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10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工作记录，是否对波兰进行干涉的问题，苏共领导人决定在23日“召集兄弟党领导人”进行协商，“因为欧洲各党表示极为不安，因为波兰事件是以尖锐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形式出现的”。在随后的讨论中，赫鲁晓夫表态:鉴于目前的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并表现出耐性。此议得到“大家赞同”，尽管莫洛托夫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波党的政策“已经改变”。[45](P43-44)当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各党的电报，请他们派代表来莫斯科商议波兰问题：委托米高扬等人审阅关于撤回苏联顾问致波党中央的信并报苏共中央最后通过：派专机接中共代表团。[46](P45-46)这表明，莫斯科已经有了“放弃武力干涉”的初步意见，但还要与各党商量，特别是听取中共的意见。显然，此时赫鲁晓夫还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夜毛泽东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47]就是说，直到22日莫斯科才了解到中共和毛泽东对波兰问题的态度，这对于苏共领导人最后确定处理波兰问题的方针以及日后与波兰的关系无疑将发生影响。
中共帮助协调苏联与波兰的关系
中共中央在22-23日看到这些电报时，已经确定了对波兰危机的看法和处理问题的方针。于是，对使馆与新华社之间的看法分歧做出了评判。23日外交部给王炳南回电称:“对波兰情况望客观地收集材料，及时报告国内。对情况的分析亦需客观、全面，不要人云亦云。在同波兰及其他兄弟国家使节接触中，应多听少说，不要轻易表示态度，更不宜对波兰政治情势轻下结论。中波关系中各项事务应按原计划进行。”[52](P8)25日外交部又致电王炳南:“使馆关于波兰政局的各项电报均收悉。我们认为，使馆注意对目前波兰政局的报道是好的，但应该说使馆对波兰局势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使馆同谢文清同志的意见分歧中，谢的意见是正确的。请将此意告诉谢，并请你们对波兰局势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
新华社总社同时致电谢文清:“你十月二十二日发来的对波兰局势的看法的内部材料，甚好。你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得到了中央同志的好评。”[53]大约与此同时，中国的看法和方针也告知了波兰。据马热茨回忆，10月22或23日，刘少奇、邓小平和朱德在北京机场临时接见了他，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说:“我们请您向波兰党领导转达我们的敬意及对你们进行变革的钦佩之意。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作的自主努力，并祝愿你们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刘接着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苏共通报对波兰进行变革的态度，又补充说，波兰完全可以指望中共的支持，还答应向波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贷款。[54]
23日，即波党中央全会结束后两天，赫鲁晓夫在同哥穆尔卡通电话时强调，他不认为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和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基础上。[55](P234)当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56]至此，苏联对波兰的方针已经确定，并且与中共取得一致，但波苏关系的紧张状态并未消除，赫鲁晓夫希望中共代表团能够从中帮助协调。
关于危机发生后中共如何做波兰党的工作，目前看到的材料很少，只有吴冷西回忆录中讲的情况:中国代表团曾与哥穆尔卡、奥哈布等人会谈，刘少奇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同时也劝他们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哥穆尔卡一再感谢中国的支持，并说波兰党和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并表示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尽管这条回忆史料已经被一些研究者使用，但其真实性颇令人怀疑。据笔者考察，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哥穆尔卡和波兰代表团根本就没有到莫斯科来，刘少奇与哥穆尔卡的谈话以及中波代表团会谈从何说起?[57]
从档案文献看，中共对于波兰党确实也有担忧的地方，也需要去做工作。关键问题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58]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59]由于担心刘少奇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60]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或许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与波兰党沟通，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等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他还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刘少奇说，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的意见，说“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时刘少奇建议苏方发表一个宣言，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
经过商谈，赫鲁晓夫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于是，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63]30日晚8时完成了宣言草案。[64]随后，赫鲁晓夫返回主席团会议。讨论中，赫鲁晓夫表示可以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案。[65]
中波之间对匈牙利事件的分歧意见
