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及斯大林问题的提出，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冷战进程中最具震撼力、最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之一。其结果，不仅引起了一系列有关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的深刻问题，也对中苏关系的演变乃至冷战格局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因此，对于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的讨论理应列为国际冷战史和中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果说在20世纪50-60年代苏共二十大问题主要是作为现实政治进入专家和学者的研究视野的，那么使其成为历史研究对象则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因为只是在这一时期，相关的档案文献才陆续解密并披露出来。有关苏共二十大，过去公布的只是会议代表的公开报告和发言，以及苏共的部分决议，而对于当时震动世界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几十年来在各国流传有许多文本，但始终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更不用说，还有大量涉及这次大会的主席团会议和中央全会的会议记录、决议以及各部门和地区的请示、报告尚不为人知。直到1989年，苏联才在复刊的《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上首次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文本。[1]随着俄国档案的开放，特别是到199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40周年）以后，俄国学者发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使用了大量在档案馆中发现的历史文献。[2]从史料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2002年莫斯科出版的关于苏共二十大的专题档案文献集，其中公布了当年秘密报告起草时的3个文本，以及有关这次大会筹备、酝酿情况以及苏联国内外和社会反应的198个文件。[3]此后不久出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文件汇编，又补充了一些相关的档案文献。[4]在此基础上，俄国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起来。[5]由此可以断言，从真正学术意义上讲，对于苏共二十大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6]
至于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的影响，始终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其研究的切入角度有两个：中国现代史和国际冷战史。从中国史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来说多一些，其重点集中在中共对苏联经济发展道路的反思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索。[7]从中苏关系史方面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李丹慧主编的《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论文集）里，应该说是代表了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8]
本文利用的史料，除现有的公开文献外，主要是最近俄国发表的历史档案，以及相关的中方文献。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拟回答三个问题：第一，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以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实质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共当时的政策方针，才可以看清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二，二十大纲领和斯大林问题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以此观察苏联历史的发展，才可以判断其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第三，毛泽东最初对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是什么心态，是怎样考虑的，并以此分析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
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对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认识及评价无疑是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而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的看法。在
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仅就内容而言，把苏共二十大的主要精神归结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和平过渡”理论，既不准确，也不完整，因而很难对其实质做出正确和全面的判断。所以有必要首先对二十大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然后对其实质做出评判。现在所有相关的文件几乎都已经公开，总括起来看，苏共二十大是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确与斯大林主持的十九大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或纲领性意见。
在国际方面，苏共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样一套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和总路线。
苏联对外政策新理论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当前时代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作为“无所不包的世界制度”已经瓦解，而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国范围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由于掌握了核武器的秘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有道义的手段而且也有了“物质的手段来阻止侵略”。于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虽然继续有效，但“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核武器时代，未来的世界“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看到，“历史已经把这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事实上，两个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日益广泛地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它不仅是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也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主要的目的是消除战争的威胁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同样由于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依照列宁关于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观点，苏共中央指出，“除了依照社会主义方针改造社会的苏维埃形式以外，还有人民民主的形式”，其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实行私营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并逐步使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的政策，认为中国“正在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许多独特的贡献”。