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条史料已经被一些研究者使用，[52]但其真实性颇令人怀疑。据笔者考察，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哥穆尔卡和波兰代表团根本就没有到莫斯科。证据如下：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中记载：哥穆尔卡请求于11月8日进行会晤，此其一。[53]据师哲和骆亦粟（二人均在莫斯科）回忆，26日中苏会谈时，赫鲁晓夫通报了与哥穆尔卡通电话的内容，并请求刘少奇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哥穆尔卡的工作，此其二。29日双方会谈时，赫鲁晓夫再次通报了与哥穆尔卡通话的内容，此其三。[54]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确定，将与哥穆尔卡在布列斯特地区举行会晤，讨论匈牙利问题，此其四。[55]实际上，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是11月15-18日访问苏联的。[56]10月23-31日哥穆尔卡并不在莫斯科，刘少奇与哥穆尔卡的谈话以及中波代表团会谈从何说起？
从档案文献看，中共对波兰党确实有担忧的地方，也需要做工作。问题的核心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57]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58]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或许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与波兰党沟通，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毛泽东在详细了解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表示担忧，认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59]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2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60]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其原因显然是对动乱的匈牙利局势有所好转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别墅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他还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刘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刘少奇又提出建议：苏方是否可以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赫鲁晓夫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表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可以放手，也同意起草一个宣言。于是，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61]在30日晚上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表示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稿，题目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62]
至此，在刘少奇看来，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一次出兵
与波兰事件相比，苏联在最初处理匈牙利危机时（10月23-24日）反应迅速，决策果断。这里的问题是，苏联出兵镇压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中国当时是否知道莫斯科的这个决策，中国对苏联这次军事行动持何种态度。
如果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其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局面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剧烈。[63]格罗执政后竟然到苏联休假长达两个月，回国后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直到23日上午才回国，国内问题交给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科瓦奇全权处理。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至危机步步逼近。
10月6日为拉科西大清洗最著名的受害者拉伊克举行重新安葬仪式，送葬群众队伍多达20万人。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而政府的默许也使民众从心理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特别是当官方的新闻影片中出现纳吉参加送葬的特写镜头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64]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议：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仍称纳吉犯有错误，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65]这时，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已经预感到，“过些时候大概不得不让纳吉进入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也许还要进入政治局，因为在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而纳吉一旦进入政治局，他可能就是‘局势的主宰者’。”[66]
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立即从匈牙利撤出全部苏联军队，罢免在斯大林-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审判拉科西，等等。[67]学生的要求得到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0月23日，学生、工人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纷纷游行示威，愤怒的人群拉倒了象征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情绪十分激奋。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68]是日晚8时，格罗发表广播讲话，认定这次运动是“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工人阶级政权”和“破坏秩序”，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挑衅活动”。这不啻火上浇油。一些试图冲进广播电台大楼、宣读游行示威者纲领性要求的青年与国家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这时，抗议行动开始带有武装暴动的性质了，游行示威者从派来增援守卫大楼的部队以及民防仓库和地段警察局那里抢夺或获得武器。午夜时分，匈党中央下令镇压。[69]
鉴于布达佩斯不稳定的形势，苏联驻匈牙利的华约部队——特别军早就制定了应急预案。1956年7月，华约部队参谋长安东诺夫到达布达佩斯检查部队情况。随后，驻军参谋部在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下制定了一份“特别军参加在匈牙利领土内恢复秩序”的绝密计划，代号为“波浪”。该计划包括一项特别指令，规定了在必要时苏联军队必须占领和守卫的目标，苏军与匈牙利国家保安机构及人民军的合作方案，以及可以利用的武器装备数量。随着局势发展，10月6日至19日，安德罗波夫与特别军负责人多次举行会晤，研究部署和准备工作。21日特别军领导人又检查了各部队出动前的准备状况，同时在苏联边界也采取了防止匈牙利局势失控的措施。[70]由于10月中旬安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分别给苏共中央和总参谋部发来关于匈牙利形势的紧急报告，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已经考虑派米高扬前往匈牙利，以及召回正在各地支援秋收的部队以利战备的问题。特别军参谋长马拉申科于10月22日夜晚抵达布达佩斯，以便了解局势的变化情况。[71]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也于23日赶到匈牙利。[72]而此时，匈牙利军队却显得犹豫不决。19日，国防部长巴塔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批准为应付布达佩斯出现社会动乱而制定的计划，但第二天又取消了戒备状态，以至在布达佩斯发生武装暴乱当晚，很多军官不知是否应当执行镇压的命令。[73]显然，实行镇压的任务只能靠苏军来完成了。
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和大使安德罗波夫。匈牙利国防部上校米克罗什·苏奇在回忆录中说，10月23日下午5时，吉洪诺夫当着国防部众多官员的面与在莫斯科的安东诺夫通电话，要求准许特别军在必要时进入布达佩斯。得到批准后，吉洪诺夫随即命令特别军待命。[74]另据马拉申科回忆，同样在下午5时，安德罗波夫通过军用电话向拉先科通报了布达佩斯的局势并询问，能否派部队帮助维持首都的秩序。拉先科回答说，那是匈牙利警察和部队的事情，况且没有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命令，他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然而不到一个小时，特别军便接到了苏联武装力量司令部准备战斗的命令。[75]还有材料说，喀尔巴阡军区的第一二八步兵近卫师于19时45分，而驻匈特别军于20时接到了紧急待命的命令。[76]可以说，在匈牙利正式向苏联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以及克里姆林宫对如何处理危机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