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住地王庄约见康生等人讨论苏共的意见，提议改期在11月7日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理由为六七两月我们有事，不能参加。如果苏方同意，中共则于8月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两党共同起草文件。[101]两天后，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推迟召开。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答复苏共中央6月2日来函。10日，他复函苏共中央说：收到你们6月2日和6月7日两次来信，我们完全同意两个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提出：在罗党三大召开时，各兄弟党代表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根据商谈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即之，毛正式建议：将社会主义阵营12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扩大为举行世界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共同讨论有关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像上次莫斯科会议那样，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签署发表共同宣言。会议召开前成立起草委员会，准备宣言草案。[102]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历史似乎重演了当年毛泽东一再推迟1957年莫斯科会议召开时间的那一幕。
但是，苏共中央在以新的信件向各兄弟党通报与中共商定的意见时，表示在布加勒斯特会晤时除不做出决定外，不排除讨论国际问题的意见。各党对此均表示同意。[103]这实际就为以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如果没有6月初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苏共向中共意见靠拢之势，或许还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阶段，至少中苏两党能够以比较平和的方式，寻找到一个缩小分歧的结合点。但是，中共不仅要在国际共运政党的讲台上树立自己的形象，而且还要在世界国际组织的论坛上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前述中国方面在开辟第二战场时实际对苏联构成的突然袭击之势，改变了事态的走向。
中国工会代表团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苏联的斗争、“打翻世界工联理事会的指挥棒”之后，中国方面即注意到了莫斯科的宣传攻势，对苏方可能进行报复这一点已有了思想准备。6月14-18日在上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毛泽东读到了一份报告，其通报说6月10日和12日，苏联报刊连续发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四十周年的文章，这是当前新的重大动态。报告认为，这两篇文章标志着苏联要从前一时期的辩解转入对中国进行反击，企图缩小中共的影响。他们给中国戴上“现代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压一压与中国有共同点的其他兄弟党。苏联这样做意味着在一个时期内将会与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论争，也有可能出现露骨的公开批评，其目的就是要在其内部和外部，缩小我国纪念列宁诞辰的三篇文章的影响，弥补前一时期威信上的损失。[104]
6月17日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参加罗党“三大”，其担负的使命就是对赫鲁晓夫进行劝说。[105]所谓“劝”，即在于说服苏方修正自己的错误。途径莫斯科时，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等人与彭真举行了长达八九个小时的会谈。赫鲁晓夫的意图其实也是一个“劝”字，希望通过会谈，让中共承认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上的错误，避免双方的争吵延续至罗马尼亚的首都。由此，会谈开始后苏方首先提出的就是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问题，指出中国的措施极端危险，违背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责问彭真等人：“你们怎么在寻找盟友反对苏共？”接着便又是提出时代、战争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等当代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总路线等中国内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等等。中共代表团则除了对此做出回答外，重提斯大林、和平过渡等苏共“二十大”的有关问题。[106]两党的互相劝说变成一次交锋，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此时在赫鲁晓夫看来，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把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当成是自己的共同纲领，认为它已清楚地回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而中共领导人却断言，在国际共运中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弄清楚，并以此为借口，试图推翻莫斯科会议两个宣言的重要原则，这就不仅是对苏共，而且是在同所有兄弟党相对抗了。[107]于是苏方表示，到布加勒斯特可以继续会谈，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负责人都在那边，可以利用此机会集体交谈一下。[108]
至此，中共代表团已明确估计到赫鲁晓夫有可能利用参加罗共三大的机会，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扩大争论，争取宣传与舆论优势。为了落实这种估计，代表团成员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向苏共联络部等有关方面了解情况。摸底的结果表明，该部正在积极准备，并已通知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苏共干部中也有要开兄弟党会议的传闻。代表团根据这些迹象判断，赫鲁晓夫要在布加勒斯特开会的可能性很大，中共须按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由于这件事还需中央做最后判断和下决心，刘晓受命即日乘飞机回国，向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请示应对方略。[109]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的结果则是：还得顶，无非毁灭。[110]
罗党“三大”开幕后的第二天，6月21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或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分析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开会时发生的事件，对中共关于时代等国际问题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全面批判。[111]这就在兄弟党内部彻底公开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亮出了回击中共的架势。翌日，赫鲁晓夫试图做缓和与中共争执的最后一次努力，再同中共代表团进行会谈，指出中共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展开的行动是派别活动；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但不允许以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苏共。[112]面对赫鲁晓夫继续提出的一系列指责，中共代表团针锋相对，寸步不让。[113]会谈成了双方的又一次激烈交锋。
