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56年对于波兰和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都是激烈动荡的年代，也是中波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年，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十月危机，其结果导致国内政治动荡及与苏联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在此政治局势急剧变动的时期，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如何，中共在波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变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一直是历史研究者希望了解的，而国际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则十分欠缺。本文作者基于详实的档案史料对所述问题作出了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　1956年　波兰危机　中波关系　苏共

　1956年对于波兰和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都是激烈动荡的年代，也是中波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年，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十月危机，其结果导致国内政治动荡及与苏联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在此政治局势急剧变动的时期，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如何，中共在波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变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一直是历史研究者希望了解的，而国际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则十分欠缺。①

　中国对波兰的立场和政策，主要取决于毛泽东对波兰及其新领导人哥穆尔卡的认识和态度，而毛对波兰的了解，又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即中国驻波使馆的报告和新华社驻波记者在《内部参考》上的报道。②最近，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了1955-1960年的档案，内有大量涉及1956年波匈事件的文件，为研究者提供了最新史料。本文即利用这些新的档案文件及新华社当时的内部报道，对笔者此前关于中波关系的研究作一点补充和深化。

中波在苏共二十大后开始接近

　中共虽在建国之初便与波兰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主要是因为苏联率先给予外交承认而给东欧作了榜样，中国自己完全没有准备。①从外交档案看，除波兰作为中间人帮助中国与墨西哥进行建交接触和谈判外，中波之间似乎并无过多交往。[1]毛泽东对波兰的最初认识来自1954年两国领导人的互访。7月26-28日周恩来对波兰的访问，使这两个原本陌生的国家突然亲密起来。根据驻波使馆的报告，波兰领导人对周的来访感到极其兴奋，接待也十分隆重、热情，中国人对此感受颇深。[2](P32-64)随后9月28日至10月10日波兰政府代表团的访华也受到极为隆重和周到的接待。毛泽东不仅两次接见贝鲁特，而且对波兰党赞赏不止，说中国宪法的制定都是参考了波兰宪法的。[3](P1-5)刘少奇、周恩来及各方面领导人也纷纷向波兰代表团介绍情况。贝鲁特显得非常高兴，并表示对毛泽东十分钦佩。[4](P30-36)

　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了风波后，中波关系又进一步密切了。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中共对苏共中央的非斯大林化既表示欢迎，又感到担心，前者是为了批判苏联的大国主义，后者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5](P28-70)在这时，来自华沙的消息令毛泽东感到欣慰。无论波兰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多么复杂多变，[6]但毛泽东得到的消息是:当波兰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提出和平过渡等问题发生争论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于是有人问中国党何时召开代表大会。当告以今年下半年时，他们表示:到那时留心看看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吧!一般人在争论不休时就说:等等听毛泽东的见解吧!”报道还说，在波兰考哲学硕士等学位的人，如不懂得毛泽东的著作，就不可能通过。[7]

　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在4月8日转载中共中央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删去了有关苏联历史作用的内容，这令苏联使馆“感到奇怪和不理解”，[8](P692-695)但这种对苏态度很可能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新华社记者报告:自从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波兰社会和党的会议上“掀起了空前热烈的政治思想的大辩论”。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大辩论，它扩展到波兰全国各界、各地和各阶层中。虽然对斯大林和波苏关系多有批判，但记者的结论是:可以相信，“经过这一场异常热烈的政治辩论后，人民的政治热情当会更高，觉悟将会提高，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将被克服，全党和全体人民将会更加团结一致。在讨论中虽然也曾有些不够妥当的，甚至是恶意的言论，也有过于感情激动的现象。但所有这些副作用都将被积极的、健康的主流所压倒，波兰是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的。”[9](P585-597)

　6月19日，余湛代办与波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斯查柯夫斯基会见，谈话甚为投机。余说，周恩来表示非常重视波兰党的意见，并认为“加强两党的联系很重要”。斯介绍了波兰对待报刊上各种言论乃至谬论的方针:“我们不能采取压制的做法，这样做会使人认为我们不容许批评，这将阻碍批评的开展”，需要的只是加强指导和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10](P18-21)波党的这一方针导致这场政治辩论不断发展。最后，波兰的“大民主”和言论自由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动荡。

