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研究，是一个热门题目。对此，中国学术界和中共本身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中共八大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而把此后20余年内中国激进和极端的发展道路及其后果，归结为对八大路线的背离，同时又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与八大连接起来。[1]这种理解，大致说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作为历史研究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八大开过不到一年，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的八大路线就被抛弃了呢？历史存在惯性，那么在八大路线中，有哪些地方保留了“革命传统”，而恰恰在这些地方为后来中共的激进和极端政策埋下了伏笔？这个问题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选择其中一个虽然不大却很重要的方面——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以及当时风靡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考察，希望为寻找答案做些努力。
中共八大期间有一件事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在所有大会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中共七大正式宣布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写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2]然而，在八大党章中却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3]此外，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和八大决议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甚至所有的大会代表在发言时也不约而同地都不提“毛泽东思想”。
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很多人在学习八大文件时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新党章为什么未提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没有讲中国的个人崇拜问题？现在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否是反对个人崇拜？[4]国外研究者也因此对毛泽东的地位做出了种种猜测。他们认为，新党章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集体领导，这“进一步证实毛大权旁落”。“对毛泽东威信的真正打击是从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他们还猜测，“刘少奇可能的确试图减少毛泽东的作用”，甚至断定“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从新党章中删去的提议，最初来自彭德怀”。[5]中国史学界的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些判断和推测。一般的看法是：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而且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提议做出的。自1948年11月以后，毛泽东多次将送他审阅的文件中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或改为别的说法。[6]从目前披露的大量文献和史料看，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其过程也是清楚的。
自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后，在中共党内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最早讲到这个问题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1948年（11月），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要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提出在教员和学员中，“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给吴回电说：“那样说法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7]
1949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8]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9]
在1953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被删去，其中有些就是毛泽东亲笔删改的。[10]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的一封信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8月14日，毛泽东又将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的电报稿中“毛泽东思想”字样删去。[11]
这样，由于毛泽东本人一再反对，中共中央终于做出了正式决定并通知全党。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起草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通知》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通知》还特别说明，“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稿时加了一句：“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12]这个《通知》的精神并没有限定在党内传达，12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会上向与会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打招呼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13]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那时不提“毛泽东思想”的确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而且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有明确指示，并在八大前已广泛告知党内外（只是没有传达到基层）。所以，在研究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时，追究起草文件时是否专门做过决定，是否有人建议或者是谁“最初提议”的，都已经没有意义了。莫说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史料，即使存在这样的决定和建议，相信其内容也不外如此。既然党内高层早已达成共识，中央也发过通知，那么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且一再强调不能提“毛泽东思想”？这是否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毛泽东和中共早在赫鲁晓夫提出反对个人崇拜之前就有了这种主张和想法？
胡乔木后来解释说：“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14]这就是说，毛泽东主张不提“毛泽东思想”是被迫的，他所顾忌的只是斯大林和苏共的态度及其对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影响。
胡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1948年下半年，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苏南冲突，共产党情报局10月会议决定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逐出教门。斯大林决心与铁托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容忍南共的自作主张和在巴尔干独立门户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此同时，针对东欧各党“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和主张，斯大林在共产党情报局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围剿“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15]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当时，国共之间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已经开始，中共绝对需要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帮助。据苏共中央联络部观察，从1947年9月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后，中共就明显地表现出对苏联的好感，并广泛地利用会议材料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斗争。[16]所以，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对南共和民族主义的批判，立即得到了中共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专门做出了关于南共的决议，指出：铁托集团由于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基本观点，因而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11月1日，刘少奇撰写《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一切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求解放和保卫民族独立，取得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援助，乃是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17]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提出对宣传毛泽东思想降温的，其目的和考虑不言而喻。
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压力本来可以也应该解除，但他仍然坚持不同意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其原因还在于苏联——苏共此时开始的反对个人崇拜的举动及其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提到个人崇拜问题。在1953年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贝利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18]接着发生了贝利亚事件，苏共中央为此做出的7月决议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在“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中，“走上了一条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19]苏共中央还特意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里，斯大林遭到了点名批评。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