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夏，正值中苏关系紧张之际，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了大规模边民逃往苏联的所谓伊塔事件，6万多中国边境居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非法越过边境前往苏联。在此期间，5月29日，煽惑、裹胁边民出走的少数坏人还煽动群众，在自治州政府所在地伊宁市冲击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伊犁区党委，[1] 进行打、砸、抢活动。造成这起中苏关系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原因是什么？三十多年来，无论是苏联、西方，还是中国的学术界和历史学家，由于有关档案材料的缺乏，对这个问题或未能展开比较深入的论析，或是只能通过推断进行讨论。[2]

　　今年8月，笔者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先生为研究战后中苏关系问题，专程到新疆查阅资料，在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和伊犁自治州档案馆看到了有关这次事件的很多材料，并就一些问题采访了当事人和知情人士。由此，对1962年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外逃苏联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及根本原因，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现依据所掌握的材料，从历史根源、苏侨问题、国内因素和苏联因素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历史根源：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边境问题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位于新疆的北疆地区，其西北、东北分别与原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以及蒙古国为界。1954年11月，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区成立，后改区为州，行政区包括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和直属奎屯市共24个县市，并代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全州面积35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377万。[3]

    　苏联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方面化的影响，可以远溯至沙俄时代。早在1851年，沙皇政府就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成立贸易圈、通商免税、设立领事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将其经济势力迅速扩展至中国新疆的天山南北。此后，沙皇政府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4] 沙皇的军队还曾于1871年进犯伊犁，而且驻军固尔扎（今伊宁市）达十年之久。沙俄的这种侵略行径造成了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分离。1881年2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前后，由于沙俄政府的策划和裹胁，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时，该地区13万余中国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族居民，已有7万人左右“迁入”俄境；在1881年到1884年短短五年内，伊犁各族民众被胁迁而去者竟已十之六七，达10余万人。[5] 由此，伊犁境内的各民族，特别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并且是极为紧密的联系。

    　上述这种状况，为以后苏联在新疆，特别是在伊犁的特殊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首先，苏联长期以来关注新疆，虽然其政策时有变化，但始终不忘对新疆，特别是对伊犁施加政治影响。

    　从20世纪20年代起，由于斯大林在对外战略上基本继承了老沙皇实行地域扩张、建立缓冲地带的传统做法，苏联继续加强了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并在30年代中期，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新疆的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日等国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初战失利，盛世才转而投靠蒋介石，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全部撤出了新疆。但随欧洲战场的局势发生根本性转变，1944年夏，苏联又开始重新染指新疆，在酝酿与中国进行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谈判时，一方面向蒋介石做出某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表明苏联不支持中共的立场，一方面为在谈判桌上取得预想的收获，于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策动和支持少数民族反对汉族政府的武装暴动。

   　 三区革命时期，苏联对伊、塔、阿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十分明显。苏方不仅掌握着三区的政权机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派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顾问，而且还在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大量发展情报人员，秘密搜集各种情报；三区民族军内部自1944年至1946年，排以上的军官均由苏方配备。[6]

   　 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放弃支持新疆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在幕后导演了三区政府与国民党新疆政府的和平谈判，促成了1946年6月和平条款的签字。此后，苏联虽然表面上全部撤走了苏联在三区政府部门的官员、顾问以及军队的军官等，但却将大量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派进该地区的军政各部门，建立了军事情报组织。苏联不仅保持了对该地区的紧密控制，而且还绝对排斥各种外来势力的渗透，甚至包括中共的力量。三区依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以致1947年一批汉族革命者进入伊犁时，感觉就像到了外国，到了苏联一样，“苏联领事馆实际上决定着那里的一切”。[7]

    　1949年初，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苏联为保证其在华利益，再次调整对新疆的政策，建议新盟友中共迅速占领新疆，并在新疆和平解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结果是，斯大林在与新中国的对话中，依然保留了对新疆问题的发言权。1949年末至1950年初中苏两国谈判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期间，苏联在最后阶段要求中国签订了一个《补充协定》，其意图是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排除第三国势力，以此消除西方势力对中国新疆和东北的渗透，从而在50年代，巩固和加强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特殊地位。[8]