中国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

　6月28日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游行及流血事件，引起了中国的极大关注。后来毛泽东在整风反右谈话中屡次谈到的波兰风波和“大民主”，实际上指的就是波兹南事件，而非十月事件。[11]事件爆发最初两天，中国使馆和新华社同时向国内报告了情况，根据波兰官方的解释，罢工和游行被说成是受到“破坏分子”的挑唆和利用，“是敌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经过了长期准备的行动”。由于及时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事情“已经平息”。[12]按照波兰官方提供的文本，苏联《真理报》6月30日刊载了通讯《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在波兹南的敌意性挑衅》。[13](P224-225)同一天，中国《人民日报》报道这一事件的标题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暗藏反动分子在波兹南制造严重骚乱，波兰政府和党号召人民警惕敌人阴谋，城市秩序次日已恢复，肇事者将受到法律惩处。第二天，又长篇转载了波兰通讯社的消息。[14]此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看法。

　7月2日，驻波使馆报告在波兹南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工人的工资低下，人民对生活水平不满，以及对波兹南事件的不同看法等。[15](P25-28)7月5日，王炳南大使报告了波党中央国际部长和苏联大使对波兹南事件原因的初步分析。他们首先指出了经济问题，即“目前波兰存在经济困难”造成群众不满，“才使挑拨分子有机可乘”。其次在政治上，“有些报刊文章过分夸大人民生活水平低”，“以致激起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要求”，而“党在群众中影响弱，党员政治质量不高”。事件暴露出“波方领导政治警惕不高，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未能足够估计，因而未加防范”。但结论仍然是:“事件发展成为骚乱，是挑拨分子所为，工人罢工游行只希望提高工资，无反苏反政府性质”。[16](P20-21)

　7月7日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S.Kiryluk)对王炳南谈到了波兹南事件的两个背景:一是“多年来波兰集中精力发展工业，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问题注意不够，六年计划期间由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部分资金又临时抽调用于国防工业，答应给人民的未能做到”，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二是苏共二十大后，对国内开展的广泛讨论缺乏政治上的“强有力的领导”，公安工作由于受到批评而“失去警惕性”。

　言谈中对毛泽东提出的“十条方针”(即十大关系)极为赞赏，认为“中国党是第一个就苏共代表大会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结论的党”。[17](P16-17)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虽然指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必须不断地加强自己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的工作，经常了解群众的困难，并且尽一切可能及时地帮助解决，某些人借口生产，不管人民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坚决纠正，以便及时地发现和克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以免被敌人利用，但标题还是“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国内反革命活动”。[18]这说明，直到此时，中国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同苏联和波兰保持一致。不过，中国人的关注点很快就转移了。

　7月25日驻波使馆编写了报告“对波兹南武装挑衅事件的看法”，7月28日《内部参考》刊登了驻华沙记者谢文清发出的长篇通讯，分析“波兹南反革命暴乱发生的原因”。这两个文件的意见基本一致，尽管继续认为事件的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挑唆，但都不约而同地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波兰党和政府所存在的“严重的困难和缺点”方面。首先是人民对政府的不满，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工资低下，个人所得税累进率较高，住房严重短缺，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进一步讨论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其缺陷在于:第一，投资过于偏重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第二，轻工业和农业过于落后导致生活用品奇缺：第三，传统的手工业因课税太重而萎靡不振：第四，企业管理制度问题重重，集中表现为权力过于集中，企业没有活力，奖金制度不合理等。政治方面的问题在于:第一，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严重，导致党和政府威信降低：第二，党员质量不高。思想教育不够，没有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第三，舆论宣传工作没有抓紧，党内外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第四，放松了军队和公安工作。最后，使馆人员和新华社记者的一致看法是，波兰领导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克服这些困难和缺点，形势正在好转。[19]

