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9月初，中苏两党决定，在莫斯科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双方先举行会谈。据此，从9月17日至22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同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五次会谈，双方发言时间共17个小时，表面上仍然纠缠于一些历史旧账，相互指责；实际都在侦察，相互摸底。[142]接着，10月1日至22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14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展开工作，为11月份的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做准备。邓小平再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对苏共提出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和告世界人民书草案等两个文件进行了讨论，围绕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43]

　　讨论中，苏共代表团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使起草委员有破裂之虞。而中共代表团的与会方针是一定要在筹备会上达成协议，使81国兄弟党会议能够开成开好，以中苏团结为核心，形成国际共运团结的新形势，并在这一形势下逐步改善中苏关系。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代表团要利用这次会议抓团结旗帜，对苏联采取和缓方针，策略要灵活些。因此，有必要主动做出一些让步，这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苏方还是想达成协议的，只要我们灵活些，就不会形成僵局。于是决定：主动向苏方透一点底，使他们知道我方愿意在互谅互让，顾全大局之下，和苏方共同努力，使筹备会议达成协议。在谈判中，我方也可以暗示苏方哪些可以协商互相让步，达成协议，哪些可以达成折衷方案。对于赫鲁晓夫，到一定程度时要主动采取和缓态度，对他略让些步，给赫鲁晓夫面子，让他也做出让步。[144]

　　而这时的26国起草委员会中，已不是对苏一边倒的局面，日本、朝鲜、印尼、越南，以及阿尔巴尼亚和澳大利亚等几个党，基本与中共意见一致，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时被孤立的形势已不复存在。[145]特别是赫鲁晓夫在第十五届联大上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裁军等问题与美国代表激烈冲突，苏美关系已降至冰点。[146]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与中国恶化关系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此前他使出撤专家的经济杀手锏，初衷只在于磨去中国的棱角。当中共摆出一副灵活身形时，赫鲁晓夫有了面子，自然也愿意以退为进，力求搞出一个可以通过的文件。

　　这样，经过激烈的辩论，如邓小平所言，起草委员会已就草案的95%达成了一致意见，[147]只留下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等几个问题，到11月举行大会时解决。[148]

　　此时在中国国内，一方面是舆论导向、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有了更多的灵活性。《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开始强调靠发动战争推进革命是根本不可设想的。如果这样，就要引起世界大战。反帝反战力量团结起来，就有可能制止或推迟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革命不能输出，要靠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国家制度。陈毅则在会见英国客人时提出：国际共运只能以苏联党为中心，不能以别的党为中心。铁托想做中心，是不行的。中国也不能够做这个中心。根据陈毅的谈话，中苏之间的分歧已不是原则性的根本分歧，中苏两党“总的政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具体政策不一定一样”，“所谓的分歧就指这些”。中共“永远站在苏联方面”。[149]一方面则是对苏联在国际活动中的一些做法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外交部指示中国各驻外机构，于外交场合谈到赫鲁晓夫等兄弟国家领导人在十五届联大的发言和苏联关于裁军等问题的建议时，既不要故意表示冷淡而假人以口实，也不要为他们过分捧场而给人增加幻想。对于实现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等错误观点，不主动评论；如有人对我攻击必须顶回，但要留有余地；区别对待，不作无条件的反对，而作有条件的支持。[150]

　　到世界兄弟党会议召开前夕，中国方面这种缓和与苏联关系的姿态表现得更加明确了。11月5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抵达莫斯科，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实际重复了苏共关于战争可以避免的论点。11月7日毛泽东还亲自出席了苏联驻华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151]而与此相对照的是，会议前夕，苏共却向与会代表团散发了一份批评中共的6万余字的信件，这就挑起了争论。[152]

　　1960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世界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其间，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争。[153]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共代表团须坚持的三条原则：修改关于战争的论点，不写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不写派别活动问题，否则中共就拒绝签署会议宣言。在26日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刘少奇要求从草案中删除的三点则是：关于派别活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意义，以及民族主义。[154]

　　这些问题中，最关键的实际还是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中共此时已认识到在国际文件中，不能对某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做出全面肯定，奉为共同准则，1957年宣言起草时中共在这点上的让步，现在看来是犯了错误，所以要予以纠正，不能再写。[155]而赫鲁晓夫则认为当年的莫斯科宣言对二十大的意义肯定得不够，因此苏共二十一大可以不写，但这次的文件必须写入：世界各国共产党一致赞成苏共二十大对当前国形势和国际共运的正确分析，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都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156]在苏共领导人看来，莫斯科宣言中写上了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而声明中对此只字不提，这就意味着二十大的决议是错误的，意味着1960年莫斯科声明要谴责二十大。对此，各兄弟党会不理解；敌人则会利用这一点去达到他们阴险的目的。至于派别活动，苏方解释说是针对所有党包括苏共而言；民族主义的指责，矛头则是对着南斯拉夫的。[157]双方各不相让，会议一时僵持不下。