    　其次，苏联通过发展苏新贸易和苏侨企业，不断加强对新疆的经济渗透和经济影响。

   　 在盛世才统治时期，苏联与新疆的贸易有了长足发展。据苏联海关的统计数字，1934年新疆对苏联出口货物为594.5万卢布，从苏联进口货物为473.0万卢布，到1941年分别增长到4370.0万卢布和4709.7万卢布，七年中双方贸易总额增长了近八倍。[9] 尽管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和盛世才实行反苏政策，苏联对新疆的经济影响曾一度跌落，但以后不久，随着三区革命爆发和苏联势力卷土重来，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再次加紧经济渗透。在鼓动并援助三区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同时，苏联开始着手在伊犁建立各种商贸公司和情报机构，搜集经济情报，垄断市场，进而掌握了三区的经济命脉。以至新疆和平解放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竟一再建议中国政府将新疆省会确定为伊宁。其理由之一便是“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新贸易的发展”，而伊宁是“苏新贸易的重要通道”。[10] 到1949年，苏新贸易总额仍保持在7200万卢布，“当时新疆几乎所有的工业用品都是从苏联进口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11]

    　此外，伊犁苏侨企业的发展也加深了苏联对那里的经济影响。全国解放后，当地的苏侨协会不断开办工商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至1958年，伊、塔、阿地区苏侨协会开办的工商企业，资金即达270万元。苏侨协会的商贸组织相当庞大，在解放初期，仅伊犁的机构即有职员百余人，并在乌鲁木齐、兰州、上海等地设有商业代办处。这些企业占有与苏联外贸机构直接订货和贸易往来的便利条件，在当地商业方面占有很大比重，几乎垄断了伊宁市场。[12] 显然，这样一支实力雄厚的经济力量，必定会对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苏联对新疆，特别是伊犁，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影响。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以因政策改变而消除，那么思想文化的影响则是难以挥之即去的。苏联对新疆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在伊犁地区，从三区革命时期起，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就是苏联版本的教科书。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沿袭下来。1950年3月，赛福鼎参加中苏条约谈判回国途经阿拉木图时，曾要求苏方为新疆少数民族提供中小学课本。苏联即把他们的学生课本直接翻印后交给中方，而通用的苏联课本上写着“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等等，甚至把新疆说成是“东土耳其斯坦”。如此，三区少数民族的中小学生上学伊始，实际上接受的即是苏联的国民教育。这种教材直至1958年才全部得到更换。[13]

    　由于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薄弱，民族文字的刊物极少，致使伊犁等地区的民族群众在既不懂汉文，又看不到本民族文字书报的情况下，只有去看苏联提供的大量斯拉夫文的报刊杂志。塔城地区直至1959年，还有苏联的书报、杂志68种。[14] 此外，在50年代，苏联方面还通过新疆各地的苏侨协会，利用各种手段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对中国边民灌输“苏联优越”的思想。苏侨协会并开办苏侨学校，建立青年夜校，组织苏籍干部学习苏联的报刊文件和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等等，加强对苏侨青年、干部的思想控制。[15]

   　 如此10余年苏联教育和思想文化宣传的结果是，直到60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2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兹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产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这种对祖国观念混乱、淡薄的状况，致使伊犁州党政领导机构不得不在伊塔事件之后对全州进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爱祖国的宣传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国的领土，维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不是苏联人；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16]

   　 说到伊塔事件的历史根源，还有必要说明一下伊犁地区中苏边境的历史状况。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边界线长约1500公里，在此漫长的中苏边界上，基本情况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