　恰在此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了七中全会。7月28日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和经济局势与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和关于“1956-1960年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的决议。有趣的是，全会对波兹南事件的分析和评价与中国人的看法不谋而合。决议首先肯定:“煽动者、挑拨分子和坏分子在波兹南成功地利用了斯大林工厂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们由于迟迟不解决他们的切身疾苦和正确要求而产生的特别不满情绪，挑起了罢工和街头示威的游行。”接着，便着重“深刻分析这一事件产生的根源及其基础”，即党内和国内政治生活和经济政策存在的种种困难和缺点。最后，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各项方针和措施。[20](P153-182)《人民日报》连续数日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但却没有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即会上出现了改革力量(普瓦夫派)和保守势力(纳托派)的激烈争论，并最终导致哥穆尔卡重返政坛。到8月初，不仅哥穆尔卡的党籍得到恢复，而且《人民论坛》报还公开宣布取消过去对他的指责。[21]对于波兰社会舆论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国内危机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寄托在哥穆尔卡身上了。然而，对于这一点，无论中国使馆还是新华社记者，都没有注意到。个中原因大概是没有得到相关的情报，而七中全会前奥哈布则与赫鲁晓夫谈起过哥穆尔卡被释放的情况，赫鲁晓夫当时还表示要接哥穆尔卡去苏联养病。[22]显然，这时波兰与苏联的关系要比对中国亲近些。但是，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迫使波兰人越来接近中国。

中共八大期间中波领导人的接触

　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对东欧各党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自身的感受和政策的选择都比较接近，波兰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亲密。波党第一书记奥哈布率团参加中共八大前，于9月10日宴请王炳南大使。席间奥哈布谈到，我们这次去首先是表明与中国党的团结一致，其次是传达我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所怀的敬意，第三是想吸取一些经验。从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党对很多问题作出了大胆的决议，虽然这是针对中国情况的，但对我们也会有用，我们也相信这些决议是正确的。奥哈布还表示，由于国内的复杂情况，他可能会提前回国。[23](P58-61)这里所说的国内情况复杂，主要是指七中全会后，波党内部的分化日益严重，改革派已经考虑请哥穆尔卡出面主持工作。关于这个问题，奥哈布在9月11日途径莫斯科时没有告诉苏联人，却在八大期间通知了中共领导人。[24]

　　中国人对哥穆尔卡的第一次了解，大概还是来自苏联提供的情况。在6月与王炳南的谈话中，苏联驻波大使波诺马连科说，波兰的青年人“全都是些民族主义者”，他们在散布对苏的敌对情绪。王问到对刚从监狱中放出不久的哥穆尔卡的看法，苏联大使说，研究了许多哥穆尔卡的材料后，他认为这个人虽有“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但历史还是清白的。考虑到“哥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者”，波诺马连科认为，他“可以留在党内，但不能担负领导工作”。[25](PP15、17-18)或许正是因为知道莫斯科对哥穆尔卡的态度，波兰人认为首先应该取得中共领导人的同情和支持。

　　在中共八大期间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奥哈布表示，波兰党希望自己来解决波兰的问题，并谈到有意吸收哥穆尔卡加入领导层，以便巩固和加强党的地位。他感觉到，“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情况极富同情心”，也深切感到他们对中波两党的关系“充满信任感”。不过，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奥哈布没有提到波苏关系问题，甚至有意掩盖这种不平等关系已经出现的危机苗头。直到离开北京之前，大概对于苏联大使寸步不离的监视极为反感，奥哈布暗示中国人，他还有话要讲。于是，飞机在起飞前出现了“故障”，奥哈布得以同朱德单独见面。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奥哈布告诉中国领导人，在波兰出现了反苏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波兰人要破坏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只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总体框架内能够自主解决问题。同时，奥哈布又谈到哥穆尔卡复出的问题，并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同哥穆尔卡是一致的”。奥哈布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已经感到波兰可能会受到苏联的干涉，而能够对他们提供帮助的，不是诺沃提尼、乌布利希或其他东欧国家，而是“独立自主”的中国。[26]另一位波兰代表团成员米契斯瓦夫·马热茨(MieczyslawMarzec)则回忆了毛泽东关于波兹南事件对中国处理上海工人抗议事件发生影响的谈话，毛泽东强调指出，他向波兰人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波兹南就是一种警示:“我们起初曾将上海事件视作反革命事件，但在接到我们驻华沙代表的电话后就改变了看法。我们不得不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召来出席政治局会议，并做出了考虑工人要求的决定。……第一书记带着新的决定返回上海，落实了工人们的要求与愿望，上海的秩序一夜之间便恢复正常，每当我想起上海就会联想到波兹南，想到安定，想到我们大家都必须与工人阶级保持联系。”[27]这个说法就更让波兰人感到亲切了。

