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春天来的特别早，尽管冰雪尚未融化，中国大地已经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说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动态。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像一支报春花，预示了中共领导人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充满理想和信心的蓝图，也标志着中共将对其执政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关于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中国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1]不过，正如美国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执不休的的问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一点，那只不过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2]的确，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在任何国家都是纠缠不清的，而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共政权的关系尤其如此。以往对1956年初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讨论，重点在于说明中共，特别是周恩来，表现出来的纠“左”倾向，这对于历史研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本文加入这一讨论，主要是围绕这次会议的前提、过程和结果，着重分析中共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变化和政策调整的局限性，以及知识分子反应的双重性。
提出问题：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
知识分子会议前夕，毛泽东正在筹划一个新的宏伟蓝图，即在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三大改造将要提前结束的形势下，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尽快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从合作化到工商业改造，汹涌而来的全国社会主义热潮，强化了毛泽东改造中国的自信。同时，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党内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发热。国务院各部委召开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3]中共掌权后的第一次经济“跃进”，由此发韧。毛泽东清醒地知道，“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4]然而，与广大农民、工人和干部摩拳擦掌的热情相比，作为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之一，知识分子则多少显得有些不够振奋。
在中国社会，知识分子问题向来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对于执政者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中国的
在中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早年投奔延安或在白区参加地下党，成为党内知识分子。这部分人数不多，且后来大都脱离知识界走上仕途。另一部分是占多数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6]据统计，在1956年初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占93%，建国后增加的人数约占35％，[7]其中不少是海外归来者。[8]这些留下或归来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政治信仰多么复杂，多么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爱国。虽然不一定认同共产主义，甚至对此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因此，多数人倾向于中共新政权，希望有机会为国家效力。
进城之初，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相当宽厚。原来在大专院校教书的，仍然教书，原来在政府机关任职的，也续任其职，一切维持原状，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生活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顾。中共还把知识分子分别编入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等协会。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文学艺术界的社会团体，如参加作家协会者，不但不用缴纳会费，反而像进入政府机关一样，有固定薪资可领，作品也有该团体的刊物可供发表，甚至一年半载没有创作，也用不着担心饥寒冻馁。[9]台湾学者陈永发院士认为，中共通过“包”下来的政策，变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那些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颇有知遇之恩的感觉。[10]
不过，在共产党看来，这批知识分子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要让他们为新社会服务，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对于建国之初中共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界究竟是被迫承受还是主动反省？有一种估计是比较客观的：大概在运动之初，主动反省成分多于被动承受。正是由于愧疚感和感恩情结，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承认有自我改造的需要，自愿地接受了中共起初比较温和的思想改造要求。还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前，1949年11月，美学家朱光潜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行检讨，随后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哲学家冯友兰等人，也都纷纷自我批判，公开宣布与旧的自我及旧的社会一刀两断，并决心按照新社会的需要重新创造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