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毛泽东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也正是世界的时代转化的时期，即二战结束后世界向现代化阶段迈进的时期，整个世界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开始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体。人们现在把这个过程叫做全球化。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意识到这一点，就会让自己的国家较快地加入这个进程。我感到斯大林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早在二战期间，苏联领导人在研究战后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走向时，就强调要和英美合作。解散共产国际、战后处理很多问题包括中国问题、朝鲜问题、希腊共产党问题，都显示出斯大林认识到革命的时代要过去了，今后将是发展的时代。
但是冷战发生了。冷战的起因很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意识形态的对立造成了双方的不信任。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革命成功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没有和国际接轨，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客观原因就是冷战爆发和两大阵营的对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只能选择向苏联“ 一边倒”，没有别的余地。
从主观上讲，毛泽东选择与美国的对抗，因为他认为中国要站在世界上要求革命的被压迫民族的一边，中国有责任来抵抗美帝国主义。他的胆略和智慧足够，影响力和魅力也足够，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化，没有意识到现在已经不是革命的时代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时间内，他还是按照传统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来指导中国处理国际事务。
毛泽东是把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综合起来进行考虑的。我觉得，他有时候很矛盾。他一方面深切地知道中国的贫穷落后，想在自己有生之年把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际大国，而且目标就是赶超美国，从1952 年、1953 年起他就说要超过美国。但是另一方面，他对现代经济不很了解，起初打算用75 年的时间超过美国，后来越来越狂热，又缩短为50 年、甚至15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和平环境，所以朝鲜战争结束后他是同意苏联的和平共处观点的，而且每次谈中国经济的发展都说要利用世界大战的间隙。因为他相信列宁的“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观点，反复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早晚都会发生战争，但是世界大战之间是有空隙的，中国要争取利用这个空隙抓紧建设，尽快强大起来，在将来的战争中才能战胜敌人。他的急躁冒进是与此有关系的，因为在他看来战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到来，不赶快发展就会打败仗。所以中国发展原子弹、钢铁、军工，一五计划、二五计划都强调发展重工业，是“ 重重轻轻”的理论影响，这都是建立在战争迟早要爆发这个认识上。既要和帝国主义斗争，又要争取和平搞经济建设，这就构成了矛盾。
毛泽东既认为战争迟早会爆发，又认为单靠中国或苏联的力量是不够的，要发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来推翻帝国主义。所以一旦他觉得中国力量强大，就会改变对外政策，就会采取强硬的革命外交。中苏分裂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57 年后双方政策出现了分歧。1956 年～1957 年一段时间内，双方路线还是一致的，都是要搞经济建设，苏联到1957 年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农业接连大丰收，赫鲁晓夫认为这就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成绩，因此他觉得要进一步改善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尽快提高苏联的经济水平。而中国一五计划完成、国家工业体系建立起来，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这么强大，中国也形势不错，既然革命的力量已经超过反革命力量，就不必再和平共处了。这就和苏共二十大后的路线发生了分歧。
所以上世纪50 年代末到60 年代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联是向帝国主义投降，已经不能领导世界革命。在他的心目中，中国走在了世界革命的最前列，领导世界革命的任务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来承担。我认为这就是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但是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中国在短期内达到世界前列是不可能的，而且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跟着苏联走。
60 年代末在“ 文革” 中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他是现实的，并非固执己见，所以70 年代初他的思想有了一个大的转变，他意识到再像过去那样按传统理论安排国际事务是不行的。
中国当时南北两面受敌，这种客观形势也促使他开始了战略大调整。在传统的革命理念中，与帝国主义的美国建立关系是说不通的，但是这一步对中国发展而言却非常正确，只有与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才能融入国际社会，才能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扭转落后的局面，在大的战略上，毛泽东是走了第一步，然后才可能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但是毛泽东没有放弃他的革命理念。所以他提出了“ 第三世界”的观点。但这个观点与以往相比有了改变，它不再是革命和反革命那样的划分，而是弱小国家与霸权主义的区分，对美苏两霸，是把苏联视为主要敌人。
20 世纪6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1968 年8 月发生了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具体分析，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做出联美抗苏的抉择，大致上有以下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苏联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苏联军队进攻并占领中国部分地区的威胁，比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从海上攻击中国的威胁要大得多，也更为现实。至于美国升级越南战争对中国南部安全环境构成的威胁，已由中美两国达成一项默契而基本化解:只要美国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17度线，中国的地面作战部队也就不参战。另外，中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也为把苏联当作主要敌人的战略提供了支持。
其次是苏联对中国政权产生的威胁。尽管随着上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中苏两党分歧的加深，苏共的社会主义理论被指责为“ 修正主义”，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发生了动摇，但是长期以来具有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国际共运旗手形象的苏联，在政治、经济基础相同的中国仍然很容易找到感情市场。由此，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比，“ 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尤其当他们在中共领导核心中卧有代理人时，这种政权替代威胁也就更为现实。因此，毛泽东对来自苏联这个相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威胁的忧虑，大大超过了对美国威胁的忧虑。
