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应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114]《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号召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针对党内的质疑，社论指出，决不能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政治经历和社会关系复杂，就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社论甚至认为，在思想作风上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缺点，也要热情地帮助他们，“把他们逐步地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115]根据中央的精神，各地都制定了在知识分子中建党的计划。上海市规定，全市在1956、1957两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11%左右，在一般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7%左右，并要求年内完成上述建党指标的50%。[116]“从3月开始，全国刮起了一阵竞相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旋风。用多快的速度、发展多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似乎成了紧跟中央的一个标志，有些地方党委甚至为此而打破了正常的入党程序。”[117]官方媒体不断报道各地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消息。到建党日“七一”前夕，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入党，仅上海、北京两地，几个月内就有3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著名的物理学家邓稼先，物理学家谢希德，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翻译家曹靖华，电影导演蔡楚生、张骏祥，中医赵锡武等，都是这个时候入党的。[118]1956年上半年，中共各级组织共接收了2592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党员达到125万人，占1700多万中共党员总数的11.7%。[119]

第四，培养和扩大知识分子队伍。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充分使用现有知识分子，一是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以迅速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在中共中央拟定的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中，希望在12年内至少培养出100多万高级知识分子。[120]规划提出，“必须培养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足以独立地解决我国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卫生事业和其他各个部门的技术问题的专家。” 同时必须“培养出一定数量的接近现代先进水平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理论科学家。”[121]中共中央所以特别重视高级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们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一是为国家培养新专家。因此，需要急切地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们配助手。郭沫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殷切地提出：“我们希望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上，作到最紧张的努力，把潜在力量进一步发挥出来。”他认为，“培养专家要用带徒弟即个别指导的方式。”他要求科学院每位导师带研究生从5个增加到10个，这样科学院12年内培养研究生就可以比原定10500多名增加一倍。[122]除了自己加紧培养，中共还从两个途径扩大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一是委托苏联代为培养，一是继续争取仍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195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派留学生赴苏联学习，主要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1956年上半年，有1300多名中国留苏学生完成学业，已有300多名回国，其余的人也将于最近陆续回国。[123]此后，中国一面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一面继续不遗余力地争取滞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据当时官方摸底，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大约有7000人，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不少人已经是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随后，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并作出批示，确定“普遍争取而又以在美国的留学生为重点”的方针，要求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动员起来，“在大约三年时间内把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可以回国的留学生基本上争取回国，今年要求争取一千人”。[124]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确实尽了极大努力，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以上涉及政策转变和调整的种种措施，如果是针对当时的工农大众的，自然完美无缺，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诉求。

双重反应：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努力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党外，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去。中央和各地都动员舆论进行了大量宣传，以造成声势。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月30日至2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除原有545位委员外，增加了119位新委员，还邀请了626位各界人士列席，参加会议的共计1290人。