中国在阻止苏联武装干涉问题上的作用

　　波兰日益紧张的局势迫使奥哈布缩短了在中国的行程，匆忙赶回华沙后他不得不立即请哥穆尔卡出来主持大局。赫鲁晓夫得到情报说，波兰领导层将发生大规模人事变动，其结果对苏联不利。于是决定，一方面亲自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赶往华沙，试图干预波党八中全会的领导层选举，一方面紧急调动军队向华沙逼进，以施加压力。经过10月19-20日夜以继日的会谈和争辩，赫鲁晓夫最后决定放弃对波兰的干预。与当时波兰的传说和人们的感受不同，笔者的研究认为，苏联领导人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他们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28]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波兰出现的危机持何立场，这个立场是何时告诉苏联人的，中国的意见对苏联决定放弃武装干涉波兰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起了作用?

　　奥哈布后来回忆说:波兰曾经流传一种说法:“在波兰同苏联关系紧张期间，周恩来曾打电话给莫斯科，提醒苏联同志说，他们不同意干涉波兰”。他本人深信，“如果不是中国及时提出了自己的警告”，苏联人“肯定会对波兰进行干涉”。[29]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据说波党中央有人透露:“要不是中国党支持的话，我们这次八中全会就决不会这样顺利。”还有人说:“毛泽东不同意苏联使用军队来对付波兰，赫鲁晓夫可以不听波兰人的意见，但他不能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30](P755-756)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31]于是，波兰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32]

　　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说法。吴冷西的回忆录说:10月20日上午他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毛说接到苏共中央来电，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波兰问题，征求中共的意见。吴汇报了当时收到的外国通讯社消息———苏军正在调动，波兰也在积极动员。后又得到消息，苏共代表团已到华沙，正在谈判。毛认为情况紧急，于晚7时召见苏联大使尤金，对苏联的做法大加斥责，并要求他立刻向赫鲁晓夫转达中共的立场:坚决反对和谴责苏联武装干涉波兰。[33]这个回忆在时间和内容上都与事实有出入。

　　下面根据已获得的史料，按照事态发展的进程对问题进行分析。根据俄国的档案，已知苏联给中共的电报和通知没有透露任何有关武装干涉的信息。[34]刘少奇后来回顾事情的经过说:19日尤金只是向他通报了波兰的情况，中共没有发表什么意见。[35]所以，可以肯定，毛泽东事先并不知道苏联打算使用军队的情况，自然也不可能进行阻止。

　　19日危机发生以后，驻波使馆当天发回电报称:昨晚苏共中央来电话说，拟派代表团参加波党八中全会，波党表示“希望不来”，但今晨6时赫鲁晓夫等人抵达华沙：传说波党已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继续民主化，一派反对民主化，“斗争激烈”：群众集会要求自由，与苏建立平等关系，恢复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等：“今天还谣传驻德苏军将开进波兰，西里西亚地区苏境苏军亦向波边境集中，此消息虽不可靠，但亦说明一些问题。”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谣传”是否可靠，而在于中国外交部收到这个电报已经是20日17时20分，而译出电文则是在21日清晨。[36](P15-17)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19日来自华沙的新华社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简况的电讯。这时，赫鲁晓夫等人早已回到莫斯科了。因此可以确定，赫鲁晓夫在19日夜间决定停止对波兰的军事行动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华沙的情况，也不可能对此发表意见。

　　19日晚上在华沙街头的确出现了“我们有毛泽东的支持”的大标语，[37]当时波兰人也确实“众口一词”地说，“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38](P3-13)但这些都属社会传言，并无根据，充其量是表达了波兰人的内心希望。至于美国报纸所说的“毛泽东的贺电”只是《人民日报》(10月24日)报道了哥穆尔卡10月21日当选波党第一书记的消息而已。因此，上述说法也不能证明赫鲁晓夫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10月20日上午和晚上，王炳南两次拜访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了解到的情况是:波党中央一些人企图摆脱苏联，破坏波苏友好：以哥穆尔卡为首的集团提出的政治局名单，其目的首先是向全世界公布波兰已脱离苏联：目前波兰的情况很复杂、很危险，报纸、电台全都在反苏分子和犹太人的手里：谣传的军队调动事，只不过是几个士兵在各处散步而已：赫鲁晓夫已经来华沙了解情况，正在想办法如何对付哥穆尔卡。[39](P76-78)虽然这两个谈话记录当时没有立即发往国内，但仅20日新华社和驻波使馆就先后发出了5-6封电报，详细报告了波兰发生的情况。

