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如果说1960年代初中国反帝反修，所谓“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的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一起了。换言之就是，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

　此外，到1964年，毛泽东的决心也已下定，这就是将中国党的斗争目标由在国际上反对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转向在国内发动政治革命，以保证中国的政治取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发动“文革”的一切准备和铺垫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选择适当的时机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

　进入1965年后，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3月会议和援越问题展开了新一轮冲突。前者，中苏两党斗争的中心实际涉及国际共运的领导权问题。以此次会议为分界线，中苏国家关系分而未裂，十分脆弱；党的关系只是藕断丝连，到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拒绝苏共中央关于参加苏共23大的邀请，[26]两党关系中断。后者，则实际关系到谁能掌握对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以及谁是世界革命领袖的问题。中国不能容忍苏联控制对越南问题的发言权，所以在援越问题上排斥苏联，并且与苏联争夺越南。双方在联合行动、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斡旋越美和谈等问题上矛盾冲突不断。而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调整对越政策，改脱身为插手，加强援越，特别是武器援助，使得苏越关系趋向紧密，苏越结盟的前景使中国南部处于一种新的不安全的状态中。[27]

　中苏新一轮冲突，以及苏联向远东增兵的情况，使得对苏防御问题愈益突出起来。而越战升级后，中美通过信息沟通达成了双方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17度线的默契。在毛泽东的考虑中，美国已经构不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更大的战争危险可能来自于北方的苏联。4-5月，中央军委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了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三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地区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28]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对苏防御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点。

　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边界长约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基本平缓，尤其便于苏联坦克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苏联海军实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明显增长，四大舰队中唯一不用于欧洲的太平洋舰队特别突出，它可以从日本海直逼中国的黄海和东海，对中国大陆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苏军并频繁举行针对中国的进攻性军事演习。[29]尽管苏联海军力量膨胀的主要目的在于抗衡美国，但同时也带有从海上遏制中国的意图。

　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是年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时，于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30]

　这样，到1966年中期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时，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已经基本没有缓和的可能，中国对中苏边界争端的态度和对策也由谨慎和克制向军事反击与对峙转化，中苏边界局势逐渐趋向紧张。

　此期的中情局报告对中苏关系短期前景的预测基本是准确的，但也有些混乱，显示出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报告一方面指出：中苏关系似乎极有可能在近期内进一步恶化。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争执会突然爆发性地演变为一种新的和恶性的形式，即使在近期也是这样。争执中主要人物的情绪或许终将起更大的作用，一些突发性事件可能会激起更大的敌意，导致新形式的相互报复。一方面又认为“中苏边境事件可能会不断增多，尽管其严重性或许不会增加”。[31]这种行文的犹疑和矛盾，应该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关，中国国内局势的动乱给中苏关系的走向注入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报告结论部分关于“尽管中苏边界上的严重军事事件有可能发生，但双方差不多都必然会设法避免战争”。“面对许多领域里的国家利益的冲突，中苏关系仍将十分脆弱。如果中国开始提升其民族的自负心理，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边境上”的估计也是准确的。尽管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但是两国事实上都不愿意发生一场真正的战争，也不愿意率先迈出断绝国家关系的步伐。

　报告还展望了毛后时代中苏关系改善的前景，认为：“北京的下一任领导集团可能会对改善关系有兴趣。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中国的政权都不大可能为了这个目的而做出重大让步。在中苏争执的基调被确定下来的过程中，毛的性格当然起了很大作用，赫鲁晓夫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毛一旦退出舞台并由更灵活的领导集团接替，也不会治愈所有的创伤，不会化解根本的问题。中国领导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不仅仅是毛——似乎真的感到他们在争执中是受委屈的一方，是被欺骗的受害者”。“更重要的是，任何可以预见将出现的北京领导集团都会保留对中国的民族独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性——或许还有种族上的优越性——的强烈情感。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差异很可能仍旧是摩擦和不信任的根源”。“虽然我们认为中苏关系可能最终会出现这样的特点，即改善国家间关系和缓解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是我们同时也估计，在党的关系的层面几乎不会出现合作，或不会出现积极的合作，而且会继续存在一种难以克服的怀疑和互不信任的总体气氛。面对国家利益在众多领域里的冲突，中苏关系仍将是高度脆弱的。如果中国的实力开始促使它张扬民族威力，就会出现严重的麻烦，特别是在边境地区。”这种评估，同样基本合乎实际。

