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塔城、霍城等地的大规模外逃行动基本得到控制后，伊宁市的群众性外逃活动仍在继续发展。5月14和15日，有100余人到伊宁苏联领馆说：中国政府允许我们走了。领馆人员则讲：“那你们找到中国政府要证明嘛！”5月中下旬，每天不仅有许多人步行外逃，而且还有不少人搭乘客运站班车取道霍城逃苏，伊宁发往霍城的班车票仅27、28两日即售出800余张。5月29日上午，伊宁市客运站聚集了数百名群众，等候买票去霍城。当苏联领馆的汽车经过时，副领事季托夫等人探头向人群示意，即有人高声呼喊“我们掌柜的来了”。下午，由于车辆不足，车站暂停售票。未购到车票的人聚集达一千余人，人声鼎沸，秩序混乱，发生了殴打客运站干部，围逼前来处理问题的州长开证明去苏的情况。即之，聚集车站的群众分三路进发，前往州人委、区党委和苏联领事馆。面对要求去苏的中国边民，苏领事塔查尔金别有用心地说：“我们不管卖票，卖票是中国政府的事情，我们只办理回苏的手续。”进一步激化矛盾，使这部分人全部转往州人委和区党委。是晚6时许，在一些坏分子、其首要都是持有苏联护照或自称苏侨的人的煽动下，群众冲、砸了州人委和区党委。直接参与这次行动的苏侨有45人。在5.29事件中，闹事者曾三次到苏联领事馆汇报情况和请示办法，苏方均把他们推倒中国政府方面，一再申说：如中国政府同意，就让他们去苏联。促使这些人更坚决地向当地政府闹事，强迫地方领导人写出准许他们去苏的命令书等等。苏领事、副领事、秘书等还接见了闹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领馆门前的闹事群众。此外，冲击州人委的人有重点地专门抢夺外事分处的文件档案，事后的次日，苏领馆秘书不经中方许可即带了一些邮袋回国。[79]
5月30日，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下，苏联边防军被迫停止接运伊犁外逃居民，封锁了边界。[80]事件发生后，新疆自治区党委也迅速加强了伊犁全州的边防机构。从1962年4月至8月，增设边防站58个，并由生产建设兵团新设了一批国营农场，以加强边境控制力量。6月底，大批边民的外逃行动基本被制止。1963年初，自治区党委在向各地通报中苏边境情况时，指示伊犁区党委和边境地区地、州委加强军事和边防工作，落实各项战备措施。是年末，自治区人委颁布了《边境禁区管理规定》。1963年秋至1964年春，伊犁州又根据自治区的有关命令和规定，划定了边境禁区、边境管理县和管理区。[81]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大规模外逃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根据笔者发现的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可以简单归纳如下：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的深厚影响，以及苏联侨民和苏侨协会的大量存在，构成了中国伊犁边民出走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这种历史背景为1962年伊塔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条件。1958年“大跃进”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现实，虽然构成了部分边民向往苏联的心理因素，但就其程度而言，并不能成为大规模迁徙苏联活动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实质还在于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苏交恶后苏联改变了对新疆苏侨的遣返政策。尽管尚无证据说明苏联方面具体策划了这次大规模边民外逃的事件，但是苏联突然大量地、非法地增加发放苏侨证的数量，扩大其发放范围，并千方百计鼓动侨民和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的实际做法，无疑促使了历史上存在的那种可能性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性。这就是伊塔事件产生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原因。
[1] 1950年7月中共伊犁区委员会成立，受新疆分局领导，下辖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委；1952年5月伊犁区党委撤销，伊、塔、阿地委改由新疆分局直接管辖。1955年3月中共伊犁区党委重新成立，伊犁地委撤销，伊犁区党委下辖塔、阿两地委和原属伊犁地委的9县1市党委，及代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州委的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见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党史委编：《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伊犁自治州党委组织部、党史委、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新疆自治区伊犁自治州组织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2] 1997年10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挪威诺贝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奈·韦斯塔（Odd Arne Westad）就其提交大会的论文《中苏同盟是如何瓦解的？——政治、饥荒与难民》中有关伊塔事件的问题，提请与会学者讨论。韦文引用苏联大使给中国政府的照会等俄国解密档案描述了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认为事件发生的背景在于“大跃进”政策所造成的自然灾害和饥荒，是中国错误的国内政策使然。1961年春天便已出现了大批边民越境的情况；最大规模的逃亡发生在春季，是因为漫长的冬天耗尽了当地边民的口粮。而且，中国边防军人从边境撤出，留下大片无人看管地区，有意协助边民外逃。据说，这种看法在西方普遍存在。
[3]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第78-80页；《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沿革》，中共伊犁州委党史委1998年编印，第1、36页。
[4] 有关条约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新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
[5]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伊犁州公安局史志办1988年编印，第33-35页。
[6]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7页。
[7] 沈志华1998年8月30日采访原伊犁州统战部部长陈锡华记录。
[8] 关于此期苏联对新疆政策变化最新研究，参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一文，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9]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页。
[10] 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10月4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4，目录3，卷号63，页码6-7；笔者1998年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11] 厉声前引书，第553页；沈志华1998年8月25日采访伊犁自治州原机关党委书记李向庚记录。
[12]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伊犁州外事办史志办公室1997年编印。
[13] 沈志华1998年8月30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8页。
[14]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8页。
[15]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2-45页；《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16] 沈志华1998年8月27日采访新疆自治区三区革命史资料组组长张克迅记录；《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8页；博尔塔拉自治州公安处边防工作会议总结，1963年3月28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20，页码228、231；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62年10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43。
[17] 见沈志华1998年8月31日与新疆学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等人座谈记录。
[18] 伊犁军区编：“中苏边境居民宣传教育材料”，1957年10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57，页码38-39。
[19] 笔者1998年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20]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62年10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54-155。
[21] 伊犁军区编：“中苏边境居民宣传教育材料”，1957年10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57，页码39。有关50年代新疆地区中国边民和牲畜的越境情况，在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军区档案馆所存各期“边防情况简报”中有详细报告，笔者虽阅览过，但未获准进行摘记。
[22] 新疆自治区人委办公厅给区党委、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国务院外办的报告，1960年10月12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3，目录43，卷号208，页码51-52。
[23] 伊犁州公安局：关于一年来边防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情况报告，1961年12月2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5。
[24]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宗105，第50-58、238页。
[25] 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年）》，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480页。
[26]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宗105，第240页。
[27]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62年10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39。
[28] 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29] 伊犁州外事分处：苏联外交部领事局副局长库日科夫、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一等秘书奥西波夫、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达巴申、苏联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等同志与伊犁区党委张、赵书记等谈话记录，195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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