　　为了推动会议的进程，刘少奇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主张中方可以多做一些合理的让步，争取互相让步，以达成折衷协议，并明确示意赫鲁晓夫，81国党的会议开成功了，也就是中苏关系改善的转折，因为有了共同的基础。[158]经过反复磋商，中苏两党最终达成妥协：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评价照抄1957年莫斯科宣言；取消派别活动的提法；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问题上加进了中共的观点；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说法也缓和了许多。[159]刘少奇并同赫鲁晓夫达成协议：先不要公开吵架，而是先经过中苏两党内部协商，然后跟主要兄弟党协商，之后才拿到群众会上去。[160]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与赫鲁晓夫、科兹罗夫、苏斯洛夫等人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争论，使两党两国关系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2月1日，大会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161]在签字仪式上，赫鲁晓夫激动地和中共领导人拥抱了好几次。[162]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莫斯科声明的签署，似乎是中共主张获得全胜；逼得苏共不能不退让，显示了中国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证明了国际间的大事，没有中国、中共的同意，是难于办通的。[163]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赫鲁晓夫在被迫承认中共对国际共运的决策拥有真正发言权的同时，也把国际文件中再次高度肯定苏共二十大同莫斯科是国际共运的中心这一点明确联系到了一起。

　　从表面上看，莫斯科声明是一份调和的文件，中苏双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强调和宣传，实际上却是中共做出的让步更大，而且是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所做的实质性妥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码。尽管声明只是重复宣言中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性质却是在重申二十大方针政策对国际共运的指导意义，巩固苏共纲领作为国际共运共同准则的地位。

　　莫斯科声明指出了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明确阐述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立场。在评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的同时，强调能够粉碎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现实力量已经形成，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提出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和各国的民族利益，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强调“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点明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它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声明重申：1957年莫斯科宣言仍然是整个国际共运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164]

　　可以说，这个声明的核心贯穿的是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而其特别重申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主旨在于突出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与各国民族利益的统一性，以及阵营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党际关系重于国家关系的内涵，进而为重新塑造苏共是国际共运领导者、莫斯科是国际共运中心的形象铺平了道路。12月7日，《真理报》即以《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为题发表社论，宣称：这次会议仿效1957年会议的榜样，再次指出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对国际共运动及其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意义。会议对国际共运中心的这一崇高评价，将更加鼓舞苏共为共同的斗争做出新的努力。会议的声明是整个国际共运的纲领性文件。[165]赫鲁晓夫这时实际已认可了“以苏共为首”的提法，莫斯科也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开始明确以国际共运中心的身分示人了。

　　其实在声明签字前的11月末，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曾说，这次莫斯科会议就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再版、连续，就是对中国党进行斗争的一个会议，反华的会议。中央还拟订了一个《关于在声明草案上签字问题给代表团的指示》稿，提出，不论签字与否，我们必须发表声明，指出这次会议在赫鲁晓夫和苏共代表团的恶劣做法影响下，造成国际共运中又一次不可容忍的恶例。我们保留对二十大不正确部分的不同意见，并且也反对把不同意见强加于人。毛泽东阅后批示：原则同意。[166]但是这个声明并没有发表，中共似乎容忍了赫鲁晓夫的颐指气使。这种态度，显然增强了莫斯科对以苏共为首的国际共运团结前景的信心。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应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在苏联进行了6天访问。此时不论是刘少奇本人还是中国其他领导人，都进一步呈现出了一种向苏共观点趋同的态势。

　　12月7日，莫斯科12000多人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苏中友好群众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由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依靠当代维护和平事业的强大力量的联合斗争，在我们的时代是有可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刘并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共同强调了中苏两党、两国对于国际共运共同事业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两党两国的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67]

　　而在中国国内，尽管舆论宣传并未停止支持和鼓动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168]但是中共的方针已表现出明显的让步倾向。12月18日，陈毅在中宣部国际宣传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一种新的宣传基调。他指出：莫斯科声明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可以用来打击帝国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内部，发展自己，增强自己。这样说，并没有机会主义，这是中央的方针。大家要向前看，不要纠缠于莫斯科会议之前的争论，向后看。提出：前一段我们挺身而出，舌战群儒，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站起来讲话谁能站起来讲话。现在争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应挺身而出，加强团结，成为团结的核心。毛主席一向能照顾大局，照顾团结，能吃亏。但又能坚持原则。强调：斗争要有一定限度，要受团结约束。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要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声明就是团结的新基础。陈毅在讲话中全面总结、批评了过去宣传中存在的片面性问题，说：你们不要以为“声明”不符合你们的口径，其实你们过去的宣传，如在战争可不可以避免、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平共处、联合国的作用、裁军、大国首脑会议等问题上，也有不符合中央、主席口径的东西。同时，陈毅还要求宣传毛泽东思想时，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169]