三、关于1969年中苏爆发战争的分析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8月23日，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公开给苏联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32]这即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调整提供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33]中苏东段边界黑龙江上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冲突最为激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些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7年秋，中国军人穿便衣，偕同大量民兵，用棍棒把登上吴八老岛的苏军赶了出去。翌年1月，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是年末至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进行威胁的严重事件。[34]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在解决边界冲突的决策上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准备用武力打击阻挠中国边防军上岛的苏军，并不惜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乃至热战。一是维持棍棒武斗的形式，避免交火。一是采取克制态度，维持现状，中国部队不进入有争议岛屿，只与苏方进行外交政治斗争，争取不使边境冲突升级，不与苏联进行武力对抗。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已在全国渲染起了强烈的反修氛围，各级机构、各阶层都有反苏激情，而在造反行动的冲击下，中共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遭到破坏，对内政策和对外战略决策都由毛泽东一人决断，于是采取第一种方案，以武力反击苏联成为必然，问题只在于时机和地点的选择。珍宝岛反击战方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后，毛泽东开始考虑用这件事情做文章。4月1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35]的政治报告中宣称：毛主席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号召：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强调：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36]以此将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文章做大，既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他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37]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

　苏联则一方面加强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报复，苏军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袭击了中国边防巡逻队。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做出了两种反应：一是毛泽东估计中苏之间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二是希望降低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对苏联这时提出的两国总理举行会晤的建议做出回应。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10月，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开始。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改对美苏两面作战为联合美国集中力量对抗苏联，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

　对于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中苏关系的走向，中情局1969年8月12日的报告在对局势进行讨论时提出：1969年乌苏里江事件发生后，已经紧张和敌对的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几乎可以肯定，在两到三年内，紧张局势不会得到显著的缓解。国家利益冲突、对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争夺，以及对各自意图名副其实的忌惮，妨碍了缓和。边界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双方可能愿意达成一些临时性协议，但又都不会对各自的基本立场做出让步。报告根据中苏双方语词激烈的舆论宣传声势，根据两个国家现在都认为对方是自己最直接的敌人，每一方都指责另一方是帝国主义，要包围并消灭自己的情况提出：在这种氛围下面，另一方的任何行动都受到猜疑，任何军事准备都显示出威胁性。因此我们有理由询问，在以后的二三年内中苏战争是否会爆发。[38]

　报告分别评判了中苏双方可能做出的反应。对于中国的反应，报告认为，“中国方面无故对苏联边境发动进攻不大可能。这种判断是基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他们对在东北边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缺乏基本的准备”。“中国方面没有相应的兵力集结。中国人只在新疆、内蒙和满洲里的黑龙江-吉林边境地区有9个师的地面部队。尽管在他们背后中方在沈阳-北京-兰州军区有50多个师的兵力，但是他们在火力和装备移动方面是无法与苏联的军事力量相抗衡的”。“自从朝鲜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避免与两个大国发生军事对抗。此外也很难看到中国能从进攻中获得什么好处”。关于苏联威胁的舆论宣传可能还有一种设计，即促进实现国内的团结局面，以利重建被文革削弱的权力机构。而一场现实的战争将危及任何已经取得的成果。“目前中国人可能有两个目标：一是威慑住苏联的进攻，他们认为这种进攻随着苏联军事集结的加强变得更加有可能了；一是动员全民准备应付这种威胁。北京显然选择了通过在中苏边界地区法律地位比较确定的中国领土上实施小规模军事对抗的策略来表示其坚定强硬的态度”。

　关于苏联的反应，报告认为，苏方有理由在现在，或是不久的将来，考虑发动针对中国的进攻行动。因为苏联人看到了中国人可能部署一个携带核武器的导弹部队的危险性，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即便是少量的中国导弹也将改变战略形势。苏联人似乎希望通过使用他们的空中优势，击毁中国的核弹设施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同时阻止中国人使用其战区力量在地面上进行报复性攻击。报告并指出，苏联领导人可能还看到这种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其他重要的利益，如击败中国的军队将向全世界显示苏军的威力，并且有助于提高苏联领导人在国内的威望等等。报告估计说：苏联人可能甚至希望毛—林政权倒台，或者是，如果这个政权继续维持着，那么新疆、内蒙古和满洲能从中国分离出去。事实上，在新疆和内蒙古地区保护少数民族反对中国压制，有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