事态发展至此，对于中共代表团来说，赫鲁晓夫要利用即将召开的兄弟党会议组织对中共的批判，已是必然之势。因此，客观地说，苏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议上对中共的反击，已不能算作是突然袭击。[114]出乎中共预料的实际只是绝大多数党的代表团都支持苏共，并且跟随其攻击中共的观点，中共代表团仅获得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明确维护。[115]
6月24-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称布加勒斯特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先后召开。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共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以及关于国际共运战略策略问题的错误观点。苏方承认，这次交换意见带有事先准备的性质。会上，各兄弟党意见一致。[116]
会议期间，面对苏共代表团带头围攻的紧张气势，彭真以光荣孤立、舌战群儒的姿态奋力反击。在这场对中共的“同志式的帮助”中，[117]中苏两党可谓是短兵相接，互扣帽子。赫鲁晓夫攻击中共是“教条主义”，说“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你们的耳朵”。彭真则反唇相讥，说如果列宁真的从棺材里出来拧我们的耳朵，我们会很高兴，因为这说明我们离列宁还不远，他还拧得着，但有些人离列宁远得恐怕连耳朵也拧不着了。[118]争论中双方的用语都很尖刻，颇伤和气。不过，根据参加会谈的苏共代表所言，会上，中共代表完全有机会解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彭真发了三次言，却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避而不谈，只是多次重复——按他的话——代表团来布加勒斯特之前毛泽东给他交待的那些话。指责苏共中央通知的全部内容“都是对中共的诬蔑”，却同时又补充说，他没读过整个通知。[119]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一些兄弟党提出了发表公报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支持。[120]这时，不论幕后是否有苏共的操纵，赫鲁晓夫都已把中共推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要嘛在公报上签字，要嘛就背负起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罪名。可谓以此报了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陷入类似被动境地的一箭之仇。会议并根据各兄弟党的委托，由苏联共产党倡议秋天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21]可以说，赫鲁晓夫又刻意借此把国际共运中兄弟党大聚会的倡导权从毛泽东手里夺了回来。
中共中央此时还不能“毁灭”，不愿意成为各兄弟党的对立面，不想同赫鲁晓夫把关系搞僵，“还要留有余地拉他一把”，故指示中共代表团6月24日在反映赫鲁晓夫观点的会议公报上签了字，但同时又布置他们于26日发表并散发了一个书面声明。声明一面指名批评赫鲁晓夫，说他破坏了会谈前中苏两党达成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滥用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共在马列主义一系列基本原则上同赫鲁晓夫有分歧。国际共运的命运绝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中共决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首次在国际会议上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一面表示：中共同赫鲁晓夫的分歧，从中苏两党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122]
只是，由于会谈公报表面上是经兄弟党一致提议的产物，中共关于苏共在此问题上进行了突然袭击的指控，实际也就背上了牵强和不公之名。毕竟国际共运中党际关系的原则之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世界性的兄弟党会议，不能一党说了算，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也不能由两个主要大党包打天下，两党事先达成的协议就可以否决掉其他党的建议。
会议结束后，6月28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的同时，重新全文刊登了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以示公报观点与宣言之间的差距。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借强调宣言“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等论述之名，阐扬中共关于国际问题的认识，批评布加勒斯特公报。毛泽东在其中还提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123]议论虽针对反帝而发，但字里行间已满溢出一股与苏共的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豪情与气势。在他看来，“最早笑人的人是不妙的。我们的方针是：不怕孤立，后发制人。”[124]
中共表面上签署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实际继续与苏共叫板的姿态，激怒了赫鲁晓夫，使他迈出了不理智的步伐，决定利用经济手段，压中国屈服。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将从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撤完。中国政府复照请求苏方重新考虑此项决定，苏联政府拒绝，[125]以此，率先将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一时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呈现出分裂的趋势。
但是这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周边环境恶化，尤其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经济形势恶化的严峻局面。中共实际陷入了一种对苏政策趋向硬还是软的选择的困境：一方面，赫鲁晓夫挥舞经济武器对中国施压的行为，要求一贯不畏强权的中共领导人起而对抗压力；一方面，周边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险恶的状况，又要求中国尽可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即如周恩来所言：这场斗争“比对帝国主义斗争跟民族主义斗争麻烦，这个就是轻是不行，重要重得适当”。而对于毛泽东来说就是：既要“硬着头皮顶住”，又要“留有余地”。[126]这样，一种稳定中苏关系的“暂栖身”策略出台了。
中国国内经济衰退与中苏关系短暂的缓和
1959年初至1960年初以来，中国的周边环境从各个方向开始逐渐恶化。[127]同期，国际上还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周恩来说是“西风总还要反扑。现在的特点是从西方搞起了反华宣传”。[128]毛泽东则指出：“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反华的风潮是从几个方面来的，一是美帝，二是印度尼赫鲁，三是南斯拉夫铁托，四是兄弟党中的右倾机会主义”。[129]总之，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了。
