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斯大林很可能还有一个更为精密和深远的考虑，使得他可以放弃苏联在东北的利益，而继续保持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这一考虑的核心就是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以三八线为界的防守战略转变为一种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的进攻性战略。
如果斯大林必须接受毛泽东的缔约条件而又不想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斯大林必须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苏联在远东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那么在莫斯科的地图上，只有控制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斯大林的愿望。事实是，就在周恩来提出一揽子解决东北问题的中国方案迫使莫斯科做出抉择时，美国国务卿的演讲和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一封电报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并为其提供了化解这一矛盾的机会和途径。1月12日艾奇逊宣布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防御范围不包括南朝鲜在内；1月19日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金日成一再强烈要求面见斯大林商谈朝鲜的统一问题。[50] 此前，苏联不愿看到在远东出现一场可能引发与美国直接冲突的战争，1949年9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做出决议，禁止北朝鲜在三八线附近采取军事行动。[51] 然而，就在1月30日，即收到中方草案两天以后，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他亲自复电平壤，明确表示愿意同金日成直接进行商谈。[52] 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及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将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的作用。[53] 而艾奇逊的声明则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的举动并未危及美国的利益。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铁路，这样，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线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尽管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斯大林的上述设想和动机，[54] 但此说也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早在1945年6月29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报告就指出了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重要性。[55] 是年9月外交部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旦对朝鲜实行托管，“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如果这一要求遭到反对，则“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外交部的另一份报告提出，在缔结托管协定时，“釜山、清津、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56] 只是由于刚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基本实现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苏联当时也不愿意在亚洲与美国发生冲突，所以，斯大林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但是当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将失去时，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57]
总之，斯大林在解决与毛泽东结盟中的经济利益冲突时，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方针是有缜密的通盘考虑的。而如此设想和计划的结果是，苏联既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国加入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又能够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权益。
[1] 关于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的论述，参见拙文：《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 А.М.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米高扬在中国的秘密使命，1949年1-2月），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л.106-107；№3，л.101。
[3] 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谈）,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г.№6，л.86。
[4] А.М.Ледовский，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3，л.101。
[5] Ковалев，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г.№6，л.86；S. Goncharov, J. Lewis,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1993，p63。关于建国前夕中共与苏联在中长路问题上的矛盾，详见拙文《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6]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28，лл.11-50.
[7]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42а.п.288，д.19，лл.81-85。转引自Б.Кулик,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49-1952гг.（建立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г. №6, л.75。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9] Ковалев，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г. №6， л.88-89。
[10] 在此之前，研究者大多根据师哲的回忆录认为，中苏莫斯科会谈初期出现不愉快的原因是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或双方产生了误会。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有俄国学者称毛泽东访苏主要是为了养病的说法，更是大谬不然了。
[11] АПРФ，ф.45，оп.1，д.329， лл.9-17。
[12]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14] Ковалев，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г.№6，л.89。
[15]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197页。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8页。可惜的是，在目前中俄两国公布的档案中均未见到关于这次会谈的文献资料。
[17] П.Ю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ена и Сталина（毛泽东谈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中国政策），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5，лл.105-106。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12页。
[19]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20]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л.1-4。
[21] 当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后，毛泽东即指示中国外交部，对于英国建交要求的答复“应当拖一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49页。）这说明他当时提出这一问题确是别有用意的。
[22] Goncharov ，Lewis，Xue Litai前引书，第211页。
[23] 毛泽东本人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过：“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见П. Юдин前引文，第106页。
[24]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12-15，18-19。
[25]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20-25、26-29、30-34、1-4。
[26] 此时周恩来尚未到达莫斯科，更没有提交中方的条约草案。所以，师哲在回忆录中的说法，即是周恩来提出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名称上加上“互助”二字的（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48页），是值得怀疑的。
[27]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117-121。
[28]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5-7。
[29]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л.4-13、20-28。
[30]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41-50。
[31]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л.29-38。
[32]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38-40。按照中国方面有关回忆录和研究著作的说法，中苏条约最初文本是周恩来起草的，或苏方按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见《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22页。据说其根据是周恩来当时曾有一封电报称条约是我方起草的。但笔者至今没有看到中方最初起草的文本，因此判断周当时的说法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需要指出的是，中苏谈判的直接参加者、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的回忆与俄国档案材料是吻合的，他承认“条约最初文本是苏方起草的，没有原则变动”。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33] АПРФ，ф.3，оп.65，д.369，лл.7-10；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л.8-15。
[34]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л.38-55。
[35] 辨认档案原件上的手写批改意见是非常困难的，原俄国驻华使馆首席参赞冈察洛夫在这方面提供了极大帮助，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36]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л.74-79。
[37]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л.17-22。
[38]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л.8-13、29-34、50-55。
[39] 《补充协定》原件及中方的修改意见参见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л.64-69。在这一问题上，俄国档案记录与以前在中国流行的一些说法又有所不同。中国有材料说，毛泽东开始不肯签署这个协定，只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坚持下，“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5页；《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6页。）毛泽东后来也把东北和新疆称为苏联的“殖民地”。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以为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考察。
[40] 斯大林曾经把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所获得的成果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做了对比，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历史上的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438-439页。
[41] АВПРФ，ф.07，оп.23a，д.235，л.123。
[42] 关于周恩来突然提到蒙古问题时斯大林的紧张神态，见《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0页。
[43] 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4，л.16。
[44] 据齐赫文斯基后来说，斯大林一直怀疑，内战时期美国没有发动对中国的武装干涉是因为中共和美国政府之间有某种默契。见章百家：《新中国的外交方针》，载《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第59页。
[45]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л.99-102。
[46]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15，д.142，лл.53-54。
[47] 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9，лл.1-7。
[48]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4-456页。1月17日谈话记录表明，师哲所说毛泽东没有以政府名义发表声明是出于“误会”，显然又是记忆的错误，因为谈话记录表明毛泽东特意问明“以政府名义”就是指外交部。
[49]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美国是“斯大林与毛泽东谈话中无形的第三者”。见Goncharov，Lewis，Xue Litai前引书，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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