    　所谓有边无界，即是说在很多边境地区分界线不清，双方的人员和牲畜根据多年放牧的习惯，经常来回流动，夏天到北边，冬天到南边，历来如此。[17] 新疆和平解放后，由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中苏关系友好的现状，伊犁方面对中苏之间是否应该保留边界线的认识，一直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即认为，中苏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是友好的，团结的，是互相信任的，中国之所以还要保留与苏联的边境线，主要是为了不给帝国主义者造成借口，使其造谣污蔑中国已经丧失了主权领土完整，进而乘机挑起侵略性的世界战争。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国境线才不能取消，边防力量才不能削弱。应该明确，中国不是对苏联，苏联也不是对中国，而是中苏两国共同打击帝国主义派遣特务和间谍的活动，双方密切配合，保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安全。[18]

   　 所谓有边无防，指的是在中苏边境地区中国方面长期没有军队驻防。据邓力群回忆，他在1949年8月从莫斯科到伊犁时，只需苏联驻伊宁领事护送即可，因为在中苏边境的重要通道霍尔果斯口岸只有苏方设立的边卡，而中方没有任何驻军和边境检查人员。[19] 全国解放以后，在上述对中苏边界问题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地区实际仍旧一直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直至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时，伊犁地区只设有两个边防站和一个检查站，实际边防线仅300余公里，而且只有30%的地段可以几天巡逻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逻一次，有的地方则由于交通不便，缺少通讯设备，以及人员有限，巡逻不到或无法巡逻。[20]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方面长期以来对边境地区没有实施全面地、严密地控制，边界线上留下了许多无人管理的空隙，使边民能够经常地、零星甚至小批地自由越过边界而不被发现。另外，就伊犁州的边境居民来说，伴随祖国观念的混乱，国界观念也极为淡薄。一些边民或者出于好奇，越过国界去看看苏联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者干脆就到苏联境内去打猎、拾鹿角；少量人员和牲畜越境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21]

   　 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新疆自治区方面发现，苏方自1960年6月以来积极加强边防工作，对边境全线进行实地调查勘测，增设边防哨所和兵力，加强巡逻，加高岗楼，并从数处地方越过边界向中方推进，还在毗邻伊犁地区的霍尔果斯边防站增设武装人员，每晚进行射击训练。此时，虽然新疆各边界区县也已开始调查中苏边界情况，但面对苏方的新动向，自治区也只是要求加强边卡干部和巡逻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坚持严守边界、不越不退的原则，慎重处理一切边界纠纷和越界事件。[22]

    　60年代初，由于双方都开始加强对边境地区边民越境问题的管理，除了在边界模糊地区的习惯性流动放牧外，此期真正非法越境的人只是极少数。据统计，新疆1961年全年越入苏境者共82人，苏方越入中国境内者2人，中苏双方为此会晤了154次。[23] 在笔者所查阅的有关档案文献中，未见有关于1960年冬天至1961年4月大批民众从新疆西北部，也即伊犁地区非法越境去苏的记载。

　通过追寻苏联与新疆关系的历史根源，可以看出：苏联不仅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还通过这种影响，尤其是利用苏新在民族、部族上的历史渊源及密切联系，造成了当地居民对国家、祖国认识的模糊。这就是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在新疆伊犁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历史背景。而伊犁州中苏边境地区长期处于半开放状态，特别是在中苏友好时期，当地中国政府和中国居民的边防概念模糊，边境管理不善，对边民流动现象习以为常。毫无疑问，伊犁边境的历史状况以及当地居民的边界概念，是构成中国边民出走行为的一种心理因素。但是，促成伊塔事件发生的首先还不是非法越境问题，而是伴随苏联对新疆的历史影响而来，并且在新疆中苏关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苏联侨民问题。

苏侨问题：造成中苏边民流动的基本前提

    　苏联对新疆尤其是伊犁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恢复20-30年代移居新疆的原苏联居民的国籍，同时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间大量发展苏联侨民。而历史上形成的伊犁境内各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使得这一地区的苏联侨民及其所构成的庞杂的社会关系网，成为苏联的影响得以广泛、深入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构成了后来大量边民涌入苏联的基本背景。