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则随着三年“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呈现捉襟见肘之态。超越实际的跃进行为所致的恶果，已端倪尽显。进入1960年后，主要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城镇人口不得不普遍减少定量，农村人口不得不以瓜菜弥补口粮的不足；市场商品匮乏；财政收不抵支，通货膨胀，为控制物价上涨，不得不采取凭证供应的措施；等等。总之，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尽管是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决定，实际在认识上却并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1961年计划的方针仍然是在“八字”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结果这一年与1960年相比较，吃穿用紧张的形势更为加剧。[130]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持续徘徊。
与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使中国经济建设的困难雪上加霜相应的是，中国由于外贸收购和出口计划完成差，而进口计划完成进度较快，造成国家外汇收支出现很大逆差，导致对外欠帐增加，其中对苏欠帐截止到1960年12月31日，已达12.81亿元，按1961年新的汇率计算，相当于2.88亿卢布。[131]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滑坡，令中国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了一定的困难。[132]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中国方面不得不指示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60年10月31日通过苏联大使转递一份声明，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分期五年偿还对苏债务；重修已签订的1961年及其后数年供应苏联货物（包括设备）的合同；撤销中苏互相供货的合同草案；暂停生产苏联订购的设备等等。[133]
国际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困难，对苏欠款欠货，严峻的现实，使得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研究对苏政策时，不得不权衡利弊，顾及眼前利益。正如毛泽东反复强调和赞同的一种认识：国外争论之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我工业、农业均未过关。“国际问题的解决决定于做好国内工作。要战胜修正主义，既要靠政治，也要靠经济”。[134]周恩来则指出：中苏两党两国还是要“团结高于一切”，“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135]
由此，毛泽东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依然定性为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按照周恩来的解释就是，苏联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所以问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赫鲁晓夫仍是半修正主义，可以把坏事想足，但不能超过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错误的内容，只能讲大的节目，大的问题，引导苏共注意原则性、根本性的问题。苏共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轨道。两党两国的关系总是会雨过天晴的。[136]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24字方针，其最终目的是争取两党两国重新团结起来。[137]
这时，在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负责具体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国家利益的分量更重了一些，落实24字方针的重点实际被放在了后发制人、留有余地上面。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困难较大，又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以必须争取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利用中国的困难，伙同蒋介石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也非与苏联改善关系不行，中苏关系改善了，美国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犯的危险性就会减弱。稳定同苏联的关系，争取改善与加强这一关系，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战略意义。因此，要促进中苏关系迅速好转。搞好中苏友好团结工作，是中国今后的方针，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关于中苏争执的问题，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中共的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138]
于是，中共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实现与苏共团结的方针，有了更多的灵活性，意识形态上也开始显示出一种妥协、让步的色彩。
进入夏季后，炎热的天气并没有使中共的舆论也随之升温。苏联方面注意到，从8月起在中国开始出现了强调和平共处政策的势头。周恩来8月1日在瑞士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开了这个头，他表示，中国愿同各国和平共处，主张亚太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把整个地区建成没有核武器的地区。[139]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这种新的宣传动态，介绍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中国报刊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言论，并特别建议苏共中央将刘宁一不久前在东京第6届国际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上的讲话与其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讲话加以比较，指出，两个月前刘宁一与格里申会谈时还说“关于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言论只能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它排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可能性”，而这时的他却在强调“中国人民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愿意”“同它实行和平共处”。[140]与此同时，中国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强硬论点也开始有所松动，8月25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作家斯特朗时已表示：我们如果能把战争制止，我们还是要争取制止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