　　与此同时，一股浓浓的亲密友好的空气在两党两国间氤氲。12月9日，刘少奇率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毛泽东亲往机场迎接。《人民日报》、《真理报》同时发表社论，赞扬中苏之间“伟大的友谊”。[170]26日，契尔沃年科进见毛泽东，转达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本人对他67岁生日的祝贺。给契尔沃年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非常感动，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表示在自己生日这一天接受这一崇高的祝贺，对他来说是一大荣幸。并请转达他对赫鲁晓夫的最热情的感谢。谈话中，毛泽东说：“莫斯科会议开得很好”，“会上有争论，有辩论”，“这是件好事。”毛还谈到，中国现在有困难，无法制订远景规划，“在这一方面我们经验不足”。他并对苏方邀请他访苏的建议做出了热情的反应，说：“一定得找时间去一趟。”这次谈话在非常真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出门一直把契尔沃年科送到了汽车旁。[171]

　　显然，中国此期面临的困难局面，使毛泽东不得不从更为务实的角度去考虑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暂时搁置意识形态论争，确立了对苏让步方针。而毛的这种态度，使得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能够放手去具体实施这种让步政策，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与苏共等多数党达成妥协，避免了国际共运的过早分裂。[172]

　　进入1961年后，中共的外交政策，以陈毅的话说就是，“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即，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要“把亚非国家放在第二位”，“不能厚于亚非而薄于社会主义”。陈毅还高度评价莫斯科声明“又是个新的里程碑”，提出：“莫斯科声明之后，不是斗的阶段，我们应该服从团结”。“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一点我们要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我们和苏联穿的是连裆裤，是分不开的，弟兄还是弟兄，应该有这种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感觉。把苏联共产党搞臭了，对我们中国共产党没好处”。“这回中央处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决心很大，情况比较清楚，方法很好，所以能够达成莫斯科会议声明这样一个协议”。“要当中心是可以的，要人家推举。不能自己封，人家推举我们还要谦让”。“我们要当中心，不能口里面去讲，只能讲兄弟党是平等地位，大家协商一致”。“他反帝我们推他向前，拥托他向前，他来扛大旗，我们来扛二旗，别争。情绪要转过来”。[173]1月18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应该说，这次莫斯科81国会议开得很好，成绩伟大，基本上把反华的风潮打下了”。“要同国际兄弟党团结，要同苏联团结，要同81个国家的党团结，不管他们怎样骂过我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等待他们觉悟”。[174]彭真则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继续肯定莫斯科声明说：“声明是个好文件，不能一律像我中央的语言，赫鲁晓夫说自己活着也要让人家活着。看文章不要光看枝节、语气，要看本质，看主流”。“有人说，内容这样说可以那样说也可以，妙处就在这里”。“81国的文件，把我们一党的主张变成81国的主张”，“没有两面解释的东西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有的同志对声明上有二十大的字样不满意，二十大如果不要，把苏联搞臭了，有何好处？苏联脸上无光我们脸上也无光，二十大搞掉，不仅苏联会出乱子，而且东欧几个国家也会出乱子。还是不出乱子好。上次也写了二十大，而且字句改了，写了各国党都有贡献，不光是忠诚”。“现在，我们应按声明办事，不能翘尾巴”。他还给过去的争论定了性：“15个月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矛盾”。“为什么吵了几十天几十分钟就解决了？原因是谁也离不开谁，两个刺猬都在冷风中取暖，谁都有刺，但还送有暖气，分裂还分裂不了。我们从未这样设想”。强调说：“我们对苏联的问题，是世界头号的问题，左右都不好，要严肃谨慎。”[175]陈毅于招待苏联经贸代表团的宴会上谈及莫斯科声明时更进一步赞扬说：“这个声明显示了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声明的基础上达到了更高的团结。”[176]

　　总之，如果说1960年初以来中共采取种种举措，竭力促使赫鲁晓夫向中共方针趋同，而赫鲁晓夫也从某种程度上向中共观点靠拢的话，那么到1960年末期以后，情况却发生逆转，中共方针开始向苏共纲领趋同，中苏两党观点出现新的接近迹象，这种认识的统一之势，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缓和奠定了基础。

　　由此，1960年夏季以来逐渐显露的中苏关系缓和的迹象，以莫斯科会议为转折点，至1961年后期止，上升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的一种主色调。此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没有发表一篇涉及两党分歧问题的文章。[177]在政治、外交领域，从1960年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在苏阿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克制、调和的态度。两国在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上进行了配合。[178]1961年8-9月，中国政府声援苏联政府决定进行核武器试验性爆炸的行动；在柏林危机期间，支持苏联，支持华约国关于缔结对德和约的立场。[179]即如邓小平所言：莫斯科会议之后，中苏两国关系发展得不错。在国际舞台上，中苏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合作。[180]在军事、国防科技的合作方面，1961年1月，赫鲁晓夫致函中国，提出苏联政府已有可能在中国生产米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