　考量上述评判，其对中国反应的估计是比较合乎实际的，并且注意到了中国将边界冲突升级的另一个重要意图，这就是解决国内问题。毕竟边界、领土问题最容易动员起民族情绪，以此达到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效果，稳定国内因派性斗争造成的动乱局面。而报告所说的中国选择有利地点反击苏联的评判也很准确，1969年3月中国把对苏联实施打击的地点选择在珍宝岛，其实就是考虑到，一方面，该岛在1964年的中苏边界谈判中已被划归中国，[39]估计苏方不会为此岛屿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一方面，该岛又是苏军自1947年以来控制了二十多年的岛屿，[40]在这里进行反击比其他岛屿造成的影响要大。总之是，既要引起反响，造成某种紧张局势，又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所以地点的选择，珍宝岛最为有利。

　不过，报告对中国此时在中苏边境地区军事部署情况的估计，其准确性如何尚无具体材料可以证实。60年代中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此后，中国明显加快了以“三北”地区为战略重点的军事部署调整的步伐，开始在北部地区大规模构筑防卫工事；在“三北”方向组建了若干担任坚守防御任务的守备（独立）师；充实和加强了担任边防勤务和一线防御作战任务的边防（独立）团。到60年代末，“三北”地区已取代华东和华南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对苏防卫作战也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41]

　对于苏联的反应，报告的估计似乎严峻了些。其原因应该是过于看重苏联准备与中国摊牌的表象了，诸如对中国发出核威胁、苏中边境地区苏联军队不寻常的调动、部署，以及苏军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等。而实际上，苏联方面的这种种举措，其政治意义应大于军事意义，起码对于苏共中央领导人来说是这样的。

　另外，报告注意到了中共九大的宣传舆论动向，评论说，这次大会并没有正式把华盛顿从头号敌人的位置上降下来，但是却把最精选的谩骂留给了苏联人。遗憾的是，在这份报告中尚看不出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从中共九大政治口号的变化中发现了中国方面的真实意图，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情局的观察员对中方向西方发出的信号不够敏感。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加重了其对苏联反应估计的严峻程度。中情局观察员把更多的关注给了苏联，对苏联向西方做出的温和姿态十分敏感。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原因可能在于：中美关系冻结二十年，双方隔膜太深，相互之间的敌意也太深，固有的成见很容易降低观察分析人员的敏感性和敏锐性。此外，苏联毕竟是美国的主要对手，美国方面已习惯于更为重视苏联的各种动向。

　报告的核心内容“结论”部分评估了中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指出：自从3月份乌苏里江发生武装冲突以来，中苏之间已经持续多年的、十分紧张和敌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改善关系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希望。我们有理由询问不远的将来中苏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显然存在。此外，尤其是面对中国构成的对苏联的核威胁，苏联人有理由在不久，而不是几年后，寻求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但“结论”认为：我们既不期待中国蓄意进攻苏联，也不认为苏联希望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冲突之中。我们看到一些可能性，苏联方面可能认为其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打击不会卷入这种冲突，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无论如何，此期以边界冲突为标志的高度紧张气氛的存在是可能的，战斗的规模可能偶尔会比迄今为止的大些, 苏联人甚至有可能在交界地区进行惩罚性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来说战争升级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种对中苏战争的评估和预测，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上，这份报告完成的次日，如前所述，8月13日，在中国新疆铁列克提苏中边界地区，苏军就出动300多人，在两架直升机、数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对中国新疆军区一个排的边防巡逻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中国巡逻人员全部阵亡。[42]不过，苏联此举的出发点在于，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43]由此开始对中美联手抗苏的前景忧心忡忡，故而在向中国实施核威胁的同时，对中国实施报复，借此对华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与苏联进行边界谈判。其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同中国打一场大仗。苏联的这种手段事实上奏效了。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至1978年6月，尽管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立场分歧，都不肯做出让步，谈判却持续未断，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中苏边界上也没有再发生武装冲突。

　总之，中苏这对盟友，从1950年代初期的同志加兄弟，50年代末期的竞争对手，进入1960年代后，以1964年为起点，苏联开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假想敌，中国则成为觊觎苏联领土的扩张主义者，双方都开始加强针对对方的军事防卫措施。角色的这种变换，使中苏两国从此一步步走上了相互敌对的道路。随着中苏双方关系中国家利益冲突因素的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内部矛盾斗争的逐渐明朗化，中情局评估报告起草者的理性分析反而与客观实际更加接近了。

   （原文载《南开学报》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