　　记者谢文清报告:西伦凯维兹、奥哈布等人在中央占绝大多数，他们主张民主化，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逐渐提高人民生活，并得到全国工人、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拥护：罗科索夫斯基、诺瓦克、马茹尔等人主张排挤犹太人，停止民主化而恢复高度的集中，这一派人数极少，但掌握着军队。八中全会前夕提出的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没有罗科索夫斯基一派，而增加了哥穆尔卡和莫拉夫斯基。19日晨赫鲁晓夫等突然来到华沙，要求参加波党八中全会，遭到拒绝。当晚工人、学生集会，声称“军队已集结在华沙周围”，要求全市“动员起来”，“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反动派制造骚乱和军队借口进行干涉”。华沙群众强烈要求哥穆尔卡参加党的领导，主张主权独立、波苏友好和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对苏共代表团此次到华沙表示非常不满，认为是干涉内政。据传哥穆尔卡主张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和经济政策。20日群众集会人数更多，情绪更加激昂，但口号仍是“忠于社会主义阵营”，“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反对一切外来压力”。人们高呼哥穆尔卡的名字，并“热烈鼓掌”。[40]

　　王炳南的看法与新华社不同，他报告了与苏、(东)德大使交谈后的个人看法:八中全会出现了“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以哥穆尔卡、西伦凯维茨为首的党内右派分子纠合犹太人以及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者正在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一个反苏运动”。哥穆尔卡集团通过他们掌握的报刊和广播，散布“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等谣言，到处组织学生和工人集会请愿，提出民主化、要平等、要独立的口号，实际上进行反苏活动，还造谣说“毛主席支持波兰对苏独立行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出现向右转的倾向。据苏大使表示，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做好准备，以防事变。有人挑动群众反对军队在华沙周围集结，并组织特别委员会追查此次调动军队的责任。赫鲁晓夫来华沙，飞机在上空盘旋2个多小时才获准着陆，谈判亦未有结果。工人和学生随时会游行，发生流血事件的可能是存在的。苏联希望中国党“能使用影响防止此种错误发展”，而苏联直接应付有困难，“软则助长右派气焰，硬则有可能逼炸”。最后，王炳南请示使馆应如何表态。[41](P21-28)上述电报外交部均是21日才收到的，而且在这些电报中也没有证实有关苏联出兵干涉的情况。

　　毛泽东所知道的苏联使用武力干涉波兰的情况，应该来自外电。不过，吴冷西当时向毛泽东报告的“外国通讯社消息”，并非“苏军正在调动”，而是已经过去的情况。经查，实际上吴当时看到的新华社转发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20日电讯的内容是:昨天晚上赫鲁晓夫命令军队包围华沙，扬言要用武力“镇压”波兰方面的“任何叛变”：“苏联军队和八百辆坦克正在向波兰首都开动”，“波兰各地都有关于苏联军队调动的消息”，“波兰的局势十分混乱和紧张”：奥哈布以退出苏波会议和“断绝一切关系”相威胁，终于迫使赫鲁晓夫停止了把苏军调到波兰的行动。[42](P1091-1097)这就是说，10月20日毛泽东并没有从正式渠道得到苏联备或已经使用武力干涉波兰的情报，而吴冷西报告的国外传闻都是过去的事情，并且说明苏军已经停止调动。毛泽东不大可能根据这些消息就训斥苏联大使，并要求苏联停止军事行动。况且，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也不是如吴回忆的发生在20日晚，而是在21日。退一步讲，即使20日晚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也没有对赫鲁晓夫的决定起作用———那时苏共代表团已经回到莫斯科了。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20日会议的工作记录，苏共领导人作出的明确“结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