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退社现象相联系，1956年下半年，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一个新现象：一些原私营工商业户开起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个体手工业生产也日趋活跃。9月份上海市手工业个体户为1661户，从业人员5000多人；10月份就发展到2885户，从业人员8100多人。广州市9月份一个月内，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增加1100多人。武汉市合作化后，个体手工业者只剩2000人，到9月份又增加到将近8000人。天津、北京、青岛、郑州、成都和广西等省市，个体户和从业人员也是成倍增加。有人认为，这种情形的产生，是因为八大后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自由市场，直接刺激了个体手工业的发展，使原私营工商业“死灰复燃”。有些干部担心“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这样下去会妨碍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46]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看法和态度却有所不同。
三个月前，中共八大刚刚宣布“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又说“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而且“十年、二十年不没收”，这不能不说是政策性的重大调整。
缓解社会紧张，平息各地“闹事”，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国民生活问题。1955年起，由于过分偏重国家基本建设，日用品生产受到挤压，加上各地争抢高速度，导致物价上涨，商品供应紧张。以大城市上海为例，“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所带来的生产建设高潮，特别是发展农业四十条纲要草案提出以后，全国农业的生产劲头很大，纷纷购置各种生产资料和文教卫生用品，带动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对上海市场提出了大量需要，原来上海认为积压的一些商品，很快定购一空，成为紧张商品。”当时国营商业部门曾想了不少办法开辟货源，满足生产方面的需要。下半年，上海的生活消费品供应也跟着紧张起来。8、9月间，全国范围内在提高工资基础上的工资改革陆续结束，增加工资后的社会购买力，很迅速地集中投入消费品市场。再加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上半年定息也在这一时期发放，更增加了对消费品市场的冲击。呢绒、绒线、针织品、家具等供不应求，部分高级消费品如自行车、无线电、手表、钻戒等，也畅销起来。工业消费品市场，十分活跃和紧张。副食品的供应也很紧张，特别是猪肉来源较紧，减少了供应量，居民发生排队抢购的现象。[51]
面对压力，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在安排计划时强调注意人民生活。12月18日，因周恩来出访而任代总理的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提出了“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条件下来搞建设”的观点。他主张“保证必需的民生，有余再搞建设”，还提出要找出一个“民生和建设正确关系的标准”。[52]虽然很难说这是要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方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作为权宜之计，国民生活也已经被国务院摆在了基础的位置。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国民生活。八届二中全会前，各地上报汇总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为243亿元，全会决定调低到135亿元。陈云对这个指标仍有疑虑，于是在1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提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削减。[53]会后，国家经委经过仔细计算，果然认为基本建设投资还可以削减。12月27日、30日，陈云两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主张将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削减到114亿元，还说“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陈云意味深长地指出，这样做“可以避免犯东欧国家的错误”。[54]
为了解决企业职工提出的问题，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工人阶级问题十人小组，由刘少奇主管。12月17日，刘少奇召集十人小组和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负责人开会，座谈劳动调配、工业基础、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等问题。刘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如工厂用人可以考虑采取“劳动合同”的方式；“建立新工业基地，要研究轻重工业的配合问题”；企业管理可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它又是领导，又是监督，主要是监督，是权力和监督机关”，并且不无担忧地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要出乱子”。刘少奇还告诉与会者，中央要“全面讨论”工人问题，要求各种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能解决的应作出决定加以解决，不能解决的要有交代。[55]
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自然也是安定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上半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即在内部系统开始了一次检查工作。从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的反映看，不仅对中共各级统战部门有意见，而且对各单位内部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更多。于是，中共中央在12月26日作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重点转移到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部队，主要检查这些单位中的中共党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中共承认，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在党派关系上，我们的许多同志不承认或者不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地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或者加以歧视和排斥；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上，很多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想积极工作而不可得；在民族关系上，许多同志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指示要求各地和各单位“一边检查，一边解决检查中发现的问题”。[56]
总的说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地“闹事”和社会实际问题，中共和政府的主旨显然是调整原有政策，采取了某种“让步”的姿态。不过，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波匈事件后的社会思想动态。对此，毛泽东看得比较严重。
