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毛泽东又看到一篇苏联学者写的文章，并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27]这种情况显然更刺激了毛泽东的战斗情绪。9月12日刘少奇送来了他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大悦，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1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28]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第三次来华访问，双方领导人会谈时发生了严重争吵。苏联人感到，对中共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批评。赫鲁晓夫气愤地说：“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尽管争论主要是围绕对外政策进行的，但毛泽东头脑中考虑的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以至10月4日在东郊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时，毛泽东仍然大讲特讲“大跃进”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人民群众如何创造了“人民公社”，与苏联历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国的人民公社有哪些优越性等等。

 尽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认识到中苏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两国的同盟至关重要，但又同时又都认为对方的错误是必须改正的。于是，1959年10月以后，中苏双方都开始宣传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1960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言论及其随后对印度的访问，使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正在追求与西方达成妥协，并将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问题只是爆发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将如何点燃。

 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一些纯粹的理论问题上。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帐”。紧接着，中共领导人又在世界工联会议期间公开提出并宣传，在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上与苏共有重大分歧。

 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作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苏共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那将是一次为自己辩解的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毕竟还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认可。但是，一方面，毛泽东需要社会主义阵营，更需要领导这个阵营，而没有苏联，也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因为只有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才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毛泽东决定在关于革命与战争这些理论问题上与苏共论战，并坚信可以说服之，或者战胜之。

 毛泽东心中的目标是要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树立一面赶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旗子，是要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率和榜样。然而，在莫斯科看来，北京发动的这次理论攻势是向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于是，出现了苏共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的场面。在理论上压服中共失败后，赫鲁晓夫不顾众人反对，决心在经济上继续向中共施以颜色。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

 就这样，中苏两党的内部分歧演变为公开论争，党际关系的矛盾演变为国家关系的恶化，中苏同盟终于走上了破裂的道路。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社会主义盟国之间，不仅要求对外政策的统一，而且强调对内政策的认同和一致，否则就会被指责为破坏团结和友谊。其标准是看谁处于同盟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则无疑加剧了同盟的不稳定性。问题的实质大概就在于社会主义同盟关系中固有的某种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