罗科索夫斯基问得很仔细。他指示：“要多做苏波双方的团结工作，但对一方讲的话，要准备让另一方知道，凡是不能让另一方知道的，不要讲，别看他们现在吵架，要想到将来他们有好起来的时候。”[50]这表明，中国当时对波苏关系有清醒认识，对直接介入波兰问题存有戒心。
关于危机发生后中共如何做波兰党的工作，目前看到的材料很少，只有吴冷西回忆录中讲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发回的电报说，在与哥穆尔卡、奥哈布等人的会谈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党事务，同时也劝他们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度量要大一点，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中国党希望波兰与苏联搞好关系，因为波兰是东欧最大的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好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甚大，相信波兰同志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处理好波苏关系。哥穆尔卡一再感谢中国党的支持，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并表示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刘少奇后来汇报说，我们在苏波两党之间进行调解，分别与两党代表团谈了几次，贯彻中央调解、劝和的方针，是取得了成功的。后来苏波双方谈得比较好，苏波之间不至于发生大的冲突了。[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