   　 关于新疆苏侨的来源和构成。

   　 最初来到新疆的苏联侨民，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逃亡的白俄败兵和难民；一是在苏联30年代驱逐富农时期不堪忍受全盘集体化的农民。中国当地政府向这些苏侨发放了侨民证，承认其归化中国，称为归化族。战后，苏联急需补充在战争中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1945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24] 1946年2月1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发出布告称：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国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此文稿张贴后，前往登记的人即络绎不绝。不久，苏联又延长入籍登记日期，特别是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族人加入苏籍，并许诺加入苏籍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干元，还可免费看苏联电影。[25]

   　 此后苏联侨民人数大量增长。1945年11月，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查报告说，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2.5万人。[26] 据中国档案记载的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1946年发展苏侨2000人，1947年即增加到13000人，1948-1949年更猛增为40000人。[27] 到新疆解放前夕，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6.5万户，共20余万人。[28]

    　新疆解放后，苏联仍然继续在当地的中国公民中大量散发非法苏侨证件，鼓动他们加入苏籍，并移居苏联。例如，从1958年2月8日到1959年3月6日，苏联领事馆共发放4575本侨证，其中只有15户是经过伊犁州公安局的批准的。1959年7月，仅在伊犁州的两个县中就发现有80多本非法苏侨证，一些人根本不是苏侨而是中国人，但也能得到苏侨证。[29] 解放后苏侨人数的变化也能说明问题。1953年，新疆外事机构对全疆苏侨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伊犁地区的调查结果为，伊、塔、阿三个专区共有苏侨86757人。[30] 1954年迁返苏侨工作开始后至1959年，伊犁州共遣返去苏132873人，其中苏侨86890人。以此言之，如果伊犁州的苏侨在此期没有发展，应该已全部遣返完毕。但根据后来的统计，1960至1963年，全州仍有苏侨11310人。[31]

    　在发展中国公民加入苏籍的活动中，伊犁苏侨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在三区革命时期被苏联驻伊宁领事称为“国中之国”的社会团体，新疆解放后势力进一步膨胀，在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支持下，从事超出其自身职能范围的活动，尤其是代行领事业务，受理加入苏联国籍的申请，并在苏侨遣返工作开始后，办理苏侨回国手续和遣送苏侨等工作，利用此项工作之便，在中国公民中发放假侨民证，有的苏侨协会会长就专门做非法发放苏侨证的事情。霍城县苏侨协会还宣传说，一份护照可带28人出境。特别是有的苏侨协会还吸收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参加；有的苏协主席本人就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并在当地民族群众中搞小集团活动；有的在地方公安部门工作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为拉拢人回苏，为那些借口将侨证上照片遗失的人乱开证明，以便于他们去领馆换取新的护照。[32] 此外，由于1959年伊犁地区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一些干部不是苏侨，但为了逃避批判，就设法搞到苏侨证，要求到苏联去，于是买卖苏侨证的行为便屡有发生。[33] 这种情况实际又助长了苏协非法发展侨民的歪风。

　　中国政府对苏方的这种做法是有意见的。当发现苏联在中国人中间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后，1955年7月1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曾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进行过协商，并达成协议：苏联暂缓在新疆为来自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员恢复苏籍。1956年10月，新疆外事处又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卡赞斯基达成协议，规定苏联在中国人中发放苏联护照须有当地政府公安机关的证明。[34] 此后，新疆自治区于12月开展了对外侨的登记工作。伊犁州的登记事务开始于1957年初。针对苏方在新疆非法发展苏侨之事，新疆方面曾多次与苏联领馆进行交涉。1959年初，赛福鼎即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达巴申商谈，并明确只有持苏联政府正式颁发的护照者才是苏侨。[35] 是年6-7月，苏联外交部特派领事局副局长库日科夫（又译康茹科夫）和远东局一等秘书奥西波夫来新疆，先后与新疆自治区和伊犁州的领导人进行会谈，承认了苏方滥发护照的错误。奥西波夫当时表示：伊犁领事馆委托苏侨协会办理护照是不对的。苏联外交部已在不久前指示说，办理护照的各种业务只能由领事馆本身去做，并应和地方政府取得密切联系，苏侨协会是一个社会团体，而遣侨工作是由国家进行的。伊犁领事馆把领馆的业务交给苏侨协会办理是工作中的一个错误。签证工作只能由领事馆和总领事馆及莫斯科来的同志们搞。达巴申总领事也申明：苏侨协会无权发出证件，苏侨协会干部只可做一些具体性技术工作。苏侨协会发出的不合规定的证件应该作废，持证人也不能前往苏联。[36]