当时中国领导人确实没有得到有关情报。10月23日晚8时和9时，中国驻匈使馆发回两个电报，未加评论地讲述了布达佩斯游行的情况和匈党第一书记格罗的广播演说。此后便再无音信了。24日下午4时外交部连续发出3封电报，要求驻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使馆迅速报告匈政治局势(特别是纳吉的问题)，“报告时切忌主观片面和人云亦云”，并要求驻匈使馆立即派一名了解情况的参赞和翻译赶往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67](PP3-4、5-6、8、9、14)但由于中国驻匈使馆通讯中断，外交部一直没有收到回复。
那时中国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国际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市内邮电局进行。由于出现动乱，从23日午夜起一切国际电讯、电话全部切断，使馆的报告发不出去，国内的指示也接收不到，直到25日下午才恢复电讯(电话仍不通)。所以，24日上午使馆报告游行当夜已经“演变成反革命暴动”以及实行戒严和苏军出动的电报，外交部直到北京时间26日凌晨才收到。[68]
不过，此后驻匈使馆每日发回数封电报，始终称匈牙利发生的是“反革命暴动”。[69]《人民日报》从27日开始刊登的消息和报道，与使馆的说法完全一致。对于纳吉政府，中国使馆10月28日报告:“暴乱以来，从匈广播的各种通令号召措施等看，政治上可疑之处颇多，值得注意。”31日的电报做出结论说:“从23日反革命政变到现在止，反革命基本上已掌握了政权。”接着，《人民日报》的报道也开始指责和批评纳吉政府。[70]11月1日纳吉紧急召见中国大使郝德青，表白自己是共产党员，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恳求中共在这危急关头出面帮助解决苏联撤军的问题。[71](PP90-91、97-101)然而，就在他与郝德青谈话前几个小时，中共领导人与苏共中央已商定，准备对匈牙利进行武力镇压。[72]
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的态度与中国全然不同，华沙一直把布达佩斯看作患难兄弟。对此，中国领导人是了解的。
波兰不仅是最早向匈牙利提供援助，也是最早向匈牙利新政权发电祝贺的国家之一。10月29日中国使馆报告:哥穆尔卡、西伦凯维茨在给卡达尔、纳吉的贺电中称:“在最近几天内你们和我们都同样地为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平等独立，进行了坚定的斗争”，“我们了解匈牙利民族政府的纲领”，“这个纲领是符合匈牙利人民和整个和平阵营的利益的，只有那些想使匈牙利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才会拒绝这个纲领”。[75](P48)这个看法，与中国的立场显然是有重大区别的。
匈牙利局势急剧恶化以后，郝德青于31日与波兰驻匈大使维尔曼进行了讨论。维尔曼说:波兰领导人正在积极研究匈牙利情况，我个人认为，如果采取积极措施，匈目前的局势还有可能挽救。纳吉、卡达尔还是共产主义者，当然他们的处境很复杂，因为劳动人民党已被粉碎，其他党派对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波兰党代表团曾经和他们交谈过，主要是希望他们采取迅速、坚决的措施，挽救社会主义的成果。
匈牙利领导人表示同意，但他们认为首先应恢复正常秩序，恢复生产和交通，同时采取措施保持社会主义基础。[76](P12-21)此时，波兰还对纳吉政府寄予希望，而中国和苏联已商量好要抛弃这个政府了。因此，中国开始考虑与波兰拉开一定距离。
与刘少奇谈定行动方针后，11月1日赫鲁晓夫飞到布列斯特与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举行了会谈。哥穆尔卡虽然承认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已经抬头”，并同意苏军“不应撤离”，但他反对进行干涉，因为这是匈牙利的“内部事务”。[77](PP337、510)尽管哥穆尔卡没有当面表示坚决反对，但11月2日《人民论坛报》发表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告工人阶级和波兰人民书》，其中讲到:“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匈牙利捍卫和坚持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成果的问题可由国内力量———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去解决，而不应是外来干涉”。[78]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则刊登了中国政府关于苏联宣言的声明，其中说到:“我们非常高兴，波兰人民及其领导人已经发现了反动派分子的活动和这种活动的危害性，这些反动派分子企图颠覆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注意到这一点和将最广泛的劳动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同人数不多的反动派分子的阴谋活动区分开来，这是绝对必要的。”[79]中波之间的分歧，由此可以看出。或许是考虑到与波兰立场的区别，11月2日外交部指示中国驻匈使馆:目前匈牙利局势比较复杂，要多听少讲，不要轻易表态：使馆人员要提高警惕，沉着、谨慎，少外出行动：各兄弟国家使馆对外有共同行动时可以参加，但“不宜和波兰单独行动”。[80](P45-46)此时，波兰方面似乎还想继续与中国采取一致行动。11月3日晚，波兰驻匈大使再次会见郝德青，告知了他刚结束的与纳吉谈话的内容，并建议中国党最好也能派负责同志前来了解情况，施加影响，提些建议，这可能有助于使匈情况不再恶化，避免其完全倒向西方。[81](P28-31)大概因为是已经得知国内的态度，驻匈使馆向外交部电告的谈话内容中，根本就没有波兰大使的建议。[82](P110-111)
看起来，波兰和哥穆尔卡一直想拉近与中国的关系，并得到中国的支持。然而，在中国领导人眼中，波兰党和政府的立场似乎与社会主义阵营渐行渐远。11月5日驻波使馆报告:此前波兰各报大量使用西方报道登载匈牙利的情况，对纳吉政府多有支持，而对苏联的干涉不满。对于中国和苏联关于匈牙利的评论和声明均未予转载。5日的《人民论坛报》仍首先刊载西方报导，其次才引用塔斯社关于工农革命政府成立的消息，摘登了卡达尔等人的公开信，而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只是极简单地转述了几句。[85](P67)11月7日又报告说，波兰学生普遍认为苏联出兵匈牙利是错误的，是干涉别国内政。还有人要求游行示威，经波党劝阻未成。据说波党中央认为，如果游行示威就会陷入孤立，因为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支持卡达尔政府，而且游行一旦流血，可能招来苏联出兵干涉。[86](P69-70)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国的注意，11月9日新华社总社致电谢文清:最近波兰在一些问题上的态度值得密切注意，要求记者和使馆合作，“迅速提供内部参考材料和你们的看法”。[87](P13)看来，中国领导人需要对波兰新政府做出一个基本判断了。
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认识和评价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中两次提到哥穆尔卡。谈到人民内部的纠纷和党内斗争时，毛举例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谈到苏联的非斯大林化时，毛说:“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