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此期中共对苏政策的调整，实际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迫于国内形势而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大的容忍”，所谓“革命的妥协”和“调和”，不过是“一种过渡”，[192]两党分歧的症结并没有就此化解。因此，新的团结形成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它仅表明了中苏关系虽然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决出胜负后得到发展，却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中苏双方如果能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还是有可能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的。[193]
但是，对苏让步绝非毛泽东的真实心愿，向赫鲁晓夫做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对他来说无异于吞下了一枚苦果，必欲吐之而后快。两次莫斯科会议事实上形成的国际共运苏联和中国两个权威的结果，已与国际共运单一权威的传统机制发生深刻冲突。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者已无法担负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随着革命的重点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应该移到中国，中共理应担当起国际共运的领导责任。[194]毛泽东的抱负已容不下苏共二十大的纲领。中共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中追求话语特权、显示自身威力的态度，以及要当中心、扛大旗二旗的议论，事实上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情怀。由此，中苏关系缓和短暂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刘少奇“就像看不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永远也看不到中苏两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之间的分离”[195]的话说过没有多久，太阳从西边升起的自然奇迹就展现在了西方世界的面前。
*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1]陈毅在《中苏同盟是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一文中提出：“只有实现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的同盟，才能反映各自的和共同的利益，才能反映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崇高理想，因此它才是牢不可破的和最富有生命力的。”《人民日报》，
[2]
[3]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结果的最新研究，可见沈志华：《蜜月的隐忧：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即将发表。
[4]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年，未刊，第13卷，第3288-3324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74页。
[6]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31、233页。
[7]林克日记（手稿），笔者收藏，第124-126页；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7，第7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80、281、283-284页。
[9]
[10]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 292；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1]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2]福建省档案馆，101/2/374，第172页。
[13]关于中苏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政治合作，详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3期。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21-22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78页。1959年4月，康生在华约国政协会议的发言中声明：“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于中国人民抱有敌视的态度，在国家关系方面对我们国家持蔑视的立场，因此，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向全世界声明：关于裁军的国际协定，以及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正式参加和没经其代表签字的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将不可能产生任何应有的效力（见中国观察员康生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15]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33-334页。
[16]《人民日报》，
[17]福建省档案馆，101/2/374，第172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33-334页。
[18]1998年3月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19]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3页。
[20]1998年3月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
[21]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
转载要求：转载之图片、文件，链接请不要盗链到本站，且不准打上各自站点的水印，亦不能抹去我站点水印。
特别注意：本站所提供的文章，图片及非本站版权所有的影视资料，如需使用，请与原作者联系，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