　　但是，尽管苏方作出上述表态，其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并未就此停止；苏联领事馆对于持假证件前往苏联的中国公民，也未严加限制。伊犁外事分处曾在1959年7月、1961年8月、11月先后三次将当地公安部门没收的非法护照187本退还苏驻伊宁领事馆，可至1962年上半年止，各地又发现了非法护照1470本。[37]

    关于新疆苏侨的遣返问题。

    　苏联在战后积极提出恢复原苏联公民的国籍，并在各地大量发展苏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由于战争使人口锐减而造成的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于是，在50年代初便出现了新疆苏侨回国之事。1954年4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遣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是月23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苏联决定自中国遣送6000户苏侨至苏联的高加索、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开荒。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件重大复杂的政治任务，应予以大力协助。确定中国对此次苏侨回国应采取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快送走的方针，要求各有关部门共同协助办理，各地方成立内部的“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外事处、公安局共同抓并设立办公室。以后，自治州和各地区成立了“迁侨委员会”。[38]

   　 据苏联驻伊宁领事沈申自北京苏联大使馆开会回来后对中共新疆分局所谈：1954年当年，新疆苏侨仅从伊犁区遣送500户，其他地区暂时不动。遣送对象不分民族、职业，主要是有劳动力、适于开荒的人。遣返办法是，由苏联领事馆发布公告，让苏侨自动报名登记，报名名额不限。然后，由领馆从中审查挑选500户遣返。计划在6、7、8三个月办完此项工作，9月1日前全部动身，由苏联对外运输公司负责运送。为此，中共新疆分局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伊犁地委等各地市党委谨遵中央和外交部关于“此事涉及中苏友好关系，必须主动积极协助，把协助遣返苏侨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只准办好，不准办坏”的指示，尽全力协助苏方圆满地完成此项任务。同时决定在伊犁地委统一领导下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39] 这样，1954年当年伊犁共遣返苏侨500户2464人。此后，大规模遣返苏侨逐年进行，从1954年至1959年11月20日止，伊犁州共遣返苏侨86890人，苏侨的中国籍家属45983人，合计达13万余人。[40]

    　伊犁地区的遣返苏侨工作从1954年开始后，即基本是在每年的春季进行。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最初提出遣返苏侨的目的就在于增加劳动力，以完成苏方边境地区的春耕生产及其后的夏收任务和开垦荒地；一方面则是由于苏方强调冬季气候恶劣，不利于侨民的行动及苏方的安置工作。这样，每年的2、3月份，苏方都有数量大卡车开到伊宁，接苏侨、拉行李，浩浩荡荡。未走的人呼朋唤友前来领馆送行，致使当地生产搁置，人心浮动，给伊犁地区的春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41] 尽管中方对于这种状况有意见，但在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比较友好，伊犁党政领导机构还是一直积极配合苏方的遣返工作，认为应重视苏方意图，多听苏方意见，不宜过分强调照顾当地的生产问题。1959年，随中苏两党分歧的加深，伊犁方面曾几次向苏方建议将遣返时间改在每年的11、12月份，或在春耕结束之后进行，尽量不要安排在4-6月份。但苏方总以冬季天气寒冷，苏方提供的是敞篷车，对侨民有困难，以及哈萨克斯坦夏季需要劳动力为由加以回绝。中方提出汽车可以加篷，而且路途并不远，苏方仍然坚持在春夏季遣返。[42]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2年。

   　 关于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

    　如果说，苏侨是苏联在新疆地区影响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新疆及伊犁党政领导机关中的苏籍干部则是这个基础的核心，这是三区革命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当时，苏联派遣了大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