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世界” 这样至1974 年2 月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最终借用世界上早已有之的第一、二、三世界的术语，明确、完整地提出了“ 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1974 年4 月，经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策略思想，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集约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主旨，以及“ 不称霸”的主张。这就将苏联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起来。

    毛泽东上述提法的变化，尽管有一些概念的重合混用，但其外交思路发展的脉络却是清晰可见的。这个思考过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立反帝反修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大思路。这种探索、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策略的历史过程，虽然是以世界格局由两极体系向多级、多元体系转化为前提条件的，但其始动力却是中苏分裂及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毛泽东“ 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策略思想确定的过程，反映着上世纪60 年代中期以来中苏关系的走向，反映着毛泽东的外交大思路由探索到酝酿成熟的发展轨迹: 由反帝反修、以美帝为世界头号敌人，到反修统一战线的份量不断加码，再至“ 头号敌人”角色的变换，以苏联霸权主义为首要的斗争对象。从反帝反修、两线作战转化为集中世界一切政治力量，一个拳头出击，抗衡苏联，“ 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局面由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然而，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把处理对外关系和制定对外政策的着眼点过分集中于中苏两国的关系，因此“ 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表现在外交思维的矛盾性( 理论出发点在于摆脱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而其落脚点却又陷入了极其厚重的意识形态窠臼) 、外交行为的矛盾性( 一方面在对外交往中突破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放弃“ 以美划线”的标准，把对外方针建立在世界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 另一方面却又仍然没有完全摆脱“ 以苏划线”的羁绊) 、划分标准模糊且缺乏科学性( 既非完全以发达或不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国家的归属，也非完全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 ，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致使“ 文革” 后期的中国外交处于一种僵化的而非灵活的、单一的而非多样的状态。

    当然，总体上讲，毛泽东根据苏美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而提出了“ 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并做出了新的国际战略抉择和策略选择，还是颇具远见的，是有突破性的。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于国内动乱的局势下，及早着手纠正了外交工作中的偏差，恢复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正常进程，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出发，在抵御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基础上，适时地实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策略的重大转变，中国由此彻底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处境，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并作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