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确有许多非凡之举，就改造共产党自身而言，在许多方面的主张和动议，甚至超过了苏共二十大，比如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对经济发展方针的调整、对经济体制改进的设想、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等等。所以，这次会议能够鼓舞人心，激发全党的热情和干劲，使国人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和美好前景。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革命的包袱，中共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究竟如何走，没有、也不可能对师承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一代革命家，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大浪淘沙的中国社会精英，他们并非没有改造中国的雄心和能力，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革命年代，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转变。他们遇到了新问题，但最终只能用老办法去解决。1956年对于苏联、中国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中共八大确实抓住了历史主题，却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个历史主题，因此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很可能会走到自己所熟悉的老路上去。不幸的是，八大刚刚开过一个月，暴风雨就来了——在东欧爆发了令人震惊的波匈事件，紧接着是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反右派运动。就本文提出的问题而言，结论也是很清楚的：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绝对没有抵制和反对个人崇拜的主旨。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最明确地表达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这个压力，要学打倒个人崇拜，这是个别人，大多数人不赞成。这也是独创精神。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是崇拜真理，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人对于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对不正确的部分也赞成，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37]
惟其如此，才使个人崇拜现象在中国逐步升温，直至“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堪称世界之最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载《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
[1]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这样的评价：“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3]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21页。
[4] 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29，第65-95页；新华社编：《内部参考》
[5]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王弄笙等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40页；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翻译组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8-161页。
[6] 石仲泉、沈正乐、杨先材、韩钢主编：《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34-535页。
[7] 逄先知执笔整理：《关于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1期，第12页。
[8]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329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63页。
[1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8页。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192、238、304页。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623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87页。
[1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
[15] 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5-26页；《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16] 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
[18]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80-409页；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3，оп.10，д.22，л.3-4；д.20，л.11，Наумов В.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5，с.20-22、27-28。
[1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47-72页。这里根据原文对译文做了一些修改。原文见Наумов В.，Сигачев Ю.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9，с.265-273。
[20] R.J.Service，The Road to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Soviet Studies，Vol.33，№2，April 1981，pp.240-242. 代表中共出席通报会议的是高岗，但可惜至今没有看到中方有关这次会议的任何史料。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84-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