因此，不应该“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从理论上讲，“这种过渡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制度革命式地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因而，任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就是革命，激烈的程度有轻有重，然而都是各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人民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就是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在右翼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越来越多地遭到破产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可以团结其他爱国力量通过议会斗争改变政权的性质，而在反动势力仍然强大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则只能伴随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重要的是，“无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如何，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首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没有这种领导就不可能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是通过武装干涉内政的办法，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和平竞赛的方式。“在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但不是通过“革命输出”，“不是用大炮和侵略，而是由于它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因此它能够保证人类达到比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大会通过的决议全面肯定了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理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一些根本的、带有原则性的、有关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问题，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1]
今天看来，苏共中央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路线，是极具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的，正如许多俄国学者现在认为的那样，“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成果首先是制定了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方针，而这个方针是与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本人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12]当然，这种具有内在逻辑的新思维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时局认识逐步成熟的考虑。
在国内方面，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变经济发展及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这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在继续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迅速发展消费品的生产”。
2、把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必须坚决地、有计划地在工业和运输业中采用最新的科学成就、技术和先进经验，使现有设备现代化，改善和改进劳动和生产组织，更广泛地在工业中实行专业化和协作，以便在这一基础上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3、加强“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其基本路线是加快东部地区的开发，今后10年到15年间，在那里建立起采煤和电力生产的最大基地、第三个大冶金基地以及新的机器制造中心。
4、在所采取的措施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消灭农业的落后现象和消除由此产生的工农业发展之间不均衡的现象”，为此需要在农业中实行可以发挥集体农庄庄员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新的计划制度；在增加农产品的生产中，加强对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鼓励；从城市和工业中心派遣人员到农村，加强集体农庄的领导干部和专门人材队伍；进一步加强农业的技术装备，增加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人员和工程技术干部；增加国家对发展农业的拨款；继续集中力量大力发展谷物业，开垦生荒地和扩大玉米播种面积。
5、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为此，除进一步提高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以及集体农民的收入外，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措施，如实行七小时（特殊行业六小时）工作制或每周五天工作制；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将住宅建设增加一倍；国家为老年人建立房屋和设置相应的养老金；实行免费教育；普遍设立托儿所和幼儿园，以及其他改善保健和国民教育事业的种种措施。
6、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其主要内容有：“同官僚主义的集中化作无情的斗争，充分确立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和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把中央所属的大量工业企业转交给地方机关管理”；加强地方苏维埃和企业的自主权利；“吸引工人群众广泛参加拟定和审查经济计划的工作、更加积极地参与决定生产管理的问题”等。
7、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进国家机关工作，加强苏维埃法制。建立党和政府对国家保安机关和其他权力机构的监督，完全恢复并且加强检察机构的监察权力。[13]
可以看出，与对外政策相比，二十大提出的对内政策显得缺乏系统性和过于表面化，根本没有触及苏联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本身，给人的感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情况恐怕也确实如此，二十大提出的国内问题，只是苏联新领导人感受到而不是深刻认识到的问题，或者是已经有所认识但不敢坦白讲出的问题。
在党内方面，除了加强组织和思想工作等一般号召外，引人注意的是二十大提出了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问题是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出的：在党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和尽力加强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苏共中央严厉地“谴责个人崇拜”，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个人崇拜的危害在于“使得某一个领袖变成英雄和创造奇迹的人”，同时却“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贬低他们的创造性的努力”，并曾使党的工作“发生严重的缺点”。[14]不过，这个问题在大会上并没有占据突出地位。尽管全体代表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反对个人崇拜是完全正确的”，[15]但是从整个会议发言的情况看，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有人统计过，在大会上发言的共126人，直接提到“个人崇拜”问题的只有8人，其中6人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即阿里斯托夫、苏斯洛夫、米高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其他2人是达吉斯坦州委第一书记达尼亚洛夫和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16]而在所有公开发言中，点名批评斯大林的只有米高扬一人。按照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在其得意之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分析“未必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实际上由斯大林授意和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没有全面、正确地反映党的历史。[17]目前还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米高扬何以会有如此惊人之举——几十年来在苏联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斯大林，以至许多外国共产党代表当时认为他与赫鲁晓夫或其他苏联领导人在评价斯大林的问题意见分歧。[18]不过人们很快就了解到，赫鲁晓夫的看法不仅与米高扬没有分歧，而且很可能还对他轻描淡写的批评方式感到不满。如果不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问题确实不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和震动。