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毛泽东在1月18日的讲话似乎非常严厉，他一开头便指出：“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出现在党内，如争名夺利、贪图享受的思想在党内有所发展，一些领导干部对农业合作化优越性有怀疑态度，反映富裕中农思想的单干风有所抬头。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学校里学生闹事的背景，一是学生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富裕中农家庭者占80％，一是受国际事件影响，“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毛特别指出：“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随后，毛泽东便用主要篇幅专门讲国际风潮对党内和国内的影响，从尖刻的言词可以看出，对于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苏共二十大“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接着，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中共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无非是要推翻共产党，结果就暴露出来。“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所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最后提出：“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对待“闹事”的态度，毛泽东主张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准备和积极的态度，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他以匈牙利为鉴说：“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便成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闹得对的，就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闹得不对的，就驳回去。既“不能步步后退，好恶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也“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不能学段祺瑞”。应该耐心地做大多数闹事者的分化、引导和教育工作，而“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至于那些没有行动，只有言论的人，毛泽东主张后发制人的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总之，毛泽东最后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学问，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看，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已经蕴含了他后来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思想基础。不过，笔者并不认为此时毛泽东已经在设计“引蛇出洞”的“阳谋”。[58]显然，当时中共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在这里。从波匈事件后中共召开的几次会议和应对国内局面采取的方针可以看出，作为执政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共面对着三个问题，即中共各级领导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这是引起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普通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由于中共政策方针的偏差可能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不过，工农大众不会反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会随着执政党自身的作风改变和政策调整而得到解决；党内外知识界（包括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奇谈怪论”，这些言论本质上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但由于建国以来阶级斗争搞得比较彻底，所以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有限，不会闹出大乱子。因此，要避免中国社会出现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危机，首先要解决的是前两个问题。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他的著名学说——“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以此作为开展党内整风的指导思想。
发表于《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
沈志华：(1950.4--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1] 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 参见沈志华：《1956年10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
[3] 关于这个问题，凡是研究1956－1957年中国历史的论著几乎都会有所涉及，例如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但是专门的研究和论述却很少见。
[4] 八届二中全会记录：第一次会议，
[5] 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
[6]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第515-518页。
[7] 以上引言见《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9-238页。
[8] 以上引言见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周恩来报告，
[9] 八届二中全会记录：陈云报告，
[10] 《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6页。
[11] 八届二中全会简报和小组发言记录，1956年11月。
[12] 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
[13] 八届二中全会记录：毛泽东在小组长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
[14] 以下毛泽东
[15] 《林克日记》（手稿），未刊，第15页；李慎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百年潮》1997年第5期，第47－49页。
[16] 见《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的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5-37页。
[17] 原载
[18] 参见
[19] 关于195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一系列会议的情况，由于当时没有正式的会议记录，而列席会议的吴冷西做了详细笔记，这成为有关会议情况的唯一史料。据说，《毛泽东传》一书的有关叙述，主要也是源于吴的回忆录。此处及以下关于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过程和内容，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2-82页。
[20] 关于文章起草和初稿讨论的过程，《毛泽东传》(第607-608页)与吴冷西的回忆差距很大。由于看不到原始材料，无从对此作出是非判断。所幸对于讨论的内容，两者的描述大体一致，因此不影响读者对实质问题的理解。
[2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7页。
[22]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
[23] 《内部参考》
[24] 《内部参考》
[25] 《内部参考》
[26] 《内部参考》
[27] 《内部参考》
[28] 《内部参考》
[29] 《内部参考》
[30] 《内部参考》
[31] 《内部参考》
[32] 《内部参考》
[33] 云南省档案馆，
[34] 《内部参考》
[35]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622、643、649、655页；《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