再次，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分歧，使中苏敌对关系比中美关系更难以修复。由于中苏两党的重新团结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以谁为领袖的大势，意识形态的分歧已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地联系到了一起。当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时，两党分裂的命运也就难以扭转。伴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大论战而来的是国际共运的严重分裂和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几乎成为一个死结。他在发动“ 文革”时，把“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确立为最危险的内部敌人，进而形成了“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阶级斗争理论。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也就把苏联当作了比美国更危险的主要敌人，提出了“ 反帝必反修”，实际是“ 反帝必先反修”的口号。
毛泽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之时，正是冷战形成后国际政治力量不断重新组合、世界格局不断变幻的时候。时代的特征其实正在发生变化，即由过去的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但毛泽东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内心深处的传统意识，以及对外交上敌友转换的务实考量，构成了一组深刻的矛盾。这组矛盾在他观察世界和确立中国的对外战略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他。事实上，就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实质而言，其革命性仍然是最根本的。促进并领导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依旧是他的最终目标和理想。
只是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强调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非常实际的精神，此种务实精神与革命理念相结合的基点就是，利用矛盾，着眼于人民。所谓搞世界革命，就是要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促进革命。
中苏关系紧张加剧的国际因素不仅促使毛泽东及早采取措施，扭转了中国外交关系的不利局面，而且还促成了毛泽东晚年对外战略策略思想的重大突破，使“ 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走上了较为现实可行的道路。
考察上世纪60 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对中国外交战略策略进行思考、不断探索调整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他曾经有过以下多种提法:“ 两个中间地带” 1962 年1 月毛泽东对其在40 年代提出的“ 中间地带”观点做了新的补充，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将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拥有强大垄断资本的西德、日本与独立和半独立的非洲、拉美国家区分开来;1963 年9 月毛泽东又谈到，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1964 年1 月，毛泽东正式明确提出了“ 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指出: 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后不久，他又将后一部分中间地带的范围扩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进一步明确了亚、非、拉美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日本是第二中间地带的概念。
两个中间地带的划分，“ 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提出，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美国矛盾尖锐化的基点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共同利益的现实性，为突破冷战时期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抗衡美苏战略构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 间接同盟军” 1963 年2 月毛泽东提出，与美国矛盾日趋激化的法国、西德、英国、日本等国“ 是一种间接同盟军”。一年后，毛泽东又特别谈到，两个中间地带都反对美国控制，东欧各国则反对苏联控制; 强调中国与第二中间地带国家有着根本的共同点，即反对各种形式的外来控制，不管资本主义大国还是社会主义大国，谁要控制、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 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进一步表露了中国可以联合第二中间地带这个间接同盟军，反对美苏两个大国控制的战略意图。
“ 中间集团” 1963 年9 月毛泽东提出: 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即法国等六国集团和英国等七国集团，还有日本、加拿大。此概念是“ 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两个第三世界” 与“ 中间世界” 1963 年10 月毛泽东谈到西方报纸关于第三世界的两种说法，一种指亚非拉，一种指西欧共同市场; 数月后，毛泽东将此说法概括为第一个第三世界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 其后又提出“ 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一提法虽然还是对“ 两个中间地带” 概念的一种混用，但表明毛泽东已在开始考虑把“ 第三世界”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的对外战略策略之中了。
“ 中国是不发达国家”，属于第三世界1964 年1 月毛泽东提出:要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第三世界还是两个中间地带的内涵，但其突破点在于将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极分离出来，归入了第三世界的范围。9月，毛泽东又将“ 第三世界”的定义与“ 第二中间地带”区分开来，单纯与“ 不发达国家” 的概念相连，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一种是发达国家，一种是不发达国家，就是你们所说的第三世界，而中国是不发达的国家。这即已明确第三世界就是指不发达国家，并初步将中国划入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行列;1970 年代初，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说: 我们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首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苏联也是纸老虎” 1964 年初毛泽东谈到，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一切事都要照他们的办，要到他们那里朝圣。但是毛泽东认为，纸老虎并不仅只美国一只，“ 苏联也是纸老虎”，指出: 我们不信他们那一套，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这时在毛泽东看来，美苏虽然仍处于两极对立的位置上，但就其与世界各国的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而言，它们实际已汇合为矛盾的同一面，成为一极。苏联已与美帝这只纸老虎为伍，中国和世界各国不必惧怕它们的威胁，应与其霸权主义政策进行抗争。
“ 中等国家” 1970 年6 月～7月间，毛泽东几次谈到第一、二、三世界，特别留意第一、二世界的提法及其含义，针对“ 超级大国”的提法，提出了“ 中等国家”的概念，说美苏那样的超级大国，我们攀不上。强调指出: 世界上有那么一两个大国，不仅想吞并非洲，也想吞并中国。但是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这实际进一步突出了美苏两个大国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及联合各国反霸的战略意向。“ 两个中间势力” 1970 年10月，毛泽东又指出，“ 第一中间势力是第三世界”，要争取英、法、西德等“ 第二中间势力”，“ 这对我们有利”。这种提法已非“ 两个中间地带”之说的简单混用，其虽在概念的外延上有着部分重合之处，但在思想内核上则有所区别: 原中间地带不包括中国，现中国加入了第三世界的行列; 原形式上美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仍处于世界的两极，现不仅实质而且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斗争的主力和斗争的对象都已进一步明确，这时提出两个中间势力问题，就具有了明显的策略意义。它表明第三世界可作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的依靠力量，第二中间势力则是需要争取并联合的力量，由此确定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策略取向。
“ 一条线”、“ 一大片” 1970 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