由此看来，苏共二十大确实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方针，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不过，从中苏关系的角度观察，麻烦并不在于提出了非斯大林化的问题，而是在于提出问题的方式，特别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方式。
二、非斯大林化现象的由来
综上所述，苏共二十大提出的纲领和路线，无论其认识是否正确，思考是否到位，都是针对斯大林时期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所以称之为非斯大林化现象毫不为过。这里要强调的是，由苏联自身开始的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并不是赫鲁晓夫个人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从斯大林去世以后就在莫斯科新领导层逐步形成的共识。本来这些对内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是在不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情况下悄悄推行的，但在筹备二十大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为成千上万30年代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的问题，于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的批判便被提到了二十大的议事日程。
还是先看对外政策。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新的国际局势就已经显示出来。由于战时合作而形成的国际关系重组，以联合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为标志的统一的国际体系相继建立，以及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功能趋向成熟，为修正苏联传统的对外政策创造了国际环境和基本条件。雅尔塔体系区别于凡尔赛体系的根本标志之一是建立了各大国认同的国际体系和平等的游戏规则，而莫斯科也是这种体系和规则的倡导人和缔造者。因此，斯大林陆续地、不自觉地从战略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方式和安全观念。从战争后期到战后初期，解散共产国际这个对苏联外交已经不起作用的工具，以求得资本主义世界的谅解；强调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合作，表明苏联已经感受到其可以对世界命运发挥主体作用；促进欧洲各国及中国通过选举成立共产党与其他各党的联合政府，说明苏联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认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经验；最后，放弃世界革命的主张——如在伊朗、希腊和中国表现的那样，不再是推翻旧世界，而是要改造旧社会。所有这些政策的本质及其归宿就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然而，因意识形态对立而产生的东西方之间的猜疑和敌对，因美苏各自的过度反应而采取的过激措施，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互动作用，终于使冷战思维成为双方政策的出发点，同美国一样，苏联也很快就回到了战前发展的老路。斯大林不仅在国内继续高唱军事共产主义的“凯歌”，进一步巩固标榜为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加紧对社会的控制和镇压，而且重新调整了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在东欧各国推行苏联体制并建立起类似共产国际的情报局组织。欧洲的紧张局势随着柏林危机的爆发而加剧，朝鲜战争则把苏联与西方的对抗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并推至极限。
斯大林的去世为苏联改变传统政策提供了机会。及时地劝说中国接受美国条件、结束朝鲜战争是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意图的第一次显示，也是克里姆林宫新主人集体做出的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次尝试。[22]
自
因此，苏联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方针，一方面是基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也是对核武器发展及其后果有了明确认识的结果。于是，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两年的时间里，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以实现与西方的缓和：提出苏联作为新成员加入北约的要求，采取主动措施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赞同奥地利中立并同意从那里撤退苏联占领军，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起义采取冷漠态度，积极推动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谈判，主动提出裁减军队并单独实现裁军，向美国建议签署苏美友好与合作条约，如此等等。[31]在
1917年的革命导致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开始在一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建构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囿于历史的条件和战争的环境，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军事共产主义的发展模式，并准备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为了巩固革命的政权，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当时历史环境为苏联提供的第一次制度转型（或曰改革）的机会。但是，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集权统治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36]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政治动荡不安，经济畸形发展，生活贫穷落后。是战争掩盖了苏联的社会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挽救了斯大林模式，因为它的军事共产主义（战时经济）性质恰恰适合了战争的环境和需要。但战争也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数百万穿着军装的苏联工人和农民随着战线推进走出国门后才发现，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主义天堂”简直无法同“资本主义地狱”相比，甚至战败的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要高于战胜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抱怨，社会开始思考。然而，斯大林却陷入了一种理论误区，他认为苏联在战争中显示的力量和取得的胜利证明了他所创造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正确性和优越性——1946年2月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37]再加上冷战爆发和国际关系趋向紧张，刚刚开启的通向世界的窗口被关闭了，铁幕再次降临俄罗斯大地。拟议于1948年召开的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宗旨的苏共十九大无声无息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改革经济体制的尝试尚未启动便夭折了。与此同时，党内和社会生活也悄悄地再次笼罩在政治清洗和镇压的乌云之中。一切又恢复到战前的状态。[38]
俄国学者说的不错，1953年的苏维埃国家确实已经处于社会大爆炸的前夕。[39]人们不仅要在恐惧和惊慌中煎熬，还要忍受物质生活的贫乏。斯大林的逝世给那些一向视沙皇为神明的俄罗斯人带来了由衷的悲伤，也使许多善于思考的人们产生了希望。这种思考首先是从直接承担着社会责任的党和国家的高层开始的——他们感受到了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
