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АПРФ，ф.3，оп.65，д.597，л.154. 转引自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Ю. 1960 год глазами。

[94]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74页。

[95]中苏战略、军事、经济关系及前景，1960年8月9日，Fiche 64，Item 255，NIE 100-3-60，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和控制，1961年8月8日，Fiche 84，Item 318，NIE 10-61,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

[96]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对于苏方的此类指摘，在后来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刘少奇曾经否认并反驳说：“在工联会议期间，我党任何派别活动也没搞。会议开幕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出席。我们不在北京。当我回到北京时，通知我，会议代表之间正在就许多重要问题热烈地交换意见，请我参加这一工作。开始我建议让工会代表们自己去争论，我们不参加，后来我才同意并作为主席发了言。我们想就5个问题交换意见，但只在一个问题上交换了意见。不能认为这是派别活动。我们还邀请了同我们意见有分歧的同志。在自己的反对派中间怎么进行派别活动呢？”刘少奇并要求苏方把中方的这种意见转告其他各兄弟党。见1960年11月26日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会谈记录，《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96页。不过刘的谈话内容与事实略有出入：6月5日世界工联北京会议开幕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刘少奇、周恩来则均在京。刘此处应指6月1-3日时他不在北京，但周恩来6月1日已从蒙古国返回京。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24页。

[97]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pp.18-19。

[98]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会谈记录，1960年11月26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96页。

[99]《杨尚昆日记》上，第544-545页。

[100]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第310号，1960年12月13日；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3-234页；《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01]《杨尚昆日记》上，第509页。

[10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04-205页；《杨尚昆日记》上，第510页。

[103]《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0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11-212页。

[105]彭真后来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主席指示劝说，我们6月17日到莫斯科谈了9小时，主要是劝，无结果，后又和光头谈6小时，我们基本上还是劝，最后他还是围。”见彭真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4页。

[106]《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1页。

[107]《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08]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83-84页。

[109]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83-84页。

[110]彭真在后来的报告中曾谈道：中央从1959年10月杭州、上海会议，就考虑这个问题，主席说，一个是一切照光头办。考虑的结果是不行，还是坚持原则。到1960年6月，考虑的结果还得顶，无非毁灭。见彭真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3页。

[111]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第175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1-522页。

[112]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13]赫鲁晓夫6月22日同彭真会谈时，就以下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指责：1.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2.中国发表了康生在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发言；3.中国在东欧国家散发文件，宣称苏共不同意“百花齐放”、“纸老虎”等观点；4.关于中印边界问题；5.关于中-印尼纠纷；6.关于斯大林问题；7.关于朝鲜战争问题；8.关于批评南斯拉夫问题；9.关于“纸老虎”；10.关于东风压倒西风；11.关于战争与和平；12.关于和平共处；13.关于兄弟党会议公报；14.关于中国内政问题(人民公社、大跃进、干部参加劳动、军队参加生产、民兵、关于彭德怀等)。中共代表团驳斥了赫鲁晓夫的攻击。见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2页。不过，当时参加会谈的苏共领导人说：对苏方提出的问题的实质，中国同志不作正面回答，进行回避。见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14] 196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表书面声明指出：赫鲁晓夫破坏会议之前中苏两党达成的只交换意见、不做任何决议的协议，事先不征求兄弟党意见，也不经正常讨论，“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00页）。时隔月余，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及此事时又说：突然袭击，骗我们的人，要求两天时间，开始还不答应，争了后才答应，商量更没有，拿个公报出来，一个字不肯改（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9，第21页）。这大概是“突然袭击”说法的源头。不过，这里指的都是提出会议公报草案一事。此后，1963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明确提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谈中，有人竟然挥舞指挥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大举围攻中国共产党。”以后中国国内各种有关文章、论著，以及回忆录等等，基本都延用了这一说法。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

[115]不过根据俄国解密档案文件，会上通过解释，卡博也谴责了中共的非党行动。见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16]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17]《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3-75页。

[118]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4-15页。

[119]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