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日上午，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向莫斯科报告，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并建议：“停止向匈牙利派兵，而继续在苏联领土上集结部队”，“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到那时当然就得从整体上重新考虑全部问题”。他们最后表示，“尚未形成对局势的最终看法”，但认为“科涅夫同志须立即前来匈牙利”。[97]是日14时，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做出决议：在匈牙利结束一党制。14时28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这个决议，并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布达佩斯。纳吉还声明：政府将立即与苏联政府就撤军事宜举行谈判；政府承认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98]按照28日的计划，苏联军队于16时停止战斗，并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99]
然而，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却把精力集中在讨论刚刚按中共意见起草的平等关系宣言草案上。显然是受此影响，会议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根据讨论记录，30日的会议刚开始研究米高扬和谢罗夫报告的匈牙利局势时，赫鲁晓夫进入会场，通报了与刘少奇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说，考虑到苏军驻在国的意见，建议今天通过中共提议的宣言草案，而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的问题将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讨论。所有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同意。在随后的讨论中，布尔加宁虽然抱怨“中国同志对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但还是同意了给匈牙利的呼吁书和宣言。莫洛托夫建议，立即开始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谈判，至于华沙条约问题，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关于中国提出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莫洛托夫认为，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应在不同的基础上。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与莫洛托夫一致。但谢皮洛夫认为：“目前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他还提出，应“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后准备撤军。朱可夫赞同撤军，并承认处理匈牙利危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有教训的，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驻军问题更加严重，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首先应发表宣言。随后，主席团讨论了宣言草案。[100]傍晚时分，苏方将宣言草稿送给刘少奇，其内容基本上就是刘少奇讲的话，甚至有的词句都一样。晚8时宣言定稿，中共代表团再度出席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宣言。[101]显然，中共关于发表平等宣言的建议，尽管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却导致了30日对匈牙利采取和平方针的决策。由此可以判断，29-30日苏联经过一段犹豫，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中共的影响是有决定性作用的。[102]
直到这时，中苏两方都还没有提出在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问题。此后几小时，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双方后来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按照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30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经研究提出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刘少奇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在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他说，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我们已经考虑过，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张退让。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31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小时到达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104]
对比俄国档案中关于30日和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讨论记录，可以对上述说法做出判断。根据30日会议的第49号记录，大约在夜晚（即主席团刚刚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和通过平等关系宣言），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是否可以信任他？”更晚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进入会场。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而赫鲁晓夫随后的发言是：“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倾向中国的意见：“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105]这说明30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新的立场，而苏共还在犹豫。31日的会议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撤出，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接着，赫鲁晓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再次武装干涉的具体办法，如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由明尼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如果纳吉同意可以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与铁托会谈，向中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通报信息等。主席团一致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和提议。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也表示赞同。[106]以后苏联对事情的处理大体就是按照赫鲁晓夫的安排进行的。
显然，档案文献的记载证明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尽管目前还无法看到在危机期间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事件的全面分析及其变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可以发现，中国从10月27日第一次刊登匈牙利事件的消息时，就称之为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的游行及其制造的“武装暴乱”，所不同的只是对匈政府行为的评论。在11月2日之前的报道对纳吉政府比较客观，言辞中还有表示支持的意思，从11月3日开始变调，不断批评和指责纳吉政府的做法。[107]由于受到过去宣传的影响，人们大多以为苏联出兵是因为纳吉政府背叛性地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求援。实际上，纳吉因阻止苏军向匈牙利逼近未果而宣布中立是在11月1日晚上，而此时苏联早已决定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了。[108]至少在11月4日卡达尔新政府在苏联坦克护卫下进入布达佩斯之前，苏联对纳吉的态度主要是认为他软弱，无法控制局面，所以最初还考虑让他参加由莫斯科组织的新政府，而中国的估计则要严重得多。[109]
关于毛泽东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刘少奇转告的米高扬30日电报是一个因素，同时也有史料显示，来自中国驻匈使馆的分析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据匈牙利外交官拉德瓦尼和骆亦粟回忆，郝德青大使与卡达尔的私人关系很好，后来他曾告诉卡达尔，他早就看出纳吉的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甚至认为米高扬与纳吉政府的交往以及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都是错误的，并确信只有军事干预才能解救这种状况。11月1日晚纳吉在国会大厦接见郝德青，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纳吉说由于苏联违背华沙条约，他的政府决定退出该条约并宣布匈牙利中立，但他恳请郝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匈牙利新政权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府成员多数也是共产党员。现在苏联又要插手，派军队开进布达佩斯，那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希望中国能够劝阻苏联。郝德青允诺将把被告知的一切立即报告北京。但实际上郝在此之前已经建议北京，给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后来毛泽东本人证实，郝德青的建议使他改变了态度。在1959年5月5日会见匈牙利党政代表团时，毛泽东向明尼赫强调，匈牙利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从他们的经验中受益不小。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对1956年的事件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指着郝德青说，大使的报告和建议对于评价和处理1956年匈牙利迅速发展的局势是最有帮助的。他追述道，那年10月底，中国使馆报告说，反革命势力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不能成功地清算纳吉政府，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恢复将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说，由于这个消息和来自几个东欧共产党的消息，他决定立即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