50年代初苏联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是国民生活水平低下，食物、日用品和住房的短缺严重困扰着苏联人民。以食品为例，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社会主义搞了30多年，直到1952年，苏联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才接近（牛奶及乳制品、鱼类及水产品）甚至还低于（面粉、大米、肉类及油脂）1913年的水平。[40]而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严重落后。统计资料显示，按1926-1927年不变价格计算，与1945年相比，尽管消费资料产品的增长率（169%）要大大高于生产资料产品（57%），但是到1950年，在工业总产值（2400亿卢布）中，生产资料产品（1620亿卢布）仍占67.5%，而消费资料产品（780亿卢布）仅占32.5%。[41]至于农业，问题就更加严重了——斯大林去世前后的主要生产指标几乎都低于十月革命前。如谷物总产量（按1939年以后疆界计算），1913年为8600万吨，1953年为8250万吨，1946-1950年平均为6480万吨。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也是如此，1913年为8.2公担/公顷，1953年为7.8公担/公顷，1946-1950年平均为6.7公担/公顷。谷物出口量差得就更远了，1913年出口910万吨，到1953年只有310万吨。与美国农业相比，也能看出同样的问题。1949-1953年苏联平均谷物产量8090万吨，仅为美国同期产量（13350万吨）的60%。[42]
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
如前所说，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在二十大期间对个人崇拜现象的认识水平，显然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即使这样，在全党和全世界面前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是极富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因为从本质上讲，批判斯大林无疑就意味着以其为标志的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那么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只是在代表大会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45]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
对斯大林产生恐惧感的首先是他身边的人，特别是到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已经处于一种人人自危、难以容忍的紧张状态。通过1952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斯大林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全部赶出了新的领导核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实际上都是在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而能够被召来出席晚宴的只有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少数第二代领导人。即便是他们几人也整日战战兢兢，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从晚宴邀请名单中除名。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虽然导致斯大林最后死亡的真实原因目前仍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斯大林能够再次站起来。在斯大林昏迷和弥留之际召开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以及会议做出的对党和国际进行机构及人事调整的决议，充分证明了党内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46]在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便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并形成一个共识：今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担任可以凌驾于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之上的职务。[47]应该说，苏联领导层的“非斯大林化”实际上早在斯大林刚刚倒下时就开始了，尽管步履蹒跚并充满了自相矛盾。
最先针对斯大林采取个人行动的是贝利亚。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星期，
有学者认为逮捕和处决贝利亚“实际上导致了非斯大林化的停止，甚至出现了恢复斯大林化的现象”。[49]实际情况未必如此。7月中央全会形成的决议承认，苏联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还是在遵守“列宁制定的党的准则”和“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积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例如，一再推迟十九大的召开，连续几年不召集中央全会，主席团“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议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决议还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走上了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很显然，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然而，笔锋一转，决议把本来应由斯大林承担的这一切罪过都转嫁到了贝利亚头上。[50]鉴于斯大林在党内的崇高威望，这样做是完全正常的。令人感兴趣的是，除了向党内传达会议精神外，苏共中央还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里，斯大林遭到了点名批评。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还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苏联领导人要改变斯大林生前的一些作法，自然需提出理由，但莫洛托夫强调他只是在讲述一个伟人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归结为斯大林晚年的“病态”。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51]显然，此时个人崇拜的概念表面上还是没有直接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同全会的精神一样，在舆论宣传上，所有的指责都是针对贝利亚的。苏共领导人这样做，很可能是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尽管在党内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个人崇拜具体讲是对谁的崇拜？宣传个人崇拜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但是在社会上，民众仍然像神一样供奉着斯大林。1953-1955年，各种报刊杂志继续连篇累牍、一如既往地颂扬和赞美斯大林。特别是1954年12月斯大林诞辰75周年时，各地关于斯大林的展览、集会、颁奖等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52]在这样的氛围中，1955年1月被罢免的马林科夫的罪名有很大一部分是指责他违背了斯大林生前制定的方针和政策，并骗取了“伟大领袖”的信任。不过，中央全会决议的最后还是没有忘记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53]
当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纷纷落马以后，召开苏共二十大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并考虑为无辜受害者的平反问题。到1955年的秋天，关于30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应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56]在这种情况下，
1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
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大会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了明确答案。
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波斯佩洛夫）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我们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62]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
苏共二十大路线及其产生的过程告诉人们：第一，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绝不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时代前进的体现，社会发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要。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活动和社会趋向预示了改革的基础，包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内苏共新领导人的措施反映了变革的必要。因此，其理论前提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对斯大林的崇拜是苏联社会变革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并不是个人或小集团谋求权力的工具（尽管不排除在党内斗争中有人利用之），而是要以此为铺垫改变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平反历史冤案的社会浪潮不过是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机会。苏联要摆脱危机，必须破除个人崇拜的罗网。这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分歧只在于问题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第三，囿于认识能力和传统思想，二十大并没有从社会变革的层面提出改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任务，而仅限于政策性调整和某些具体措施的实施。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传统力量击败了政治对手，而他本人也受到传统势力的束缚。赫鲁晓夫并非要、也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第四，无论如何，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虽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毕竟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了。更准确地说，二十大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会。然而，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世界引起的反应却是复杂的，其命运也是难以预测的。
三、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时，中共就提出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70]这种看法直到今天仍然为很多研究者所坚持，他们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71]如果说中共当时出于政治目的提出这样的看法尚可理解的话，那么现在的历史研究者还保持这种观点就多少有些令人可笑了——作为学者，对于基本的史实岂能视而不见。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提出的新方针与中国当时的国内外政策究竟有多少区别？二十大路线与中共八大路线到底有多大分歧？
首先是和平过渡问题。对于二十大的提法，毛泽东心里显然是不满意的，因为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共自认为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得意之作，是中共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的宝贵经验。[72]但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都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73]因此，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线”在中共高层是得到了广泛共鸣的。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在
至于国内经济方针，毛泽东当时对“以苏为鉴”思考的集大成者就是他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78]如果把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布尔加宁的六五计划报告与毛泽东的论述逐条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改变工业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经济措施，中苏之间没有任何分歧。苏联使驻华馆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分析后做出的评论是有根据的：在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强调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福利和进一步发扬民主问题等方面。[79]当然，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的思考，在这方面都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模式，都没有从改变或改革制度的层面思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经验看，否定斯大林模式必须过两道关口，即经济体制的市场关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关，而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当时的思考都在这两道关口面前止步了。中国经济建设采用的做法都是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战后恢复时期苏联的经验，所以毛泽东认为需要引为借鉴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这正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已经考虑并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的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1956年毛泽东所谓的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从本质上讲还是没有摆脱斯大林所指引的苏联道路，只是中国要通过采用那些适合自己国情的方法比苏联走得更快些。再者，同苏共领导人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模式的原则没有错，只是方法有问题。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共八大继续探索而产生的思想火花，很轻易地就在突然爆发的波匈事件和反右派运动中熄灭了。总之可以说，在二十大路线提出的初期，中苏两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何谈“根本的分歧”乃至“严重的分裂”？
问题似乎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的确形成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冲击波。但是要说到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事情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对二十大做出反应的当然是出席大会的苏联代表，反应最强烈的当然是斯大林问题。据会议参加者证明，如往常一样，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受到普遍赞同，人们继续对党歌功颂德。但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在大会讨论的过程中，除潘克拉托娃外，米高扬关于个人崇拜的发言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还在会议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某地方组织负责人就发来电报称：“我不同意米高扬的右倾讲话，这一讲话是对活在整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辉形象的一种亵渎，并且将会为整个资产阶级所欣然接受。”[80]人们做出如此反应，显然是不了解米高扬发言的背景。因此，当赫鲁晓夫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宣读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意外和震惊，会场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81]这种局面本该使苏共领导人意识到处理斯大林问题应当特别慎重，但苏共中央的做法却是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外，不断扩大秘密报告传播的范围，以至最后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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